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时期的梁启超从思想体系而言，仍是师承康有为的梁启超。《时务报：上发表的梁启超作《读日本书目志书后》，除照录康有为《读日本书目志序》外梁启超又称引康的“改制”说，提出“藉观明治维新”，而“发愤以改政”的j张，此文一经刊出，立即为张之洞注意，并由汪康年、汪诒年兄弟出面，力图使婆启超不再援引“康学”，以为规避。
梁启超顿时觉得《时务报》实在是不好办的，原以为同仁办报制肘较少，不斗发行愈多、声名愈广，那险象便也接二连三了。其时汪康年为《时务报》总理，宜筹款、发行之责；梁启超为主笔，担撰述、文字之纲，职权本来分明，汪康年却要干预笔政且又涉及师门，梁启超不能不认真对待了。
梁启超告诉汪诒年：
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前者《变法》之议(此虽天下人之公言，然弟之所以得闻此者，实由南海。去年之不引者，以报之未销耳。)，未能征引，已极不安。日为掠美之事，弟其何以为人？弟之为南海门人，天下所共闻矣。若以为见一康字，则随手丢去也；则见一梁字，其恶之亦当如是矣。为销报计，则今日之《时务报》谁敢不阅；谓因此一语，而阅报者印至裹足，虽五尺之童，知其不然矣。
梁启超的这一番话，于学问和人格都是掷地有声的，也是梁启超不妥协的宣示。其实，岂只是维护师门，在同样发表于《时务报》的《知耻学会叙》中，刑当时清朝政府官僚腐败的抨击，已经达到了摧枯拉朽的程度，为有清以来所未见。
从古到今，由今溯古，学会多矣！而知耻学会则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顾名思义，该学会的总旨是知耻，其诞生于甲午战败、国耻累积之后，实在是生逢其时。
让人知耻，便是有人不知耻。在中国，不知耻者是些什么人？梁启超认为：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聱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接见西官，栗栗变色，听言若闻雷，睹颜若谈虎，其下焉者，饱食无事，趋衙听鼓，旅进旅退，濡濡若驱群豕，曾不为怪……
梁启超道出了多少人民大众的心声。
难怪张之洞对刊有《知耻学会叙》的该册《时务报》“恐招大祸”而急急令饬“千万勿送”了，并认为“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
一个没落的阶级，也许是更加敏感的阶级；一个腐败的权力群体，也许是更加凶残的权力群体。无耻并不是麻木的代名词，即便洋务派首领如张之洞，当梁启超均笔锋触及到洋务运动“自强新政”的破产，并一起归人无耻官僚之类，而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权势、地位时，便真相毕露了。
张之洞再三授意幕僚致函汪康年，抑制改良派的议论。乘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任职，只能“遥领笔政”时，汪康年延用私人，未经梁启超同意便修改梁启超的艾稿，徐勤的文章被腰斩，就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要在《时务报》登载大同得译书两的广告，也因有《孑L子改制考》的书名而“见却”。
1898年3月3日，忍无可忍的梁启超致书汪康年，提出于梁汪之间选择其一：‘请兄即与诸君子商定，下一断语，或愿辞，或不愿辞，于廿五前后，与弟一电，卑弟得自定主意。如兄愿辞，弟即接办；如兄不愿辞，弟即告辞，再行设法另办。”
汪、梁之争，并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
汪康年的背后是张之洞。
梁启超只有手中的一枝笔。
汪康年当然不会放弃已经握在手中的权力。
梁启超离开了《时务报》，离开了这一份由他造就也造就了他蜚声海内的报纸。
梁启超当无遗憾。因为在他主持笔政时，《时务报》尽扫陋习，创开风气，已宁公论。
梁启超在《时务报》大体完成了《变法通议》的写作，这一篇篇如秋风扫落十的文字，摧折了多少枯朽，滋润了多少新芽。
《时务报》馆小楼上的洋蜡熄灭了，维新之光升起了。
