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作者也以犀利的笔触，尖锐地揭示了周围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灵魂的异化和丑恶。如写一些教师“平时似乎文质彬彬，一旦造反搞运动，立即如凶神恶煞”，又如那往日里油滑、好巴结人、见了人点头哈腰的总务主任程金声，如今有了一点权，竟变成了凶神恶煞了。
被他监管的教师秦有才，自杀未遂后，竟变成了给他打小报告的“坐探”了！作者以大量事例，以各种人物在“文革”中的堕落和演变，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深入揭示了“文革”对人性的摧残、践踏和扭曲、异化！正如作者所说：“文革”像无底的苦牢和深渊，步履艰难，我看不到一点希望，而人性之沦丧变异成兽性，又令我发指。”这就从人性的深度批判了“文革”对人性的摧残和异化，极为深刻地揭示了“文革”的罪恶。
王火是一位著名的、卓有成效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和极高评价；可是，他经过艰辛采访和长期孕育，投入了强烈感情和巨大精力，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重大的代价的三部长篇传记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评价。笔者最近采访王火先生时，谈到他为写《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和《外国八路》所进行的长达数年的漫长而艰难的采访时，不禁感慨万千！
他说，传记文学太难采访，太难写好，我以后再不搞传记创作了。作为一个传记文学作家和研究家，我对他的体会深有同感：传记文学的确是太难采访，太难写好了！因此，我特写下这篇评论，希望文坛能重视王火的传记文学，更希望文坛能对传记文学的创作和研究给予更多的支持、关注和重视。
(原载《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独有的传奇人生严格的历史反思
——读《长相依——我与凌起凤的爱情故事》
陈辽
八十高龄的茅盾文学奖得主王火，写了一部二十万字的文艺回忆录《长相依——我与凌起凤的爱情故事》(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和他结识已有二十年的我，虽然过去也知道他的一些生平梗概，但知之欠详，读了这本《长相依——我与凌起凤的爱情故事》后，方才知道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王火原来有过一段独有的传奇人生。但他叙写他的独有的传奇人生，却是为了对国家的历史、对自己的历史、对个人创作的历史进行严格的反思，因此给了我们极为珍贵的启示。
王火独有的传奇人生经历之一是，尽管他出身于锦衣玉食之家，但他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却被抑郁、孤独、哀伤和不幸所淹没。他的父亲是国民党政府里的一个富有正义感和爱国意识的大官，薪俸很高，有自己的洋房，生活条件颇为优裕。但在他六岁时，父母离异了，洪溥(王火的原名)被法院判给父亲，而父亲不久就娶了一位年轻美貌的妻子。王火的第一个后母因自己无子女并不歧视和虐待洪溥(以下仍称王火)，但她生性虚荣，爱好打扮，忙于美化自己，对王火没有爱。王火常常独自唱《可怜的秋香》，唱着唱着就流泪了，觉得“我比秋香还可怜”。可是他的第一个后母因患有肺病而去世，不久他又有了第二个后母。这个后母很不好，在他父亲去世后，她吞没了财产，又将王火逼出家门，自己改嫁他人。这样，王火在1941年夏天又回到他的生母身边。从六岁到十七岁，十一年间，王火经历了一个父亲、一个生母、两个后母的际遇，从“饫甘餍肥”到被人从家中逐出，在“孤岛”过紧巴巴的日子，这对童年和少年的王火来说，够坎坷也够传奇的了。
王火独有的传奇人生经历之二是，在他十八岁的那年(1942年)，他为了到大后方去读书，竟跋涉八千里，七次遇大难不死。第一次是在裕溪口坐船渡江时，“如果日本兵推我下水，我就死定了！”第二次是在安徽巢县火车站碰到日本宪兵和宪佐，硬说帆布是军用品，“如果被抓起来”，“杀掉也不是不可能的”。第三次是过封锁线，在“三不管”地带遇到那伙丘八，差一点“没出人命”。第四次是过重灾区，“如果碰上打闷棍的就会送命”。第五次途中拉痢，“如果没带‘痢特灵’”(按：这是王火母亲在他出发前交给他的)，也会送命。第六次是在灾区干渴得要死的那天，如果不是发现那口枯干的大井，在井底大石下面有湿土救了急，也会渴死在路上。第七次是在阌底镇夜晚突遭日寇炮击，“如果炮弹恰巧打在身上或身旁，也就打死了！”其后，他作为大学生帮助党组织在南京、上海筹备中共代表团的“办事处”，为《新华日报》找房子，乘美国飞机自重庆飞往上海，又从上海飞回重庆，神不知、鬼不觉。这是王火高中和大学时期的传奇。
王火独有的传奇人生经历之三是，他在全国解放初期的1952年，竟能把身在台湾的未婚妻凌起凤从那里召唤回来；而凌起凤竟敢不顾一切从国民党严密统治下的台湾，只身经香港来到上海，与王火成亲，这在20世纪50年代初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当代的“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解放初期，王火有这么一个“台湾关系”，实属大逆不道。组织上逼他、劝他、开“帮助会”批判他、教育他与凌起凤脱离关系，问他“要革命，还是要爱情”。痴情而又忠于革命的王火，一口咬定，我既要革命，又要爱情。最后，领导上做了研究，要王火做出“承诺”：要求她今年(1952年)“五一”节前一定回来；如果不回来，那王火就该与凌一刀两断。王火决定：若是起凤“无法回来”，“我将终身不娶！”他通过香港的友人去信给起凤，要她在“五一”节前一定要回来结婚。结果，历经波折，起凤终于经香港回到上海，与王火成了婚，“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样的爱情传奇，在20世纪50年代初，在大陆与台湾完全敌对的状态下，竟然得以发生而且以喜剧作为结束，简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王火独有的传奇人生经历之四是，他作为《中国工人》的负责人之一，目睹、亲历了1957年“反右”至“文革”结束的全过程。“文革”中，在私设的公堂受审、假活埋、燕飞、别烧鸡、殴打……所有“文革”特备的“菜肴”，“我都已一一尝遍”，竟又不死。最后，在林彪摔死后，他自己直闯军代表的住处，诉说自己的冤情，要求立即“解放”自己。军代表又果然“解放”了他，这又不能不说是传奇！
