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白星”的理查兹和怀特塞德，他们的初衷并不是想搞政治，而是为了加强他们非常看重的“兄弟情义”和“同学友爱”。最初，他们就建立了严格的保密制度。约翰逊又制定了附加的保密条款，得到两位创始人的支持。比如，校园里不可以看到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白星”成员在交谈；要是三个人不小心走在一起，应该以交换眼神的方式示意哪个人该离开。“白星”之前的聚会，要么在河边，要么在会员的膳宿屋的房间里，而现在呢，在约翰逊的建议下，转移到两层楼的霍夫海因茨旅馆去了。约翰逊说，在这里就不怕路人从窗外偷看了。约翰逊甚至还发展了一个特别具有独创性的机制，保证“白星”成员能直截了当地否认自己的身份。组织的一条规定中说，如果某位成员被问到他是不是“白星”成员，在他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被组织自动开除了，这样他就可以说“不是”。下次聚会再重新吸收他入会。所有的规则都被收录在《白星法则》中，所有新成员在河边参加那很有形式感的入会仪式时，都要手举蜡烛，按着字典，发誓遵守。这些年轻人发誓的时候是非常严肃的，四十多年过去了，迪森被问起“白星”的事情时，还不愿意说得太细，“我不想违反当时的誓言”。而其他人连一个字都不愿意透露。约翰逊的保密工作实在做得太好了，“白星”们赢得很多校园选举之后，学生们根本都不知道“白星”的存在。“‘黑星’不知道我们是有组织的，没人知道。”迪森说，“他们不知道这个组织专门跟他们对着干。他们知道有人在学校‘搞破坏’，但不知道是谁。”怀特塞德很开心地回忆说，“我们利用的那些人毫无戒心，毫不怀疑……我们说，‘你不会给“黑星”投票的，是吧？你不会帮‘黑星’的吧？’结果从头到尾我们都有另一个组织，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约翰逊自己的战略也要对“白星”的队友们保密，甚至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有战略。这也是有理由的。理查兹和怀特塞德非常在意自己的领导地位，所以，约翰逊要是提出什么计划，他们总会轻易就反驳，就因为那不是他们提出的计划。或者，就算他们同意了，这两个“大嘴巴”也会经常把计划挂在嘴边，闹得全校尽人皆知。别的“白星”成员也可能因为不喜欢约翰逊而反对他的计划。所以他甚至不能让盟友们知道自己谋划的事情。比尔·迪森偶尔能知道点计划的毛皮，但也是非常偶尔，只有在约翰逊不得不需要他帮助的情况下。艾尔·哈兹克回忆说，有时候他回到和迪森同住的房间，会看到室友和约翰逊懒散地躺在床上，“聊政治，好像这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只剩下政治。我以前经常叫比尔‘参议员’，林登‘州长’。”迪森是林登第一个选中的候选人，最亲密的盟友，然而他对他透露的消息也很有限。事实上，迪森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弄清楚“白星”会议中的玄妙。依然都是不怎么正式的会议，大声说话，嬉笑打闹。会议主席依然是组织的成立者，理查兹和怀特塞德，基本上都是他们来讲话。而林登·约翰逊呢，一反常态地，很少在这些聚会上讲话。但迪森逐渐注意到，会议尾声的时候，包括理查兹和怀特塞德在内的所有人做出的决定，无一例外都是约翰逊前一天晚上告诉他，希望组织能做出的决定。“我们五六个人聚在一起讨论，他不会特别强势，”迪森说，“但是我记得我开始思考，说不定他还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之间控制了会议，也许……他在操纵整个组织。我们逐渐意识到这一点，至少我意识到了。我意识到他非常聪明。”事实上，迪森逐渐明白了别人不明白的事情。“白星”的成立者理查兹和怀特塞德，以为还是他们在管理着“白星”，事实并非如此。
不过，林登·约翰逊的保密工作，最令人震惊的地方，不是他让别的成员们做得多么成功，而是他让自己做得多么成功。