岳麓山下，橘子洲头，眺望三湘大地，自有别的一番情趣，开阔、空旷，使人中往。1897年11月，梁启超应谭嗣同、黄遵宪之约到长沙，虽然还在“遥领笔政”李上海《时务报》撰述，可是因为汪梁之争日趋公开、激烈，对湖南时务学堂中文象教习这个位置，梁启超已经有一番谋划了。
其时，黄遵宪刚调任湖南按察使。巡抚陈宝箴对新学也颇为支持，且提调熊希令鼎力相助。谭嗣同正如春风得意，湖南时务学堂也因此而有了相当规模，更何况乏有了梁启超的加盟，湖南大有“变法”、“新政”的领先一步的态势。一时间，二人志士云集湘楚，好不热闹。
梁启超亲自制订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为：一曰立志，以天下为己任，白救亡而献身；二日养心，破苦乐，破生死，破毁誉，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斥移；三日治身，忠信笃敬；四日读书，穷尽上下千古，纵横中外之学；’五曰穷里，深思考，勤观察；六曰学文；七日乐群；八曰摄生；九日经世；十日传教。这卜条学约，自然没有完全脱离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然其总的目示却是学以致用，全面发展，为中国的自强立志，为民族的救亡献身。
梁启超开列的学员需读书目中有：《万国公法》、《几何原本》、《日本国志》、化学鉴原》、《格致汇编》、《万国史记》等等。
梁启超的教学也自备一格，他以教习《公羊》、《孟子》为轴心，同时糅以古錾儒学、西洋科技、中外史地等，再进而发挥康有为的“改制”、“大同”思想，占合中国实际，听者无不屏息静气，而梁启超则声情并茂，辅之以手势，有时开怀笑，有时热泪滚滚。
湖南时务学堂，实质是准备维新变法的政治学堂。
如果说梁启超在《时务报》是以笔下风雷呼唤中国人奋进的话，那么他在长沙时务学堂，却是面对面地在训练一支生力军了。
梁启超每天上4小时课，其风度、举止颇像乃师康有为，又更多了一些随和、亲近，毕竟他只有24岁。当学子们鞠躬、一行礼如仪，每一天的教习开始时，梁启超总会用温情的目光迅速地向每一个学子问好，然后把那目光停留在最得意的门生蔡锷身上，再翻开一个厚厚的书包，里面是讲义以及学生们的作业。
梁启超的眼睛有点红，他总是熬夜。
40个学生的作业，写的是感想、体会、笔记，如饥似渴地求学的心灵里，会生出无数美妙的想法，便全都写在作业本上。因为他们知道梁启超会有妙语连珠的语，少则几百言，多则上千言，给蔡锷批的最多，写完最后一本的批语，再写上落款“总教习梁批”时，每每总是夜深之时，唯闻更鼓之声偶然从巷子深处传出；或者已是黎明，淡淡的白光又将渐次展现窗外这个古城的山色风韵。
梁启超几乎是不知疲倦的。
还有谭嗣同，在金陵“候补”一年，如同到深山出家，写成了《仁学》一书，不想再“候补”下去了，回湖南后把家小安置在浏阳，一个人到长沙参加筹创时务学堂。梁启超一到，只要稍得空闲二人便一起议论时政，诗歌互答，常常想起夏穗卿以及他的一句诗：一灯静如鹭。
也常常说到岳麓书院--宋代中国四大书院之首，以及佛教入湘。
梁启超：“始祖东渡，一苇慈航，至魏晋南北朝而隋唐，佛教在中国已经广为弘扬、深入民心，原因何在？除教义经典慑服人心外，更有一心传道者，山高路远万难不辞之故也。”
“麓山寺是佛教人湘后最早的一所寺庙，建于西晋泰始四年。弟每在岳麓山下散步，见托钵僧、苦行者飘然而过便顿生敬意，我辈什么时候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行而践道呢？”谭嗣同慨然道。
．梁启超：“不妨说我辈已在行之矣。舍科举而求新学，办报馆而为新论，今日湘地学堂或能留名万古，文坛闯将、国家栋梁焉知不在我莘莘学子中？”
谭嗣同：“真是‘昭潭无底’，‘惟湘有才’！”
这一夜，蒙蒙金月在上，滔滔湘水在下，已经是了无睡意了。
梁启超转身从内室取出一块名贵的菊花砚，告诉谭嗣同，这是唐才常昨日所送。以为至宝，而用宣纸层层包着置于卧榻枕头之旁。
梁启超不仅文章好，字也好，对古墨旧砚名笔之爱好不亚于一本本线装书。
谭嗣同接过宝砚细细把玩一番后，当即题诗一首：
空华了无真实相，用造蔚偈起众信。
任公之砚佛尘赠，两公石交我作证。
谭嗣同本是激烈慷慨之人，写完赠诗，搁笔沉思良久后问梁启超：…一灯静如孽’应作何解？”谭嗣同又在思念夏穗卿了，三个好友走了两个，只剩下本来就郁幡寡欢的夏穗卿，能不教人牵挂？
