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梁启超传
2254100000011

第11章 础润而雨(2)

然而这一时期的梁启超从思想体系而言,仍是师承康有为的梁启超。《时务报:上发表的梁启超作《读日本书目志书后》,除照录康有为《读日本书目志序》外梁启超又称引康的“改制”说,提出“藉观明治维新”,而“发愤以改政”的j张,此文一经刊出,立即为张之洞注意,并由汪康年、汪诒年兄弟出面,力图使婆启超不再援引“康学”,以为规避。

梁启超顿时觉得《时务报》实在是不好办的,原以为同仁办报制肘较少,不斗发行愈多、声名愈广,那险象便也接二连三了。其时汪康年为《时务报》总理,宜筹款、发行之责;梁启超为主笔,担撰述、文字之纲,职权本来分明,汪康年却要干预笔政且又涉及师门,梁启超不能不认真对待了。

梁启超告诉汪诒年:

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前者《变法》之议(此虽天下人之公言,然弟之所以得闻此者,实由南海。去年之不引者,以报之未销耳。),未能征引,已极不安。日为掠美之事,弟其何以为人?弟之为南海门人,天下所共闻矣。若以为见一康字,则随手丢去也;则见一梁字,其恶之亦当如是矣。为销报计,则今日之《时务报》谁敢不阅;谓因此一语,而阅报者印至裹足,虽五尺之童,知其不然矣。

梁启超的这一番话,于学问和人格都是掷地有声的,也是梁启超不妥协的宣示。其实,岂只是维护师门,在同样发表于《时务报》的《知耻学会叙》中,刑当时清朝政府官僚腐败的抨击,已经达到了摧枯拉朽的程度,为有清以来所未见。

从古到今,由今溯古,学会多矣!而知耻学会则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顾名思义,该学会的总旨是知耻,其诞生于甲午战败、国耻累积之后,实在是生逢其时。

让人知耻,便是有人不知耻。在中国,不知耻者是些什么人?梁启超认为: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聱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接见西官,栗栗变色,听言若闻雷,睹颜若谈虎,其下焉者,饱食无事,趋衙听鼓,旅进旅退,濡濡若驱群豕,曾不为怪……

梁启超道出了多少人民大众的心声。

难怪张之洞对刊有《知耻学会叙》的该册《时务报》“恐招大祸”而急急令饬“千万勿送”了,并认为“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

一个没落的阶级,也许是更加敏感的阶级;一个腐败的权力群体,也许是更加凶残的权力群体。无耻并不是麻木的代名词,即便洋务派首领如张之洞,当梁启超均笔锋触及到洋务运动“自强新政”的破产,并一起归人无耻官僚之类,而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权势、地位时,便真相毕露了。

张之洞再三授意幕僚致函汪康年,抑制改良派的议论。乘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任职,只能“遥领笔政”时,汪康年延用私人,未经梁启超同意便修改梁启超的艾稿,徐勤的文章被腰斩,就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要在《时务报》登载大同得译书两的广告,也因有《孑L子改制考》的书名而“见却”。

1898年3月3日,忍无可忍的梁启超致书汪康年,提出于梁汪之间选择其一:‘请兄即与诸君子商定,下一断语,或愿辞,或不愿辞,于廿五前后,与弟一电,卑弟得自定主意。如兄愿辞,弟即接办;如兄不愿辞,弟即告辞,再行设法另办。”

汪、梁之争,并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

汪康年的背后是张之洞。

梁启超只有手中的一枝笔。

汪康年当然不会放弃已经握在手中的权力。

梁启超离开了《时务报》,离开了这一份由他造就也造就了他蜚声海内的报纸。

梁启超当无遗憾。因为在他主持笔政时,《时务报》尽扫陋习,创开风气,已宁公论。

梁启超在《时务报》大体完成了《变法通议》的写作,这一篇篇如秋风扫落十的文字,摧折了多少枯朽,滋润了多少新芽。

《时务报》馆小楼上的洋蜡熄灭了,维新之光升起了。

岳麓山下,橘子洲头,眺望三湘大地,自有别的一番情趣,开阔、空旷,使人中往。1897年11月,梁启超应谭嗣同、黄遵宪之约到长沙,虽然还在“遥领笔政”李上海《时务报》撰述,可是因为汪梁之争日趋公开、激烈,对湖南时务学堂中文象教习这个位置,梁启超已经有一番谋划了。

其时,黄遵宪刚调任湖南按察使。巡抚陈宝箴对新学也颇为支持,且提调熊希令鼎力相助。谭嗣同正如春风得意,湖南时务学堂也因此而有了相当规模,更何况乏有了梁启超的加盟,湖南大有“变法”、“新政”的领先一步的态势。一时间,二人志士云集湘楚,好不热闹。

