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读者不断写信给出版社和作者希望能看到《战争和人》，但这三本书是先后出版的，早已售罄。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再版此书，发行部门和编辑部门的同志都为此尽心尽力，我很感动。书的售价每套近四十元，三千套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能以三千套的数字再版，我觉得很高兴。因为辛辛苦苦写的作品如果没有人看，或者只有很少人看，再或想看而看不到，写了等于白写。事实上，《月落乌啼霜满天》初版印15400本，很快就销售一空，接着再版3440册，又供不应求。第二、第三部也早已卖完。再版当能满足热心读者的要求。更有意义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繁荣文学事业而做出的努力，会使作家们感到温暖与力的托举。我不仅仅把这看作是我一个人的事。
在当前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人说严肃文学已陷入困境。我始终相信健康而有质量的文学作品是会有读者的。我们需要直面生活的勇气和独立不倚的艺术探索精神。文学需要多样化，严肃文学当然也需要作家在创作时树立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精品意识。我在这方面还需要很好地思索和实践。
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能在我的小说里找到他们要求的东西，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喜欢《战争和人》。
(原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5期)
写出光辉的抗日战争
——为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而作
王火
一
我又不能不陷入回忆和沉思中去了。像我这样年逾古稀的人，对1937年—1945年那八年抗战的历史是镌烙于心怎样也不会忘记的。
抗战刚爆发时，日寇对南京的狂轰滥炸使我惊心动魄，然后是唱着《松花江上》颠沛流离，开始了逃难的生活，从南京去安徽，在安庆坐船经九江到达武汉三镇。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声中，在“中国不会亡”的歌声中，见到过抗战高潮中的大武汉，看到了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电影，看到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当时，天上有日寇飞机常来空袭，街上有苏联援华航空员穿着皮夹克，衣背上有“国际友人，来华助战，凡我军民，一体保护”的字样。他们常与中国航空员一同在天上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空战。再后，我随家离开武汉到达广州。到广州，依然是遭到日寇的大轰炸。在粤汉铁路上，日机对火车的轮番轰炸，险些使我丧失生命。一次在坪石站的轰炸中，火车被毁，我周围全是炸弹坑和鲜血淋漓的尸体。广州在日机滥炸中，街上每天都能看到游行的抗日军民用粤语高唱着“动员！动员！要全国总动员！”的歌曲，民心是激昂沸腾的。以后，我随家到了香港又到达上海，住在租界上。这时的上海，早已成了孤岛。租界之外，就是日寇和汉奸的天下。作为一个中学生的我，与我的同龄好友们被日本侵略者激发起来的爱国心特别强烈。我们自发地用油印机冒险印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传单，将传单携带到繁华的南京路上和“大世界”里抛酒。目睹敌伪特工总部76号在沪西“歹土”上杀人、绑票、开赌场、推销红丸白面，我热血澎湃。我与同学好友去吊唁遭敌伪暗杀的爱国报人，到胶州路慰问八百壮士孤军营，向孤军献花致敬。
1941年12月8日，日寇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次日，日本一支海军陆战队高奏军乐用海军太阳旗开道，在南京路上举行侵入租界的入城式。那时我进的是东吴大学附中，就在那个上午，我在慈淑大楼四楼的教室里凭窗俯瞰南京路，看见日寇就在下边庆祝胜利，这时我想起了法国作家都德写的《最后一课》，泪水湿了我的两颊，真恨不得有一个炸弹能扔到敌人队伍中去与他们同归于尽。而次年1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仍在南京路上，我又碰巧遇见日本海军押解了一大批在威克岛俘获的美军俘虏在游街展示战绩。出于抗日，我对美俘受到非人的待遇有着深切的同情。终于，1942年我决定独自逃离孤岛，离开沦陷区去大后方。我从上海出发，经过被日寇大屠杀弄得满目疮痍的南京城，经过满耳呻吟之声的芜湖与合肥，偷渡敌人封锁线，闯过“三不管”地区，从合肥步行，经过六安、正阳关、颍上、阜阳、界首到洛阳。
