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受到列强的侵略，老是打败仗。只有抗日战争中国取胜了，而且是全民动员起来了。那个时候解放区动员得好，国统区动员得差，而沦陷区的抗日情绪爱国精神十分高涨……这都令我十分难忘。
白岩松：我想，您这本书虽涉及战争，但笔的着墨处还是在写人。
王火：我想是在写人。如果写战争，打了一仗又一仗，从头到尾不知要打多少仗，那我一百六十万字不够写。但是放在人上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典型人物，透过写他们，可以体现出更加真实的历史。
白岩松：通过人的一生去写历史的时候，是不是能写出更加真实的历史？
王火：人，是活的人，尤其是典型人物的话，那他就更足以代表和反映历史，我反映的是当时的全面抗战的历史。
白岩松：我想很多人非常希望看到作家笔下的历史是更真实一点的历史。
王火：我们的抗战文学有所谓大后方的文学、解放区的文学，也有孤岛文学。我实际是把三股文学汇在一块了，这也得到了许许多多人的认可。举个例子来说，这部小说这么长，一百六十万字，四川人民广播电台要联播。当时我就想，联播这么长的作品，能受人欢迎吗？结果播出后在听众中引起极大反响，每次播放要八个多月，两年多里，应听众要求播了三次。
白岩松：您说自己是个不太走运的人，为什么？
王火：《战争和人》的第一稿是我多年心血的结晶，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却被一把火烧尽。十年浩劫后，我又重新拿起了笔。但当我在写第二稿时，却又因为救一个落于深沟的小女孩撞伤头部，致使左眼失明。后来我还是坚持写完了小说的第二部和第三部。
白岩松：是什么使您坚持着写《战争和人》？
王火：常常有许多生活可写，但有一种生活积累得太深、太厉害了，在你心里面就有一种创作的冲动……
白岩松：憋闷？
王火：对了，不把它写出来不行。
白岩松：毕竟在您写作过程中，您左眼失明了。
王火：原来我不大相信，有部电影叫《鸳梦重温》，美国电影。一个人受了伤，过去的事全忘了，连自己的爱人都不认识了，我倒没达到那样地步，但当时认不得人了，说不出话。后来很多事也忘了，也是那种情况，所以我相信那个电影是有事实根据的，并不是胡编的。医生叮嘱说：你是作家，最好还是写写东西把你的记忆恢复起来。
白岩松：您后来重写《战争和人》的过程是一个并不痛苦的过程？
王火：不太痛苦。当然，从某种方面讲，从生理方面讲还是有些困难，毕竟只有一只眼睛嘛。记得当我刚只有一只眼睛的时候，上楼梯就摔过几次；当我倒开水的时候，两眼没有一个焦点，一倒就倒到手上；我夹菜的时候，筷子就夹到碗外面去了；写字的时候字迹就很潦草了，有的时候就像“画符”一样。一只眼睛又不能用电脑，其实如果我有两只眼睛的话，掌握电脑还是很快的。
白岩松：您现在为什么已能这么平静地讲述作为我们听者听来并不平静的一些事呢？
王火：因为这部小说写完到现在时间已经很长了，我现在正从事另一部长篇的写作。我把作品写完交给读者，我就尽到责任了。
白岩松：《战争和人》这部书得到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但毕竟还有非常多的年轻人没有读到过这本书，您对此是否感到遗憾？
王火：我最遗憾的就是这个，因为我的本意主要就是写给年轻人看的。也许是由于书写得太长和书价太贵的原因吧。但我希望并且建议青年人能读一读这部书。
白岩松：作为一个严肃作家，寂寞对您来说是不是一种生活习惯？
王火：我想，寂寞与作家是分不开的。如果一个作家很浮躁的话，那他是写不好的。习惯成自然，安于寂寞也成为我的一种自然。不讲话，从早到晚坐在那儿写，我也习惯。其实我是很希望能保持安静的。
关于《霹雳三年》答金弓问
金弓：读了你的《霹雳三年》手稿，我觉得这部小说好像是《战争和人》的继续？
王火：是，也不是。说它是，因为这是我在完成《战争和人》后花了三年左右时间写成的长篇，书中写的年代也是顺延下去的(《战争和人》写的是1937年至1945年八年抗战；《霹雳三年》是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6月至1949年6月那三年)。但它显然绝不是《战争和人》的第四部或续篇，因为人物变了(例如童霜威等人物均不存在了)，写法变了，结构变了，叙事风格也变了。我在写《霹雳三年》时，有意想消除读者把这部小说当作《战争和人》的第四部看的想法，才这样做的。
金弓：有此必要吗？
王火：一是想给读者多些新鲜感，换换人物和写法。二是《战争和人》三部曲已经完整地画上了句号，没有必要又来写它的第四部，何况，“续貂”总是不讨好的。三是这部小说我决定用记者笔法来写记者生活，浓缩了写，限制在五十万字内，不想再长，而且想把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压缩了与过去那三年时空交叉着写。我既不愿重复别人，也有点不愿重复自己。因此，成了现在这样子。
金弓：你为什么要写《霹雳三年》？