梁启超亦然，在上海时曾去信约夏穗卿写稿，此公却少有兴趣，偶尔回札也是三言两语，或谓：“《楞严经》愈读愈假，兄以为然否？”有一次只写一行字：“终j栖栖为底忙？”这一句却有出处，当年在北京有一段时间梁夏几乎无日不见，有三天梁启超不在会馆住，回来后只见案头有夏穗卿的留诗：
不见佞人三日了，不知为佞去何方。
春光如此不游赏，终日栖栖为底忙。
“你说他‘一灯静如鹭’，他也知‘春光如此不游赏’。可见，这如鹭之静，是智的，是出神到单足而立，惟其时才有澄思眇虑也。”梁启超言毕，又补充道：当初夜深人静，我与穗卿对饮时用的是两根灯草的油灯。”
“想那两根细长灯草的油灯，也似白鹭。”
“先醉了自己再燃起火光。”
“可是这佞人又作如何讲？”谭嗣同问。
梁启超：“那实在可看出穗卿学问根底的。古人自谦便称‘不佞’，《论语》又皂‘仁而不佞’，还说‘非敢为佞也，疾固也’，不佞又何谦之有呢？想起一部书训诂，道：‘佞，才也。’不佞即不才，仁而不佞即仁而无才，非敢为佞即不敢自分有才。穗卿称我为‘佞人’，也是在挖苦我的墨学狂，《庄子·天下》篇论墨子皇术总结一句是‘才士也夫’。于是穗卿便先称我‘才士’，再加以训诂辗转注解一番，一变便成了‘佞人’！”
谭嗣同叹道：“真不知才是何物？如穗卿之怪、之静、之醉，他醉后是否有言？”
梁启超：“他好杯中物，其量无底，却只是微醉，微醉之后更为静穆，倘若此穗卿肯写点什么，一定是满纸精彩纷呈的怪语怪论，可惜他不为，只是微醉女笑。”
谭嗣同：“偶有高论却也清醒得惊人，如说‘割尔等的头’。”
“割头的事情总是不太美妙。”
谭嗣同：“恐也总是不可避免。”
梁启超：“然。如《扬州十日记》所载，令人发指眦裂，此杀戮世界，非急以法维之，人类或许就要灭亡！”
《扬州十日记》、《明夷待访录》是清廷的禁书，梁启超“窃印”之“加以按芋，秘密发播，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时务学堂可以称为维新学堂了。湖一省，在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的合力推动下，另有《湘报》、《湘学报》以“全省新政之命脉”南学会。南学会的具体创办者为谭嗣同、唐才常和熊希龄，讲演为活动形式，把甲午之后，民族危机深重，“敌氛压境，沿海江十数省，风声鹤唳，草本皆兵”之情形诉诸以百姓。1897年冬，德国侵略者又强占胶州湾，国主义瓜分中国已是燃眉之急，南学会将这一时事形势及时报告会友，轰动一时。
南学会之后，湖南各府州县纷纷设会，计有：湖南不缠足会、延年会、学蒯会、公法学会、法律学会、群萌学会、任学会、舆算学会、龙南致用学会、明达等会等。
《国闻报》评论说：“湖南风气日开，较之沿海各省，有过之无不及也。”
在中国历史的一个紧要关头，湖南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梁启超也为湖南而自豪：
自时务学堂、南学会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自是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之士之志，不可夺也。
湖南时务学堂梁启超门下的高材生，如李炳寰林圭、蔡锷等从此常常谈论国家大事，并以“起虽振敞，上利于国，下泽于民”为己任。同时也直剞“朝廷纲纪败坏”。蔡锷则以“求学苦读，匡济日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决不随俗沉浮以污”为人生的目标。
湖南守旧派的攻击也甚嚣尘上了。
王先谦指康有为学说为“心迹悖乱，人所多知”；而康门之下的梁启超乃“阐扬师说，贼我辛人”。又指南学会谭嗣同等人是“逞其邪说，放厥篝词”，一律扣上了“首创邪说，背叛圣教，败灭常，惑世乱民”的罪名。
梁启超自然是首当其冲地被口诛笔伐之者：“雹六经，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璺纲常也；申民权，无君上也；孑L子纪年，欲人不生有本朝也。”
爆竹一声辞旧岁。新的一年，1898年来临了。
中国人民已经习惯了：希望中的一年总是在岁望中过去。
希望，失望，失望而又希望。虽说失望总是巨大的，可是智者所感所觉所见自希望，哪怕渺小到若小露、若新萼、若星火，却总是视之为新世纪曙光之先兆。
风雨飘摇中的世纪末啊！
艰难跋涉中的先行者啊！
梁启超又要收拾行装了，康有为命他“即刻赴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