那年，中原大地天灾人祸，日寇的兵焚与“水、旱、蝗、汤(恩伯)”为害，沿途赤地千里，哀鸿与白骨遍野，几个馍可以换一个闺女！离开那一带，如同离开人间地狱。我骑马过潼关，暑天遇到大雷雨，浑身湿透，冻得青紫，手脚俱僵，下马后，是同行的一个名叫夏家连的旅伴用高粱酒替我将身子擦热才救了我的命，我这才懂得即使是夏天也能冻死人的道理。那夜，住宿在黄河边一个小镇，断垣残壁，席地而卧，房屋都没有屋顶。半夜，黄河对岸突然飞来大批炮弹，这是风陵渡日军的炮击，我险些被炮弹击毙。这以后，我由西安经宝鸡，过秦岭，越剑阁，抵成都，到重庆，终于到了大后方，但日寇飞机的轰炸始终像幽灵跟着我。
再以后，我在四川的一个小城江津上完高中，考进了在北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但经济上过的是十分艰苦贫穷的生活，政治上是十分压抑沉重的环境。正是由于自小就深刻认识到日寇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又更由于抗日战争烈火的冶炼，雪耻救国、振兴中华之心更坚，而由于现实生活的教育，由于结识了地下党员，受了他们的影响，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我反感；对国民党的贪污腐败、特务统治，我也反感。我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那边。好不容易苦熬到抗战胜利，胜利消息传来时，彻夜狂欢，举起火把含着激动的泪花自发上街游行，与群众一同游行既喜又悲的情景，至今想来，犹在眼前。但，那时是一种“惨胜”，国统区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国民党变成了道地的法西斯，接收成了劫收，惩治汉奸不力，国民党一心想打内战。抗日战争胜利了，和平却不存在，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未来寄托于中国共产党，成了我思索得最多的问题，而我也坚定选择了自己应走的道路！我在今天写这篇文章时，回想起这些往事，心潮起伏，感慨无穷。但一晃，这都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二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的积弱，由于国民党丧权辱国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我从小就深刻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小学时，老师每每指着一张中国地图告诉我们：“中国的版图像一片桑叶，日本帝国主义像一条蚕正在噬食我们。东三省被啮，华北也将被啮……”我看到过一张漫画：一个日本人挥鞭骑在亡国后的朝鲜人身上，把他当作坐骑。老师告诉我们：日本的小学教科书上教育小学生：支那地大物博，应当去占领支那的土地和物产。那时，“国耻日”多极了！尤其到了五月，“五三”“五四”“五七”“五九”……直到“五卅”，学校里都下半旗。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国民党实行不抵抗主义，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时，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日曾使我非常兴奋，只可惜蒋介石、汪精卫的妥协，上海抗战是失败的。到了一九三七年，七七到八一三抗战爆发，我是无比高兴、无比投入的。虽然，八年抗战中，我丧失过亲人，吃过千辛万苦，经历过风霜雷电，但抗战胜利时，想到中国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起，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近百年间，帝国主义列强曾发动过一系列大规模侵华战争，而中国唯一取得胜利的只有这次八年的抗战，其他战争则中国无一不败。抚平自己身受的创伤，我对抗日战争胜利有着难以言表的自豪感和喜悦感。
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人是不会也不能忘掉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密切相关的这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抗战的！
初进大学不久，1944年，我写了第一篇以抗战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天下樱花一样红》，那是听来的一个故事，写的是鹿地亘领导下的日本反战同盟一个战士的故事，它先发表于重庆《时事新报》副刊，后来又重新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上。我写的主旨是：中日人民应当一同来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写得也许稚嫩，却是我在抗战文学上的启蒙之作。
1945年抗战胜利后，1946年我就由四川回到下江——上海至南京一带。我当时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带着对敌伪的强烈仇恨心，用记者身份采访了南京大屠杀，采访了审判日本战犯酒井隆、矶谷廉介、谷寿夫等，审判汉奸周佛海、丁默村等，写了一系列这方面的特写报道和文章，谴责敌人的兽行，谴责汉奸的无耻卖国与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审奸上的姑息包庇。日寇在1937年12月的大屠杀是使我灵魂震惊的。当时，我不仅参加了旁听审判与对浩劫中死里逃生幸存者的采访，看到了许多日寇自己当时拍摄的奸淫烧杀中国人的照片，又去中华门外及其他一些地方察看发掘被日寇集体屠杀或掩埋的大批中国人的尸骨。那些刀砍弹穿的颅骨，那些成堆活埋的尸骨，给我留下永难消失的仇恨与恐怖。那是血色的记忆，永难消逝的血色记忆。