王火独有的传奇人生经历之五是，他用四十八年的时间(1949—1997)创作了《战争和人》三部曲。其间，第一部书稿在“文革”期间被毁，王火从五十五岁起重新创作《战争和人》。这和谈迁因书稿被窃而从五十五岁起重写《国榷》极其相似，所不同的是，1985年5月，王火因跳下深沟救援一个小女孩而失去左眼，《战争和人》是他用一只右眼坚持完成的。而这部《战争和人》为王火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荣获茅盾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炎黄杯”人民文学奖、“八五”期间优秀长篇小说奖。
有此五大传奇，说王火已经过去的大半生是传奇的人生，一点也不夸大，完全符合王火的历史实际。但是，王火写《长相依》，决不是以自己的传奇人生向读者炫耀，也不是拿自己的传奇人生让媒体炒作，而是通过对自己独有的传奇人生的回顾来对历史进行严肃的反思。
首先是对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何以走了曲折道路的历史反思。上海解放后，王火在上海总工会筹委会工作，后调到北京任《中国工人》主编助理。1961年，根据最高指示，《中国工人》“拆庙搬神”，他被下放到山东临沂中学担任校长，在临沂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新中国为什么一步步走到“文革”大劫难？这是王火《长相依——我与凌起凤的爱情故事》历史反思的基本主题。在他看来，以“阶级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新中国领导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惯性思维”的驱动下，把什么问题都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是可以理解的。他与凌起凤的婚恋，遭到党组织的干预，在当时被认为合理合法，并不奇怪。但那时“左”还只是一种倾向，某些领导人还能体贴普通人的感情生活，所以“我坚持的既要革命又要爱情的观念和追求终于实现，我们在当时还是幸运者！”但到1957年“反右”时，“鼓励号召人鸣放却又说是‘阳谋’，打击面这么大”，“实在是给党造成损失的一次失去理智的运动，阶级斗争的弦瞎绷紧，过于夸大了‘敌情’，伤害了太多太多的自己儿女，而且是许多知识分子儿女，使人痛心。”接着，1958年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提出“超英赶美”，发动一亿人“大炼钢铁”，大刮浮夸风、共产风、蛮干风，这就不只是以“阶级斗争”、“群众运动”搞建设的思想方法错误的问题了，而且的确是由“小资产阶级狂热”所造成的。其后连续三年难忘的大饥饿，便是这种“狂热”造成的恶果。
庐山会议本来是准备反“左”的，却因为彭德怀的万言书转而反“右”，于是左倾路线愈演愈烈。经过三年调整，老百姓的日子稍微过得好一些，吃粥时讲团结，吃饭时讲斗争，这一套又回潮，阶级斗争又“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了。接下来搞“四清”，斗“党内走资派”，距离“文革”已只有一步之遥。尔后是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终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王火认为，由新中国成立初期搞“阶级斗争”的惯性思维，到1957年的“反右”，是从“左”的倾向到阶级斗争的弦的“瞎绷紧”；从1958年的“三面红旗”到1959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左”已形成一条路线；从阶级斗争的“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左倾路线终于恶性发展而成为全国性的灾难。因此，“文革”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有一个“左”的历史发展过程。所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中国搞改革开放，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再搞政治运动，而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一切工作的旨归，具有历史性转折的意义。在中国，既要反“左”，也要反右，但重点是反“左”，这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由于王火对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反思，密切结合着他独有的传奇人生，结合着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际遇，因此这一反思特别具有说服力，特别震撼人心。
与某些反思“左”害的回忆录只讲上头、高层领导的错误而把自己打扮为一贯正确的好汉不同，王火的《长相依——我与凌起凤的爱情故事》在反思社会历史的同时，也反思个人的历史，严格解剖了自己。在“反右”运动中，他也曾违心地写过稿件批判过别人，“H没有什么错，我却夹在里边奉命批他，求得自己的平安，这使我憎恶自己！”“我看风向，摸气候，有了风吹草动就怕树叶掉下来也打破头，正确的也不敢坚持”，他狠狠地责备自己。在“大跃进”年代里“随大流，采取一种拥护而不致受到打击的态度，态度和心情都是极卑微可怜的”。“‘明哲保身’的思想使我只敢说假话不敢说真话。”在这里，我要对那些仅仅因为在“文革”中也吃过一点苦头便把自己说成与“左”无关的同志们做一次提问：你果真一贯正确吗？为什么你不做一点自我批评呢？王火说，“文革”之所以能在中国发生，“责任主要是在上边，但同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也有关。许多卷入‘文革’中的人都是曾推波助澜的呵！”有这样思想觉悟而又严格反思自己的历史、敢于解剖自己的同志，直到现在仍然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