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我获得了选择职业的自由。但我还有能力去应用这种自由吗？我还能相信我有获得一种名副其实的职业的能力吗？我的自我评价之取决于你的看法，远远甚于取决于其他因素，如一次外在的成功。一次成功只是对一个瞬间的强化，没有其他作用，但另一方面，你的重量却越来越重地压下来。我曾以为我是永远通不过小学一年级学习的，但却成功了，我甚至得到了一笔奖学金；我想我必然通不过升中学的考试，但又成功了；我想这回我在中学一年级非被淘汰不可，不，我没有被淘汰，我仍然是一次又一次地成功地向前走。但由此产生的并不是信心，相反，我始终坚信（从你那拒绝的表情中我更得到了证明），我成功得越多，结局就越惨。我脑子里经常出现教师大会的场面（中学只是个最完整的例子，但对付我的形势在哪里都差不多），如果我通过了一年级，他们就在二年级集会，如果我通过了二年级，他们就在三年级集会，以此类推。他们开会的目的是审查这一奇怪的、骇人听闻的案例，探讨我这个最无能、至少最无知的人怎么竟会溜进了这个年级，由于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我身上，这个年级当然会马上把我排除掉，从而使所有摆脱了这场噩梦的正义者弹冠相庆。——带着这种设想生活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不轻松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怎么会对上课感兴趣呢？谁又有能力在我心中激发出关心课堂的火花来呢？课堂使我感兴趣的情况（不仅仅是课堂，而是在这个关键性的年龄中我周围的一切）就像小小的正常的银行业务使一个侵吞公款的银行职员感兴趣的情况，他还在职，由于担心被发现而发抖，还必须一如既往地处理银行业务。除头等大事之外，其他一切都显得那么渺小、遥远。这样的情形持续到中学毕业考试，我真的是在一些地方耍了些手腕，才通过了它；然后这种情形停止了，我自由了。我本无选择职业的自由，我知道，在我面前，一切与头等大事相比都是无足轻重的了，就像中学里所有的教学素材在我心中的分量一样，主要的事情是：找一个在不太伤害我的虚荣心的情况下最能允许我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存在的职业。那么法学是最顺理成章的。出于虚荣心和荒谬的希望而进行的一些小小的相反的尝试，比如两周的化学学习，半年的德语学习，它们只是加强了那种基本看法。于是我学起了法学。这意味着，在每次考试前的几个月内，我在神经高度紧张的情况下，精神上靠吃食木粉度日，这种木粉在我之前已为千万张嘴巴咀嚼过。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吃得津津有味，在某种意义上正如以前的中学生活和以后的职员职业，因为这一切完全与我的处境相符。不管怎么说，我在此显示了令人吃惊的先见之明，还是小孩子时，我已对学习和职业有了相当清楚的预感。在这方面我并不期待什么救星，对此我早就放弃了获救的希望。
但在我的婚姻的意义和可能性上，我却没有显示出任何先见之明；这场我一生中迄今最大的灾祸几乎是完全出乎意外地突然降临在我的头上。孩提时的我是慢慢发育成长着的，外表上这些事情在我心中是完全被撇在一边的；当时根本看不出，这方面正酝酿着一场旷日持久的、事关重大的、甚至是最艰难困苦的考试。事实上结婚的图谋变成了最了不起的、最有希望的自救尝试，尝试是惊心动魄的，其失败当然也是惊心动魄的。
由于在这个地方我一切都失败了，所以我担心我也不能够把这些结婚尝试解释清楚。然而我这封信的成败是取决于这方面的解释之成败的，因为，一方面在这些尝试中集中着我所能支配的所有正面力量，另一方面所有反面的力量也怒气冲冲地会聚集在这里，也就是我描绘成你的教育的副产品的那些因素，如虚弱、缺乏自信、负罪意识，这些因素在我和结婚之间画出了一条警戒线。我之所以很难作出解释，是因为我在那么多日夜中反复深思、掂量一切，以至我现在看到的景象使我也觉得杂乱无序，无所适从了。只有你那照我看来对事情的全盘曲解使我的解释任务轻松了些；稍微纠正一下一种彻底的误解似乎并不算太难。
首先你把各次结婚的失败归纳在我其他方面的失败的系列之中；我对你这种看法本来并无异议，但前提是：你必须接受我迄今为止关于失败的解释。它确实属于这个系列，但这件事的意义你却低估了，你低估得如此之甚，以至当我们相互谈论时，其实说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事。我敢说，你一生中没有发生过任何一件事情，其对你的意义像结婚尝试对我的意义这么大。我并不是说，你没有经历过这样意义重大的事情，恰恰相反，你的生活比我的要丰富得多，操心得多，紧迫得多，但正因为如此，你身边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好比是有个人要走五级较低的台阶，而另一人只须走一级，但这一级至少对他来说同前面的五级加起来一样高；第一个人不仅将走上这五级，而且还将走上其他的几百级、几千级，他将度过的是伟大而紧张的一生，但他走过的台阶中没有一级像第二个人的那一级，高高的、竭尽全力也不可能走上去的那一级台级有着那么大的意义，他走不上这一级，自然就谈不上继续行进了。