小半辈子了，他一直在“说大话”。大摇大摆，恬不知耻地吹牛，想要鹤立鸡群，想要让自己走在最前面，从来不曾间断，仿佛他生来就需要说大话，不顾一切地渴望着别人的注意和欣赏。这种渴望从来不曾熄灭，在除了校园政治以外的话题上，他仍然和以前一样，大肆吹嘘，无所不用其极。很难忽略的一个真相，就是他经常对山姆·休斯敦·约翰逊大聊特聊校园政治，因为他必须跟某人讲，必须要让至少某个人知道自己到底有多聪明。而这个把他当英雄一样崇拜的弟弟是唯一可靠的听众，他没在这所大学，周日就回约翰逊城了，所以不会把他的秘密在校园里传扬开来。然而，即便林登·约翰逊非常想谈论这个话题，他对除弟弟以外的外人可谓只字未提。这样的沉默，说明在那高瘦、笨拙、大耳朵的外表之下，在那些喋喋不休的独白，不知收敛的吹嘘，过分的溜须拍马，谄媚的笑容，对老师们满含崇拜的脸之下，有种钢铁般的意志。林登·约翰逊计划要和一小群边缘人一起，掌控学生权力。而且，不仅要掌控已有的学生权力，还要为他们为自己创造新的权力，创造这个校园学生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新维度。要是学校里的任何人，包括他的盟友在内，意识到这一点，他就无法实现目标了。要是有人看清了他在做什么，那他就再也做不成了。
没有人看清。
他把自己的各种努力和手脚隐藏得很好，成果也逐渐显现出来。一九三〇年五月，选择《学院之星》和《教育者》编辑的时候，这成果显现得最为明显。
传统上来说，这两个位置主要看的是学业的成绩，没有那么强烈的政治色彩。这是本科生中薪水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位置。通常，学生会总是会接受现任编辑们的推荐，基本上都是大三那些最得力的助手。一九三〇年五月，《学院之星》和《教育者》编辑位置的提名，分别是两兄妹，家就在圣马科斯，凯尔家的亨利和米蒂。他们显然是最合格的候选人。而另一个“本地人”爱德华·普尔斯，竞选《教育者》的常务经理，同样也是实至名归。看上去他们一起当选，似乎什么问题都没有。“我们想着他们肯定就选上了，”当时《教育者》的编辑艾拉·莱勒说，“他们（学生会）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凯尔对改革有着极高的热情。他倡导大家不要过分看重运动队，“毯税”要更加平均地分配；还倡导大家多做独立的阅读，不要一味守着书本死读；引进“牛津学习法”的“荣誉课程”，减少考试，这样学生们能够有系统地学习，而不用被死板僵化的课程表束缚。在一个月前的选举上，他的热情受到了挫败，但已经在计划通过《学院之星》对学校来一次“教育复兴”。学生会在老主楼开会的时候，三个从小一起在圣马科斯长大的发小，同坐在会议室外的长凳上，等着有人出来宣布他们当选。
但霍勒斯·理查兹和威尔顿·伍兹率先出现了，看见这三个人等在那儿，突然咯咯笑起来。普尔斯和凯尔兄妹很快知道他们在笑什么。学生会的一名成员，也是他们的朋友，从会议室出来，告诉他们会议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折。有人提议增加一项新规则。他和别人都表示反对。但那个人要求迅速投票来决定。学生会的大一大二学生都投票赞成，而林登·约翰逊是唯一赞成的大四生。一票的优势，这项规则被迅速通过了。这位朋友告诉他们，这项规则令圣马科斯的居民无法参选《学院之星》和《教育者》的职位，因为他们反正是住在家里，没有别的学生那么迫切地需要这份薪水。正值经济大萧条，这种工作应该给特别需要钱的学生。这位朋友说，新规则令普尔斯和凯尔兄妹丧失了竞选的资格，他们本认为稳赢的工作，给了之前没被考虑过的学生。《学院之星》的编辑，是三年级的奥斯勒·邓恩，他之前在报纸做的不过是非常微小的工作，《教育者》中提到对报纸做了贡献的人，都从来没刊登过他的照片。而常务经理的位置给了哈维·约，一个大一学生，这可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大一学生。
