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文汇报》记者谢海阳同志打长途电话采访我时，问起一个问题：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为什么现在我国的中青年作家写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不多？这问题确可研讨：苏联一场卫国战争，当时和以后出了许许多多作品。不少好作品是经历过战争的作家写的，也有许多好作品却是未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作家写的。比比他们，我们这个十二亿人口的大国，又是首先从事抗日、反法西斯战争持续时间最长、蒙受牺牲最大的国家，对这场参战人口最多、涉及方面繁复的抗日战争，应该说写得确还太少。拿中青年作家来说，这同他们大都未亲身经历过八年抗战肯定有关，这是他们不太熟悉的生活。但这可能同他们所处的创作环境、生活环境及创作兴趣也有关。他们离这场战争远了，在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有的可能认为抗战题材“过时”了，他们的兴趣也许大量放在当前的现实题材上，或许热衷于去写所谓的“热点”的题材。这可能同宣传导向也有关。当一些评奖和影视、地摊文学的错导和一些报刊一味“炒”的是另一些题材的作品时，必然会将不少中青年作家引入另一些题材的天地中去。何况，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能被挑选的领域太多了，从武则天到康熙，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历史题材是个深广的海洋，会吸引无数人去捕捞。当然，也应该注意到在实际上，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这几年不但仍是有人在写，并且有的写得很好，有新发展和新的高峰。经过今年庆祝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今后必然还会出现许多好的这类题材的小说。实践证明，这个领域不但不“过时”，而且仍可继续开拓出精彩不朽的佳作，这个领域将供给中青年作家广阔的天地去大有作为。这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因为直到今天，在日本国内，恣意歪曲历史、反对反省侵略历史、掩盖侵略罪行的右翼分子仍然嚣张。与政界顽固分子呼应，有的日本小说家仍在写篡改历史颠倒黑白的小说。正因如此，中国作家不会沉默，中国有志气有正义的爱国作家，将会用真实、优秀而有生命力的作品来回答，来保卫和平和沟通中日友好。事实上，这些年来，评论家们认为抗战文学是出现了一个新高潮的，这是在前几十年抗战文学基础上的发展，也是时代和历史推进下文学达到的新深度和新境界。这当然无须自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抗战文学领域中，必然陆续有更多的优秀作品出现，使反侵略反法西斯精神传诸永久。
我期望着改革开放的中国日益富强。我也将继续创作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年第4期)
关于《战争和人》答读者问
(1)我们知道你在创作《战争和人》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的曲折，并且我们还听说你为了写好第二、第三部，你在五十八岁时同意调到“抗战时的大后方”四川工作，请问你为什么如此执着地要写出这部作品，你的创作动机是什么？
王火答：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唯一取得胜利的一次大型战争。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对世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抗日战争是应当大书特写的，我在抗日时期，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感受。旧事，我有新的思索。我决心把它写成一部史诗留下来。我写八年抗战的艰难复杂的历史进程，主要是如实写出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领导作用，国民党在抗战全过程中的表现，日寇的残暴，战争风云变幻下的社会生活，各式各样的人在这场战争中的演出……闪耀民族的凛然正气，鞭挞日寇和汉奸卖国贼的卑鄙无耻。当然，一部长篇是很难用简单的话来表达它的主题和意蕴的。我迷恋于文学创作，写过五百多万字作品，但《战争和人》是一部内容丰富可读性强的高品位作品，应是我的代表作。可惜它写成后毁于“文革”。我能估量出它的分量，觉得别人无法写出这样的作品，而读者应该需要它。爱国和奉献是我毕生的信念，所以决定重写，到四川工作有利于我回忆和补充生活。
(2)人们说“理性是长篇小说的烛光”。对于历史小说，可能尤其如此。《战争和人》书名本身也很具理性意味，请问，你这部书是建立在一种怎样的理性之上的呢？