结婚、建立一个家庭、接受所有将要来到的孩子，并在这个不安全的世界上维护他们的生命，甚至还对他们略加引导，这些依我看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最高境界。至于那么多人成功地完成了此事，并不足以引为反证，因为第一，事实上并没有许多人成功；其次，这些不太多的人并不是“做”出来的，而只不过是“发生”在他们身上；这虽然还不是那种最高境界，但终究是非常伟大的，非常可敬的（尤其因为“做”和“发生”是很难黑白分明地加以区分的）。而且归根结蒂需要达到的也不是那种最高境界，而只须达到一种离之尚远的、但却是正当的接近状态；没有必要飞到太阳上去，但应该爬到地球上一块纯净的地点，只须那里不时有太阳照耀，使人得到一些温暖即可。
我对此有何准备呢？准备之差到了极点。从迄今为止的事态发展中已可看到这点。但只要是在对某一具体问题上有所直接准备或对普遍的基本条件有所直接创造的情况下，你表面上并未作很多干涉。其实也只能如此，因为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普通血统的等级风俗、民族风俗和时代风俗。你在这些场合当然也插手了，但不多，因为这种干涉的前提只能是很强的相互信任，而我们俩之间很久以来就缺乏在关键时刻的这种信任了，我们不很愉快，因为我们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深深吸引我的事情一定是无法使你动心的，反之亦然；在你那里是无咎可指的事，在我这儿就是罪疚，反之亦然；在你那儿毫无后果的事情，对我来说也许就是我的棺材盖。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同你和母亲散步，走在今天的州银行附近的约瑟夫广场上时，我开始愚蠢地、大言不惭地、自视高明地、骄傲地、冷静地（这是不真实的）、冷漠地（这是真实的）、结结巴巴地——我同你说话时多半是这样的——谈起有趣的事来，责备你不让我知道，直到同学们发现并估计我处在很大的危险的边缘时，才由他们对我说（在此我以我的方式恬不知耻地撒了谎，意在表现得勇敢，因为由于我的胆小怕事，我对所谓“很大的危险”并无准确的了解），最后我却暗示说，所幸我现在已知道了一切，不再需要别人为我献策了，一切都很好了，重要的是，不管怎么说我至少是开始谈论这件事了，因为我认为至少谈谈此事很有意思，再就是出于好奇心，最后还有个因素，即想以某种方式为某件事向你报复。你的应付办法十分简捷，这是与你的素质相符合的，你仅仅大体上这么说，如果我想不担风险地进行这类事情，你也许可以为我出个主意。也许我正是想诱你作出这样的答复，它同我这个喂饱了肉和其他好东西、但肉体上无所作为的、永远与自己搏斗着的孩子的性欲是一拍即合的。可是这个答复却仍然严重地损伤了我外表的羞耻心，或者我认为我的羞耻心一定是遭到了伤害，以至我（尽管这是违背我的意愿的）再也无法同你谈这个问题了，以至我高傲而放肆地中断了这次谈话。
评价你当时的这个回答是不容易的，一方面它具有某种不言而喻的性质，某种原始性质；另一方面，就这教诲本身而言，从现代的角度看也是无可置疑的。我不记得当时我多大了，但肯定不会比十六岁大多少。对这么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毕竟是个很奇怪的答复，而我们俩之间的差距也在这里表现出来，这是我第一次从你那里获得的、直接的、牵涉到广泛的生活内容的教诲。其根本性质当时已经沉入我的心底，但很久以后才浮现在我的意识中，那就是：你为我出主意的那种事情在你看来，而且也在我当时看来，是世界上最肮脏的。至于你打算防止我在肉体上把这种污秽带回家去，这是次要的，你这样做无非是为了保护你，保护你的家。主要的是，你置身于你的建议之外，你是个丈夫，一个纯洁的男人，所处位置高出这类事情。这一点当时通过下面这个因素而更尖锐化了：我也觉得婚姻是可羞可耻的，所以我就不可能把我就婚姻听到的一般情况延伸到我的父母身上。这么一来，你就更纯洁，更高高在上了。要说你在结婚前也给自己提出过类似的建议，我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么算下来，你身上就分明没有一丁半点尘世的污秽了。但你却用几句直截了当的话把我推到这种污秽中去，仿佛我命该如此。如果这个世界仅仅是由我和你组成的（这是个我几乎相信的假想），那么世界的纯洁就到你为止，而由于你出的主意，（世界的）污秽从我开始。你这样地看待我，这是无法解释的，只有旧的罪孽和你的极深的藐视才可能是原因所在。而这事又一次给了我的内心最深处以打击，而且是沉重的。
这里也许最清楚地显示了我们俩的无辜。A给B一个坦率的、与他的人生观相符的、不太美的、但却是今天在城市里很有普遍意义的、也许能防止健康受损的建议。这个建议对于B在道德上没有多大鼓舞力量，但他难道就不能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从这种损伤中摆脱出来吗？再说，他并不是非听从这个建议不可的，何况仅仅在这个建议中也看不到促使B的整个未来世界行将崩溃的因素。但事情偏偏还是这样发生了，原因仅仅在于：你是这个A，我是这个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