王火：这倒是同当初写《战争和人》三部曲时的酝酿与构思有关的，我原曾计划先写抗战八年三部，然后一部一部写下去。解放战争写一部，新中国成立后再分写成四部。但年龄大了，视力差了，再写那么多，是太困难了。然而在生活、思想、艺术等方面的酝酿准备已经比较充分，因此，动用了几乎自己所有的全部生活积累提炼以后瓜熟蒂落地浓缩成了这么一部小说。
金弓：以前报上登过，说你正在写一部《和平和人》，那就是这部小说吧？
王火：原来曾打算书名叫《和平和人》，以与《战争和人》对称，但写着写着，起了变化。后来，书名也想叫《沧桑》，结果仍觉得不切题。最后，起了现在的书名。
金弓：我喜欢你这部小说中的“苍茫莫愁湖”“多情花神庙”等章节，那么浓墨重彩的片段使人很有艺术感受。请问你写的有多少是真实的？
王火：小说总是小说，在生活的基础上加工演义而成的。你提到的章节，有很多的想象和虚构，但在“南通买人头”等章节中，基本都是真实的，简直没有一点虚构。
金弓：你是有自己的独特感受才写这部小说的？这部小说是说真话的吗？
王火：当然是！如果无感，既不想写也写不出，更写不好。正因有感，才非写不可。我写东西总是有独特的感受才动笔的。写这种涉及历史的书，自然要说真话。思想上明确的是：我是为了今天和未来才写过去的。我希望历史是一面镜子。
金弓：在这点上，我觉得《霹雳三年》较之你有些作品似乎更贴近现实和读者的心。你已写了多部长篇，这部小说在你是否是得意之作？
王火：这部长篇，《当代》杂志曾刊登了二十万字，《黑龙江日报》做了连载，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曾经连播，反响极好，最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它出版，印了一万册。何启治、陈辽、冯宪光等不少著名评论家都写了评论发表，《文摘》杂志刊登了故事梗概，《文学报》《文学故事报》等选登了一些章节，我觉得反响还是可以的。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尤其是长篇，一般在写作时或刚写出来时总是得意的，不得意甚至可能写不完。但是否属于得意之作或较之以前的作品孰轻孰重，这得交给读者和评论家们去比较、评断并接受时间的考验了。
金弓：你这部小说显然是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本的？很想听你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王火：我觉得也植入了新观念、新手法，有我新的追求、借鉴和探索。我看小说，从不排除任何流派和任何一种创作方法。我也很喜欢“新”，新的东西凡有长处我都欣赏。不过，我写小说实际从来很少考虑我用的是什么创作方法，我不用框框套死自己。我觉得该怎么写就怎么写，不能缺乏创造力，也不能固定的一成不变不加丰富和改进。只走前人走过的路方便，但并不美妙(当然，这说说容易，真正找一条新路走是很难的)，我常常是顺乎自然地写，我也不赞成一味或胡乱地追新求异或随波逐流。有人唯现代主义是主，唯新是主，把那奉为上帝，排斥其他，我不会受这种影响。写小说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自己做主，不要听任何别人教你该怎么走，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要靠别人教你怎么走，可能你连步子也迈不开了。
(原载《创作评谭》1998年第12期)
“主心骨”与“金钥匙”
王火
近来，看到两条新闻：一是北京的一个马克思主义专业书店开张(其实，在我们国家里，新华书店和一些其他书店都有马克思主义书籍出售，但这是一个专业书店)，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记者采访了到书店踊跃看书和购书的读者。读者表示非常欢迎这种做法，因为专业书店马克思主义书籍品种齐全，便于购买。二是《文汇报》在第一版上报道上海市认真做好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工作，从1990年开始，至今历时八年，有239部书稿获得资助，其中的200余部著作已出版面世。在全市出版的全部学术著作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它对推动上海市广大理论工作者深入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深入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上海出版界调整出版物结构，提高品位，传播知识，弘扬文化做出了贡献，受到社会各界好评，被誉为上海精神文明建设的实事工程。