王火答：我认为文学的终极价值是在于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精神文明境界，对人类的命运，人生的价值应有终极的关怀，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因此，理性的追求必不可少。长篇小说应该是站在今天，回顾过去，展示未来的。我的理性基础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我是怀着激情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来写《战争和人》的。
(3)评论家们认为《战争和人》是反映抗日战争整体风貌的、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但是你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国民党高级官吏的家庭做依托来反映这场中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战争呢？
王火答：这是一部文学性较强的小说。我是从生活出发来写这部长篇的，选童霜威一家做依托正是我这部作品独特之所在，写我熟悉的生活是我的优势。《战争和人》重点写了蒋管区兼沦陷区，也通过人物重点虚写了解放区和游击区，并实写了共产党人在蒋管区、沦陷区的活动和牺牲。这切入角度是新的，却真实全面地反映了抗战的整体风貌，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由于童霜威父子所处的地位，才有可能接触到各党派、各阶层的各种人物，才能到达上海、南京、武汉、香港、重庆等地。童霜威确如评论家李友欣所说的：“是以他作为一种试剂，作为一架探照灯和显微镜，通过他对国民党的五脏六腑。进行探幽显微，暴露他们的丑恶和不可救药，同时显示共产党的影响和力量。”中国的社会是复杂的，童霜威的家庭也是复杂的。童的秘书冯村是一个爱国进步人士，正因为如此，西安事变后转向国共合作抗日，童霜威父子和共产党人之间始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也造成了童氏父子后来的走向。
(4)有人说《战争和人》表现了很强的党性原则，你自己也说过，这本书的立意就是要写出“与日本侵略者一起失败的还有当时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你是否要在你的作品中揭示某种历史必然性？
王火答：是的。有评论家说：“《战争和人》不仅一般地表现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及人的美丑善恶，并深刻而形象生动地显示了经过抗日战争，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貌似强大的敌人取得胜利，国民党之所以丧尽人心一败涂地，这一点，不仅准确地反映了抗日战争的真实面貌，而且对我们今天和以后永远葆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共产党在抗日中用鲜血换来的功勋，使它扩大了力量得到了民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仅仅三年，解放战争就打倒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这就是那时的历史必然。童霜威这样一大批民主人士的产生，童家霆这样一批青年人跟着共产党走，也都说明了历史的必然。
(5)评论家们说：《战争和人》走的是文学史诗(而不是文献史诗)的路子，你是通过塑造一系列典型人物来达到这个目的的，请问童霜威这个形象的典型性在哪里？他是不是现代文学人物画廊里的一个从未有过的形象？
王火答：从一般意义上说，“文学是人学”，我想通过一系列典型人物来达到创作的目的。童霜威当然是首要的(其他如童家霆、柳忠华、杨秋水、欧阳素心、谢元嵩、管仲辉、江怀南、卢婉秋、陈玛荔、燕翘等其实也各有其典型意义)。评论家谢永旺在《当代》上说：“童霜威是一个信守民族气节的爱国者形象，是典型的，又是个性的。如果说，这是一个由国民党的高级官吏向一个革命的民主派转变的典型，我以为也是不错的。”张炯在《作品与争鸣》上说：“小说最重要的成就是刻画了童霜威这个复杂人物的典型形象，这是个相当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殷白在《文艺报》上说：“为中国新文学和中国文学画廊增添了前所少见的人物形象，在时代的社会认识意义上，在人生哲学的审美意义上，都有相应的价值和独到的特色。”在北京和成都开的作品研讨会上，不少评论家和作家都认为：“童霜威这样的典型人物在过去的文学作品的人物画廊中还不曾出现过，尤其显得可贵。”“童霜威是个独特的艺术典型，在新时期文学人物画廊中实不多见。”
(6)你是抗日战争的亲历者。你也说过这部书融进了你和你夫人两个家庭的一些影子。这种亲历者的身份是很难得的，以后的抗战题材作品就只能依靠史料了。现在也出现了一些依据史料创作的作品，你认为这部作品与此有何不同？
