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罗铖的诗
霍俊明
与罗铖在文字上的相识已经很早了，应该是在多年前的网络和民刊上。而与罗铖的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间已记不清了，应该是在成都。罗铖瘦弱，不太爱说话，但是对诗歌近乎执拗的热爱在他的眼睛里闪光。2011年秋天，我和罗铖以及熊焱在成都的午夜提着喝剩下的白酒缓缓穿过街道。那个夜晚有些摇晃，如今，多年已经过去了。
在罗铖这本最新的诗集《橘黄色的生日》中我依然目睹了一个精神事实。这一事实与上一本参加青春诗会的诗集《黑夜与雪》存在着精神谱系上的连贯性。我看到一个黑夜中久坐的人，在不停地打造离开“异乡”去“远方”的马蹄铁。实际上这一“马蹄铁”意象在很早之前罗铖的诗歌中就已存在。而判断一个诗人是否成熟的标志就是要具有核心意象，有精神出处的“坐标系”。这一黑夜中闪亮的马蹄铁让诗人心动，但是他也必须面对那些内心里更深的渊薮，迎受尘世里万顷尘埃倾倒下来的阴影。据此罗铖完成的诗歌很多背景都是黑夜，互文性的黑暗之黑在文本中不断叠加。诗人反复强调的则是“黑夜更黑了”，而由此发出的诘问就是“黑夜为什么这样的黑”。作为精神比照，罗铖需要那些光亮的事物作为支撑，比如星空，甚至流星、马灯、烛火、光芒。这些都成了罗铖诗歌的精神对应之物，这构成的就是精神“坐标系”。由此我会想起当年那个黑夜里的诗人，内心空旷两手空空握不住一滴悲伤的眼泪。实际上罗铖的诗歌中一直有着类似于海子的精神影像，当然这只是一种精神的共通性。
多年前在读到《橘黄色的生日》这首诗时我对罗铖说这是一首非常重要的诗。其中细节的力量，神秘难解如梦又历历在目的场景生出黑暗的阴森与惊悸，“死去的祖母突然回到家里/坐在灶膛前，谈旧年的天气//火光映着木格窗子，她神情淡然/指上的伤痕与老茧依然像颓败的花瓣//这一天，是我橘黄色的生日/父亲在清晨杀了一条鲤鱼//血从刀尖淌向鱼的双瞳/这是命运吗？祖母一生饱受苦难//她身披月光，走过多少黑暗/当我告诉父亲这个梦境//他将鱼放进清水里，静悄悄的浪花/漫过鱼裂开的嘴唇……//‘她回来了！’父亲突然说/晨光落在父亲的肩膀上，我相信父亲的话//像相信万物的自在和安详/这一天，也是父亲橘黄色的生日”。具而言之到整本诗集《橘黄色的生日》，其精神构架是很明显的——“骑士歌”“是的，这世界”“答案”。三者连续性地构建出一个理想性的愿景，甚至这一关乎时间命题与存在性体验“万古愁”式的愿景带有前现代性的缓慢、浪漫、古典的漫游质素，比如《端午怀古》《游古迹》《登高多寂寞》《在黄龙溪独饮》等诗。而这一“过去时态”的精神愿景必然是与城市化和去乡土化的时代窘境格格不入的，冥想的逝去的古典性与物性、工具化和速度化的当下必然是不可避免地发生龃龉与颉颃的。最终诗人发现远方仍然是飘满了冷彻冰雪的迷津。是骑士，这自然缺少不了一匹快马和一柄长剑，腰间也少不了一个酒葫芦。酒不仅是用来暖身的，也是为了验证时间和人性以及历史的残酷程度——“这酒，藏着秋天的血”。实际上这一文字化的“骑士”是维持了个体主体性的“一个人”真实存在空间的支撑点。尽管这一支撑最终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也必然是虚无和瘫毁的。而在内里上而言，尤其是精神性强大的诗人与“行者”“苦行人”是相互打开，彼此共通的。而为了维持一种固有的根性，诗人又必然承担起挖掘人和汲水者甚至土拨鼠的角色。在罗铖诗歌中闪现的那些星光、高山、雪原、大海、寺庙、草原以及不可见的诸神正是这个精神远游者的幻梦。这是幻梦，但是人生又少不了这种精神致幻剂。我想到的是1923年10月26日徐志摩写下的真切却又恍惚的《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有一个声音在尘世之中又疏离超拔于这个尘世。而这一容留的具有区别的声调也正是诗歌的特有声音。罗铖的诗歌总在暗夜和寒冷处响起若有若无的钟声。而这些“远方”的场景所起到的必然是精神清洗的功能——虔敬、卑微、真诚的话语方式相应而生。
然而，诗人必须生活在当下，而生活的复杂性和去诗意化显然要超出诗人的想象。此时的诗歌话语就是分裂、紧张和撕扯的。诗人去选择迎面撞击还是侧身而过不仅是生存性的，而这种选择的结果也势必会形成精神状貌迥异的诗歌话语方式。罗铖是敢于走到当下滚沸的烟尘中去的，甚至他的诗歌也触及公共题材。这种尤其是在涉及公共题材和社会事件的直面与担当的话语方式在很多阅读者那里会天然地被视为带有道德优势，反过来这种道德优势又会进一步刺激诗人主体的道德幻觉和精神“大词癖”。而我更喜欢罗铖的那些面对“自我生活”的文本，那更多是一种自问、犹疑、折返的精神姿态。他会走到时光的背面、事物的侧面和现场的后面去一探究竟，这样透析出来的视角转换为诗歌语言的时候就更为立体和深入。诗人内心的芒刺被世事不断磨砺，但是这些芒刺偶尔会刺破肉身和困顿的神经。
这是一个悲悯、坚忍和有隐痛的写作者，而有时又不乏决绝。在车站、广场、纪念碑、城市、废墟、拆迁现场等公共空间，罗铖不仅说出了内心中最真实的声音，而且这一声音是个人与当下的碰撞，来自于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诗人应该是有能力打通历史与当下的。只可惜，更多的诗人沉溺于个体官能欣快症或者反过来成为宏大恋词癖的虚假历史主义者和公共知识分子。
诗人有时候并不代表真理知识，也不是振臂一呼的世界“立法者”，而有那么多的诗人争相扮演“夜莺”的角色。多年来的写作事实证明，罗铖并不是一个具有写作“大诗”野心的诗人。实际上我更喜欢这种“以小博大”的写作方式，见微知著要更为可靠，“身体就是自己的祖国/我要用忍耐统治未来/这隐秘的咏叹，这短暂的磨难”。是的，诗歌必然是从身体成长起来的，而不是外在嫁接、移植和转基因化的。
罗铖提供的多是抒情短诗。而在统计学的层面来看，在诗歌体式上多是双行体、三行体以及双行与三行的间杂体。这种大体整齐的话语形态与诗人在诗行转换中的精神气息是一致的。他无心把自己的声音合成隆隆的炮声，而这一声响在当下时代的诗歌写作场域中也是虚假的。在黑夜里，罗铖这样的一个诗人听到的是银针掉落水泥地面的声音。物性、自性、心性可以是相通的，这声音细小但尖锐，短暂却有回响。
如果这个诗人还继续在黑夜锻造那个马蹄铁。那么总有一天，这个骑手会真的骑上那匹黑马在暮色中远行。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任职于中国作协创研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著有《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变动、修辞与想象：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无能的右手》《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从广场到地方》《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个人有诗集《一个人的和声》《京郊的花格外衣》等。主编《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诗坛的引渡者》《百年新诗大典》《无端泪涌——陈超诗选》《年度中国诗歌精选》《年度中国诗论精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