新规的不公让他们觉得备受屈辱（普尔斯可不是不需要钱，他特别需要这笔薪水：他一直想靠《教育者》的薪水来支付学费。没有这笔钱，他就得退学了），但一开始从来没想过，这项规则专门就是为了取消他们的参选资格，也完全没想过这一切是林登·约翰逊在操纵。得知真相后，凯尔是最震惊的。他和约翰逊是完全不同的小伙子，瘦削、戴着眼镜、勤奋好学的凯尔充满了求知欲，热爱阅读。约翰逊只是嘴上说他得了很多A，而成绩优异的凯尔是真的门门全A。他还是一位出色的辩手，整个三年级无人能敌，约翰逊只是嘴上说他赢得了很多辩论，而凯尔是真的赢了。但两人都对政治感兴趣（但比起政治实践，凯尔更倾向于研究理论）。历史课和社科课上，两人经常争论不休。一名教授说，凯尔能把约翰逊驳得“哑口无言”。约翰逊只是嘴上说说他读了哪些哪些书，而凯尔是真的读了。但凯尔很喜欢这些争论，他认为大学里就是应该这样你来我往地交流想法和观点。他以为约翰逊也很喜欢。凯尔说，在约翰逊去科图拉之前的大学时光，“别人都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我却把他看作朋友”。而约翰逊显然也回应了他的友谊，邀请他到家里去见自己的朋友。约翰逊从科图拉回来以后，他需要“本地人”给迪森投票，而凯尔是这群人的领袖，所以约翰逊和他走得很近。“我以为我们是朋友。”凯尔说。理查兹操纵三年级的投票，他很生气，但一直以为约翰逊那天只不过是听理查兹的话罢了。他一点都没有怀疑其实一切的领导都是约翰逊。现在他也完全不怀疑是约翰逊操纵了这个让他丧失资格的所谓的“大萧条”观点。他对于秘密组织“白星”的存在毫不知情，对于林登·约翰逊被辩论得“哑口无言”的感受更是蒙在鼓里。凯尔后来回忆起来，那之前的一年，“他的两个手下（理查兹和伍兹）问我……愿不愿意加入一个组织，为文学和辩论活动多争取一点经费，因为他们觉得橄榄球队得到的经费太多了。当时我一点都没想过这是个秘密组织。我都不知道林登也是成员之一。”凯尔拒绝了邀请（“我说你们要对抗的那些人全是我的朋友”）之后，之前一直是班长的他，再也没赢得过任何学生选举。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他有种感觉，理查兹和伍兹知道他败选的内幕。现在，他也不明白，但只是有种感觉，这两人也推动了他此次编辑的落选。凯尔回忆说，一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就去找他们，拦住他们，用所有的脏话骂他们。他们就站在那儿看着我，咧嘴笑”。但是他从没想过，甚至连怀疑都没有过，谁又站在理查兹和伍兹背后。直到学生会那次决定性的会议之后几个星期，“学校生涯的最后时光”，凯尔才被告知，约翰逊是那次会议的主导者，而且，“几年来林登一直在努力阻挠我获得任何荣誉”，普尔斯也是丝毫没起疑心，“这一切进行的同时”，他只要在学校里碰到林登·约翰逊，对方就会露出友好的微笑，“停下来跟我聊天，跟没事人似的”。
讽刺的是，约翰逊用“要把钱给需要的学生”这个论点操纵了学生会的决议，而普尔斯却因此要到得克萨斯的毕晓普度过“可怕的一年”，好赚够了钱继续大学学业。他说，离开学校前往毕晓普的时候，他“备感苦涩”。“他（约翰逊）开创了圣马科斯的政治操纵，”普尔斯说，“他不得不开创这个。要是他没有做那些政治上的手脚，他就不可能出色。他不是个出色的学生，他在别的任何方面都不出色。他那种人，就是随时都很阴险鬼祟。他能做得出你我都做不出的事情，以此来获取权力。但他得到了权力，而且把我们拼命努力争取的工作成功地搅黄了。”凯尔和妹妹还能付得起圣马科斯的学费，但他们也退学了，直到约翰逊毕业离校才回来。“我们退学，就是因为他，”凯尔说，“他做的事情让我们觉得恶心。”这种恶心多年未曾消退，凯尔的朋友说。艾拉·莱勒是多年以后才知道学生会拒绝她对继任者推荐的真正原因，她说：“亨利是非常聪明的学生，也特别理想主义，他不能容忍政治目的的存在。”另一个要求匿名的学生说：“仿佛亨利过去一直住在象牙塔里，突然一下子看到了生活到底能有多么肮脏。”
班长、学生会成员、“天人菊”、《学院之星》和《教育者》的编辑，一九二九年六月林登·约翰逊从科图拉回来的时候，这些位置上还全是瞧不起林登·约翰逊的人。但一九三〇年八月他毕业的时候，这些位置全换了人，这些人名义上不是林登·约翰逊领导的，实际上全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敌人都被盟友取而代之，而且速度惊人。一年多点的时间里，这个一直对政治感兴趣却毫无政治经验的年轻人，操纵了一个学校的政治架构，或者说创造了一个学校的政治架构，而他作为学校里仍然最不受欢迎的学生之一，影响力却超越了所有人。
“回想那些精彩的……长篇大论……我明白哥哥有多么擅长搞政治计谋。这是他生来就该做的工作，也是他最喜欢的休闲方式。”山姆·休斯敦·约翰逊写道。这个弟弟在约翰逊的一生中提供了很多从兄弟角度出发的真知灼见，而“生来就该做的工作”正是其中之一。林登·约翰逊初步涉足这个领域的时候，就已经是个中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