为此，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我们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屹立于世界东方以后，沉浸在欢乐中与投入革命工作的我，业余总想写点文学作品来反映抗日战争。这场战争对我是既熟悉而又刻骨铭心无法甩弃的。我先考虑过写南京大屠杀，但考虑到在这个题材中，死了的三十万中国同胞是敌人杀戮的对象，我不忍心去写自己的同胞那样被惨杀，我就暂时遏制了自己对这个题材的创作欲望。从1951年起，我在上海劳动出版社任副总编辑时，业余就开始写一部长篇《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又名《月落乌啼霜满天》)。我打算花十多年来完成这部三部曲的长篇，以抗日战争作背景，试图使这部一百多万字的长篇有场景的广阔、气魄的宏伟和思想的深邃，能充分表现八年抗战的全过程与全景，写出历史的走向和必然。
1956年秋冬时节，当时我在北京《中国工人》杂志社任主编助理兼编委，去唐山收集开滦工运史料，对当地人们都熟悉的一位传奇英雄，一位共产党员、抗日游击队长节振国烈士的抗日事迹产生了强烈兴趣。我在冀东采访了许多节振国的战友和老工人，收集到了许多书面和口头的材料，并从延安抗日时期出版的《中国工人》1940年第10期上，读到了慰冰写的《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白脸狼》一文，知道毛泽东1940年在延安听到从冀东去延安汇报工作的吴德谈到节振国的英勇抗日事迹，了解到冀东敌人扫荡的残酷，曾说：对这样一个工人出身的游击队长，要好好保护他培养他，不要让他牺牲，牺牲了是很可惜的！可是实际上，毛泽东说这话时，节振国已经在冀东一次战斗中牺牲。后来，周恩来在重庆时，曾向文艺界人士介绍过节振国的抗日事迹，建议将他的事迹写成文艺作品。
采访中，节振国用游击战抗日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他的战略战术奇特而卓越，使我感到敬佩。他的传奇故事流传在民间，日本侵略者害怕他，用高额奖金悬赏捉拿他，日军残暴实行“三光”政策，灭绝人性，他们只要抓到节振国部下的游击队员，就极其残忍地用军刀将头劈下，并剖腹挖心举行“慰灵祭”。节振国牺牲后，百姓悄悄埋藏了他的遗骸，但日寇不相信他已牺牲，怕这是麻痹他们的计策，所以仍到处寻找他的遗体……我在收集到足够写一本书的材料后，终于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用了二十多个夜晚，一气写成了八万字的中篇小说《赤胆忠心——红色游击队长节振国的故事》，先在《中国工人》杂志连载，又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自己感动了的东西，必然也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小说刊出后反应强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著名评书艺人袁阔成广为说讲(后来也出了书)，上海的评弹演员也加以采用。外文出版社1961年译成外文向国外介绍，赵各庄业余话剧团改编为话剧，唐山京剧团编为京剧参加了1964年全国京剧会演，后来又拍了电影。有人说，《赤胆忠心》从50年代到60年代成为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并影响过整整一代人的优秀读物。但我总感到原先这本书仅仅只能算是记录素材，文学性不足。所以二十多年后，“文革”结束，我又奔波于冀东八县及唐山，并到烈士故乡补充生活、收集材料，重写成了三十八万字的长篇《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在1982年出版。重写节振国的原因是：我想为文艺画廊里真正增加一个鲜明真实而丰满的英雄游击队长的形象。节振国在“文革”中曾被诬蔑为叛徒，事实上他从未被敌人逮捕过，他是同日寇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重写节振国有助于那时的拨乱反正。当时，古巴格瓦拉的“游击中心”理论起了很不好的影响，我觉得应当正确用节振国的形象，宣传我党我军的军事游击战思想。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一直想正确反映日本侵华的这段历史。当时，日本却有人在高唱什么“南京大屠杀是虚构”，“日本在支那并无越轨行为”、“日本是为了大东亚的共荣”……中日人民应当世代友好，但历史不可篡改和抹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说，日本的军国主义者阴魂不散，想对下一代用欺骗的手法掩盖侵略罪行，我们就永远要有真实反映、揭露那段历史的作品来说明真相，激励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