王火答：现在，有的评论家指出《战争和人》不是单纯根据资料写成的。而是作者根据其独特生活经历来写的，把它区别于完全根据资料来写的作品，我认为这是强调并指出这本书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及塑造了典型人物的文学价值，亲历过的生活写出来会更逼真和亲切，但这也并不排斥参考史料来写小说。小说井非真人真事的“拷贝”，我写《战争和人》时也是大量收集阅读各种有关资料的。
(7)有许多评论家认为《战争和人》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卷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章，请你谈谈这一章的创作情况。
王火答：1946年秋至1947年间，怀着对日寇的仇恨，我在南京对南京大屠杀进行采访和研究，有过好几本采访记录，可惜均毁于“文革”。重写《战争和人》中这一章时，我返南京旧地重游，唤起回忆。创作时，又收集了大量资料重新做了研究，写的是小说，但我力求真实。人物塑造有的也有原型，比如尹二是以大屠杀的幸存者梁廷芳在下关码头日寇集体大杀戮时跳江逃生做原型的，庄嫂的拒绝被强奸与日寇搏斗而毁容的情节是以幸存者李秀英做原型演化出的，童军威的战死则基本根据我老伴的小叔凌佳在南京阵亡的遭遇写的，如此等等。诸如日寇的罪恶，当时的攻防部署，城破及屠杀的过程等均有根据，所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及评论家们均予肯定。我自认为这一章在全书中仅是“称职”，比这精彩的部分一、二、三部中均有。
(8)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许多青年，包括许多出身富裕家庭的青年自愿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有许多成功的典型。作为一部90年代创作的作品，书中童家霆的形象有什么特别之处？对今天的青年有什么效果？
王火答：其实我这部书主要是想写给青年人看的。荒煤等评论家在评论本书时也强调青年人该读读这本书，童家霆是在八年抗战漫长艰辛过程中成长为一个先进时代青年的，战争使他早熟，国家民族的命运同他密切相关，他的不平凡遭遇使他深具忧患意识，思索着中国应向何处去？他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他的特点是由于出身和社会关系，出国留学、升官发财，他都会有，他不是为寻找个人出路才革命的。他爱国，有正义感和是非感，忠贞于爱情，洁身自好，为了理想和信念，宁可不出国而为了人民的利益留下来奋斗。在那个时代，像童家霆这样出身的青年走这样的路是一种典型。在塑造他时，我曾自问：今天有没有必要再展示那已过去了的漫长而严峻的战争年代中的人和事？现在年轻一代中的有些人是否太注重他们的个人欲望，以致会否定过去，认为当年那场战争与现实毫不相干？出国热，金钱崇拜，物质引诱，西方文化和性解放，享乐主义……是否会危害青年人的灵魂？……越是思索，我越觉得应当将童家霆写得真实、写得可信而给人以感染。我在创作中，致力于找到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以引发读者思考，缩短童家霆与今天的青年之间的距离。
我想，童家霆的形象是应当对今天处在世纪之交、肩上有着时代重担的青年一代富有启示的！
1995年8月1日
(原载《当代文坛》1995年第12期)
两篇访谈
王火答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问
(根据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整理而成)
地点：四川成都王火家中
时间：1998年2月5日
白岩松：茅盾文学奖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奖项。1997年底，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四川作家王火以他的《战争和人》三部曲获此殊荣。
这位五十年代就以《赤胆忠心——红色游击队长节振国的故事》一书成名的作家，倾其半生精力从事《战争和人》的创作。十年动乱期间，他的近百万字的书稿被焚烧尽净。直到八十年代，他才有机会重新开始写作。凭着对原书稿的记忆，在左眼意外受伤失明后，他硬是靠着右眼和顽强的毅力完成了小说的第一部到第三部，最终写出了这部被评论家称为“谱写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史诗”的优秀作品。
白岩松：六十年前的这场战争，在您个人生命中留下的是什么样的记忆？
王火：这是很奇怪的事，近一二十年的事情，印象很快淡薄了，抗战八年印象却仍非常深刻。这可能跟年龄有关系，因那时正是我生长发育的时期。
白岩松：初一到大学三年级的阶段？
王火：是的，听到许多事，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我就感到不能不写了，因为抗日战争对我来说是一段永远也无法磨灭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