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半岛手记》出版后，我又写了《海怪简史》，为中国海怪立传，亦是为之正名。海怪是冷僻题材，用现代眼光来看，属于“神秘博物学”(cryptozoology)的范畴。对神秘动物的不倦研究与书写，以系统的方式来培植对神秘动物的想象，是神秘博物学的题中之义。反观本民族文化的传统，神秘博物学亦是大有渊源。当年黄帝东巡至海，在东海之滨遇到怪兽白泽。白泽是传说中最为博学的瑞兽，它口吐人言，为黄帝讲述了天下鬼神精怪，共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种，并谈及各种怪物的习性及趋避之策。黄帝命人记录成册，这就是闻名遐迩的《白泽图》，是我国神秘博物学的滥觞，可惜后来失传，至今只流传下来五十种。《白泽图》无疑是一个庞大的博物学体系，是古人对未知世界的终极狂想，其繁复程度甚至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此外，孔子曾说《诗经》可使人“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相形之下，孔子提供的是一种从生活常识出发的博物学诉求，与神秘博物学的着力点迥然有异。
在本民族的传统中，农耕文明长期占据主流，对怪力乱神敬而远之，这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因循模式有关。对于未闻未见之事，一概斥之为虚妄。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便是无用。因此，务实的博物学盛行，神秘博物学沉寂，也就不足为奇了。作为神秘博物学场域内的海怪学同样尴尬。海怪一直没有清晰的界定，更无完整的谱系，只有些零星的资料散落在古籍、野史、方志、传说之中。海怪在词语的夹缝中或文本的碎片中遁迹隐身，成为单调生活中的一桩桩奇闻异事，刺激着日益麻木的神经。在整理国故的基础上，修补残损的海怪传统，重拾本民族的海洋文化自信，恢复古老的想象力，已成弦上之箭，不得不发。
若使海怪成为散文写作的母题，却尤显杌陧。一个理性的写作者为何把精力长久放在不着边际的幻象上？这种诘问看起来难以回答。在我们的年代，文学和海怪一样，都是令人感到可惊可怖的尴尬存在：文学是不务正业，是庸常之辈的可怕敌人，更是世俗生活难以理解的精神症候，文学的处境似乎更甚于海怪。海怪总处在边缘，被异化，被剿杀，任何体制都难将其驯化，这便构成了不可饶恕的原罪。于是，海怪又呈现为一种不可扭转的精神样本，其充满寓言色彩的形象足以照亮我们的来路与归途。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在当今年代，我们目睹了这种古老精神的沦陷。正如雨果所言：“远古的怪兽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仿佛被空间越缩越小了，最后就成了今天昆虫们的样子。”以文学方式书写海怪，无疑是与海怪的互相搀扶，希望能藉此突出庸常生活的重围，抵达澄明之地。古老的海怪需要文学来搭救。
海怪的书写无疑要大费周章。古典海怪谱系的建立，意味着对现有传统的整理与重构，有无限的可阐释空间。这需要不断以理性来还原和呈现想象中的世界，于灵台中开疆辟土，并以一己之力支撑这个世界，来作为现世生活的一种印证。
《山海经》里的海中异兽、战国编钟上的夔纹、原始文明中的人面鱼身陶壶纹样等，皆是先民创造的海怪体系。洪荒年代的泥沙俱下、人神混杂、万物奔走的诸般情状尽在其中，各种能量的集中迸发，仿佛回到了宇宙大爆炸的“奇点”。在这里，古老的想象力横无际涯，从中略可见到一个民族的童年时代枝叶葳蕤，无限生发的生命活力，源源不断地奔涌出来。那时节，海为先民带来了无尽的想象。而作为内向而又封闭的农耕之国，则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情了。先民眼中的海怪形象，是民族文化心理中的重要母题，早已进入到整个族群的集体无意识，成为沉恸的人文记忆。各类志怪和野史中也不乏海怪的身影，可惜多数是匆匆忙忙一闪而过，未留下具体行止。它们当中既有异鱼奇兽，又有来路不明的神怪。至此，海怪的谱系有了较为清晰的脉络，我的工作也有了方向。
古人著书立说，便早已重视图的作用，所谓“左图右书”、“文不足以图补之，图不足以文叙之”。图文并茂，相辅相成，自是著书的优良传统，《海怪简史》也力求文图并茂。我在古书与文物中搜寻多年，获得了大量图像资料。此外，民间的年画、剪纸等艺术形式，又提供了龙王、龙女、海夜叉等形象。以图像来印证其实，却以文字虚构故事，图像的实和文字的虚构又构成了微妙的张力。复活古典想象精神的同时，亦有借古讽今、自陈身世之志。通过直观的图像，可以看到，粗粝狰狞者满目皆是，你或可从中看到与自身相似的被异化与被损害的命运，并为之扼腕叹息。
对海洋文化的书写，是极为漫长的工作。《海怪简史》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试图深入到海洋文化的细部，探究海洋精神的野逸的一面，同时抵达自身的存在意义。海怪题材的神秘属性及想象之美异乎寻常，狂悖与华美的气象也迥然有异于农耕性格。举凡恶之者、诬之者、讥之者，多属沉疴未除。
许多年来，我亲眼见证了这部书的艰难成长，犹如见证了自身的兴衰际遇。这样的写作，不因别人的认可而变得有意义，也不因别人的否定而变得无意义。我打量这番异质的力量，喜忧参半。
是为后记。
盛文强
2015年春，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