作为一个老编辑出版工作者，我对这两条新闻颇有兴趣。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受重视，总是高兴的。我历来重视书，而且相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从有书以后，世界实际是被书统治着的，一切统治实际都是书的统治。
这倒不是说书的出版发行数量在全世界有多么大，更不是去抬高那些“文化垃圾”类的书籍、泛指那些芸芸众生所写所著所编的无关痛痒的平庸读物。我是说，无论中外，从古到今，学者哲人、诸子百家那些充满智慧与人生哲学及经验的主义和教旨，那些洞察事物、启发人心、指导思想、阐释社会规律的理论，那些掌握策略、除旧布新、设置未来、昭喻人类前进方向的著作，都或多或少对统治大大小小的天下，起过全面的或部分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书，就是这样的书中的佼佼者。
记得多年以前，美国的一位学者曾列举了十六本“改变世界的巨著”，包括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牛顿的《数学原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克思的《资本论》、索罗的《不服从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史陀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又译《黑奴魂》《汤姆叔叔的小屋》)、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对这些“改变世界的巨著”，他的列举既不全面、完备，也大有可争议之处。“改变世界”也有两种改变法，不可同日而语。一种是好的改变，一种是坏的“改变”，界限理应分清。例如希特勒宣扬纳粹思想的著作《我的奋斗》，疯狂邪恶、醉心于权威的操纵与捧唱，曾被法西斯主义者捧为瑰宝。这本书在法西斯发动世界大战、屠杀犹太人等方面起过极坏极可怕的作用。但二战结束至今五十多年，这本书仍未绝版，至今有些国家的法西斯主义分子仍在企图死灰复燃，虽然人数不多，但为害不小，同这类法西斯主义书籍的继续传播显然有关。
可见，好书的传播，会起好影响；坏书的传播会起坏影响。好的书统治世界，是要把世界引向进步与光明；坏的书统治世界，会把世界送向战争、送向苦难。美国这位学者列举的“改变世界的巨著”，不立足于这样一个根本观点，把起好影响的著作与罪恶的书并列作为“改变世界的巨著”，实在不妥。
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赢得的信仰者，恐怕是从古至今人数最多的了。二战后，出现过马克思主义的灿烂时期，后来有过挫折，甚至很大的挫折，但并非马克思主义本身造成的挫折，而是学它用它的主政者干得不好又掺杂了国际复杂因素造成的。到现在为止，世界上仍还没有哪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更重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更重视发展；仍还没有哪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这样，过去和现在在实际中曾得到过那么大的成功，在世界人民中传播发展得这样广阔和深远。
我去年访欧，见有的东欧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并不平坦，怀旧思念昔日社会主义的人，在老年到青年中都有。一位当年的共产党人说：“马克思主义是忘不了的！”在维也纳的一家书店里，以马克思像作封面的书依然陈列着。我未曾调查购书的人有多少，但显然是有人买的。一种有价值的好理论，怎么可能湮没？
五十几年前，我年轻上大学的时代，为了确定自己的信仰与人生道路，曾遍览各种“主义”的书。那时，“三民主义”是必修课，共产主义的书是禁书。但地下党的同志悄悄送马克思主义的书给我读。我订阅的《新华日报》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从大后方的新华书店里可以购到毛泽东的著作等，我在大学图书馆里连德国国社党的党章党纲都找来读了。经过比较、鉴别、挑选，我终于选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选定了跟共产党走作为我的道路。事实上，中国的革命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我选择马克思主义不是盲目的，是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经过比较才做出了抉择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对我是终生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