梁启超亲自制订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为:一曰立志,以天下为己任,白救亡而献身;二日养心,破苦乐,破生死,破毁誉,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斥移;三日治身,忠信笃敬;四日读书,穷尽上下千古,纵横中外之学;’五曰穷里,深思考,勤观察;六曰学文;七日乐群;八曰摄生;九日经世;十日传教。这卜条学约,自然没有完全脱离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然其总的目示却是学以致用,全面发展,为中国的自强立志,为民族的救亡献身。

梁启超开列的学员需读书目中有:《万国公法》、《几何原本》、《日本国志》、化学鉴原》、《格致汇编》、《万国史记》等等。

梁启超的教学也自备一格,他以教习《公羊》、《孟子》为轴心,同时糅以古錾儒学、西洋科技、中外史地等,再进而发挥康有为的“改制”、“大同”思想,占合中国实际,听者无不屏息静气,而梁启超则声情并茂,辅之以手势,有时开怀笑,有时热泪滚滚。

湖南时务学堂,实质是准备维新变法的政治学堂。

如果说梁启超在《时务报》是以笔下风雷呼唤中国人奋进的话,那么他在长沙时务学堂,却是面对面地在训练一支生力军了。

梁启超每天上4小时课,其风度、举止颇像乃师康有为,又更多了一些随和、亲近,毕竟他只有24岁。当学子们鞠躬、一行礼如仪,每一天的教习开始时,梁启超总会用温情的目光迅速地向每一个学子问好,然后把那目光停留在最得意的门生蔡锷身上,再翻开一个厚厚的书包,里面是讲义以及学生们的作业。

梁启超的眼睛有点红,他总是熬夜。

40个学生的作业,写的是感想、体会、笔记,如饥似渴地求学的心灵里,会生出无数美妙的想法,便全都写在作业本上。因为他们知道梁启超会有妙语连珠的语,少则几百言,多则上千言,给蔡锷批的最多,写完最后一本的批语,再写上落款“总教习梁批”时,每每总是夜深之时,唯闻更鼓之声偶然从巷子深处传出;或者已是黎明,淡淡的白光又将渐次展现窗外这个古城的山色风韵。

梁启超几乎是不知疲倦的。

还有谭嗣同,在金陵“候补”一年,如同到深山出家,写成了《仁学》一书,不想再“候补”下去了,回湖南后把家小安置在浏阳,一个人到长沙参加筹创时务学堂。梁启超一到,只要稍得空闲二人便一起议论时政,诗歌互答,常常想起夏穗卿以及他的一句诗:一灯静如鹭。

也常常说到岳麓书院--宋代中国四大书院之首,以及佛教入湘。

梁启超:“始祖东渡,一苇慈航,至魏晋南北朝而隋唐,佛教在中国已经广为弘扬、深入民心,原因何在?除教义经典慑服人心外,更有一心传道者,山高路远万难不辞之故也。”

“麓山寺是佛教人湘后最早的一所寺庙,建于西晋泰始四年。弟每在岳麓山下散步,见托钵僧、苦行者飘然而过便顿生敬意,我辈什么时候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行而践道呢?”谭嗣同慨然道。

.梁启超:“不妨说我辈已在行之矣。舍科举而求新学,办报馆而为新论,今日湘地学堂或能留名万古,文坛闯将、国家栋梁焉知不在我莘莘学子中?”

谭嗣同:“真是‘昭潭无底’,‘惟湘有才’!”

这一夜,蒙蒙金月在上,滔滔湘水在下,已经是了无睡意了。

梁启超转身从内室取出一块名贵的菊花砚,告诉谭嗣同,这是唐才常昨日所送。以为至宝,而用宣纸层层包着置于卧榻枕头之旁。

梁启超不仅文章好,字也好,对古墨旧砚名笔之爱好不亚于一本本线装书。

谭嗣同接过宝砚细细把玩一番后,当即题诗一首:

空华了无真实相,用造蔚偈起众信。

任公之砚佛尘赠,两公石交我作证。

谭嗣同本是激烈慷慨之人,写完赠诗,搁笔沉思良久后问梁启超:…一灯静如孽’应作何解?”谭嗣同又在思念夏穗卿了,三个好友走了两个,只剩下本来就郁幡寡欢的夏穗卿,能不教人牵挂?

梁启超亦然,在上海时曾去信约夏穗卿写稿,此公却少有兴趣,偶尔回札也是三言两语,或谓:“《楞严经》愈读愈假,兄以为然否?”有一次只写一行字:“终j栖栖为底忙?”这一句却有出处,当年在北京有一段时间梁夏几乎无日不见,有三天梁启超不在会馆住,回来后只见案头有夏穗卿的留诗:

不见佞人三日了,不知为佞去何方。

春光如此不游赏,终日栖栖为底忙。

“你说他‘一灯静如鹭’,他也知‘春光如此不游赏’。可见,这如鹭之静,是智的,是出神到单足而立,惟其时才有澄思眇虑也。”梁启超言毕,又补充道:当初夜深人静,我与穗卿对饮时用的是两根灯草的油灯。”

“想那两根细长灯草的油灯,也似白鹭。”

“先醉了自己再燃起火光。”

“可是这佞人又作如何讲?”谭嗣同问。

梁启超:“那实在可看出穗卿学问根底的。古人自谦便称‘不佞’,《论语》又皂‘仁而不佞’,还说‘非敢为佞也,疾固也’,不佞又何谦之有呢?想起一部书训诂,道:‘佞,才也。’不佞即不才,仁而不佞即仁而无才,非敢为佞即不敢自分有才。穗卿称我为‘佞人’,也是在挖苦我的墨学狂,《庄子·天下》篇论墨子皇术总结一句是‘才士也夫’。于是穗卿便先称我‘才士’,再加以训诂辗转注解一番,一变便成了‘佞人’!”

谭嗣同叹道:“真不知才是何物?如穗卿之怪、之静、之醉,他醉后是否有言?”

梁启超:“他好杯中物,其量无底,却只是微醉,微醉之后更为静穆,倘若此穗卿肯写点什么,一定是满纸精彩纷呈的怪语怪论,可惜他不为,只是微醉女笑。”

谭嗣同:“偶有高论却也清醒得惊人,如说‘割尔等的头’。”

“割头的事情总是不太美妙。”

谭嗣同:“恐也总是不可避免。”

梁启超:“然。如《扬州十日记》所载,令人发指眦裂,此杀戮世界,非急以法维之,人类或许就要灭亡!”

《扬州十日记》、《明夷待访录》是清廷的禁书,梁启超“窃印”之“加以按芋,秘密发播,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时务学堂可以称为维新学堂了。湖一省,在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的合力推动下,另有《湘报》、《湘学报》以“全省新政之命脉”南学会。南学会的具体创办者为谭嗣同、唐才常和熊希龄,讲演为活动形式,把甲午之后,民族危机深重,“敌氛压境,沿海江十数省,风声鹤唳,草本皆兵”之情形诉诸以百姓。1897年冬,德国侵略者又强占胶州湾,国主义瓜分中国已是燃眉之急,南学会将这一时事形势及时报告会友,轰动一时。

南学会之后,湖南各府州县纷纷设会,计有:湖南不缠足会、延年会、学蒯会、公法学会、法律学会、群萌学会、任学会、舆算学会、龙南致用学会、明达等会等。

《国闻报》评论说:“湖南风气日开,较之沿海各省,有过之无不及也。”

在中国历史的一个紧要关头,湖南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梁启超也为湖南而自豪:

自时务学堂、南学会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自是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之士之志,不可夺也。

湖南时务学堂梁启超门下的高材生,如李炳寰林圭、蔡锷等从此常常谈论国家大事,并以“起虽振敞,上利于国,下泽于民”为己任。同时也直剞“朝廷纲纪败坏”。蔡锷则以“求学苦读,匡济日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决不随俗沉浮以污”为人生的目标。

湖南守旧派的攻击也甚嚣尘上了。

王先谦指康有为学说为“心迹悖乱,人所多知”;而康门之下的梁启超乃“阐扬师说,贼我辛人”。又指南学会谭嗣同等人是“逞其邪说,放厥篝词”,一律扣上了“首创邪说,背叛圣教,败灭常,惑世乱民”的罪名。

梁启超自然是首当其冲地被口诛笔伐之者:“雹六经,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璺纲常也;申民权,无君上也;孑L子纪年,欲人不生有本朝也。”

爆竹一声辞旧岁。新的一年,1898年来临了。

中国人民已经习惯了:希望中的一年总是在岁望中过去。

希望,失望,失望而又希望。虽说失望总是巨大的,可是智者所感所觉所见自希望,哪怕渺小到若小露、若新萼、若星火,却总是视之为新世纪曙光之先兆。

风雨飘摇中的世纪末啊!

艰难跋涉中的先行者啊!

梁启超又要收拾行装了,康有为命他“即刻赴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