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梁启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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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础润而雨(1)

梁启超是1896年4月抵沪的。

梁启超统领《时务报》笔政,主笔该报言论,并以60篇大作在《时务报》发表,一时四海之内无不说《时务报》、无不知梁启超。凡此种种,却不能不提到梁启超的另一个好友、力荐梁启超为主笔的黄遵宪。

梁启超比黄遵宪小25岁,当黄遵宪以诗歌闻名于世时,梁启超正在蒙毫学字。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组织、起草“公车上书”,才华初露即为黄遵宪看重,顾左右日:“此子乃栋梁之才。”

黄遵宪不仅旧学深厚诗名卓著,且精通外文,长期充任驻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的外交官,是康梁推动新政改革时,最了解西方诸国、最富有世界知识的维新志士。

1894年,黄遵宪驻新加坡总领事任满归国。次年,赴南京谒见两江总督张之洞,不得要领。其时北京强学会兴起,《万国公报》及后来改名的《中外纪事》使黄遵宪很是激动了一番,一个不了解世界的民族又自诩为“天朝大国”,怎么能自主图强呢?其间康有为来江南游说张之洞筹立上海强学会,在沪小住时,黄遵宪往访,“自是朝夕过从,无所不语”。并且相约,待时机一到,必先得办报,必先要译介西方的著述,且要速译,为振民气也。不久康有为返广东,北京强学会被封禁,上海强学会停办之后,黄遵宪“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欲以报馆为倡始”。当张之洞的幕僚汪康年到上海与黄遵宪商议办报事宜时,黄遵宪便提出主笔一职可不议,非新会梁启超不能担此重任。

黄遵宪在上海敦促梁启超南下,梁启超一到,匆匆接风后便发出公启,公启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邹凌瀚、吴德潇五人署名,公告各界:《时务报》不日创刊发行。

所有的分歧都是从开始便隐伏着的。

当议及办报宗旨时,汪康年承张之洞之意,力主专译西政、西论、西事,并录宫廷谕旨。对于言论,则守夫子之道述而不作。

这是官僚的精明处,专事翻译可不负文责,上海地乃南北要冲,是两江地盘辖下,张之洞自不能放弃却又顾及到了清廷对康梁的注目。更何况新学之潮汹汹,张之洞何不坐收渔人之利呢?

梁启超认为,既为主笔,就要言论。“广译西报果然重要,然毕竟是中土之中国人办中国人看的报纸,不发一言从无立论,岂非贻笑天下?”黄遵宪调和其间要汪康年不必太过“忧谗畏讥”;同时又嘱梁启超不要“畏首畏尾不敢为”,但畦不能“太过恢张”。总之是,兹事体大,谨慎为之。用邹代钧的话说:“愿公兢兢业业为之,不愿公轰轰烈烈为之。”

汪康年、梁启超暂告妥协。

《时务报仍遵“广译西报”,“事皆纪实”为宗旨,咿有言论评说,但只占极少篇幅。

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创刊。

《时务报》创刊第l期,即有梁启超能《论报刊有益于国事》、《变法通议自序》两文赫然见诸报端。令读者耳目一新的,不独是梁启超要冲决封建罗网的思想,还有他独具一格的酣畅淋漓的新文体。

这一切,真是中国人盼望已久的了。

《论报刊有益于国事》一文,是梁启超作为主笔登上中国文坛的一个开场白,他摒弃了一切陈旧的文章作法,开篇即开门见山写道:

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语言不通,故闽粤之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

梁启超是文起句的“通塞”之论,实在是至理名言。大上海有了新的声音。

梁启超关于办报的诸多想法,既是源于历史的,比如他认为“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辅轩以采访之,邻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也有源于西方的,比如讲到“西人之大报”,议院言论,国用会计,人口生死,地理险要,民生盈绌,物产品目,兵力增减等等无所不记。更有各种分报--专业报纸--“朝登一纸,夕布万方”。

结论是:“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归根结底,梁唐超对于办报馆的精辟之见,却是痛感于中国现实的种种“血脉不通”、“道路不通”及“漠不相关”。岁月如流,社会艰难地演进着,梁启超的论述已经由100年前的现实感言成了留给后人的至理名言。

梁启超清醒地看到在中国办报与在西方办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西国议院议定一事,布之于众,令报馆人人院珥笔而录之”。但是在中国则“讳莫如深,枢府举动、其相不知”。再者,西方有发达的“格致制造专门之业”,“新法日出,故亟登报章,先睹为快”。而在中国“稍讲此学之人已如凤毛麟角,安有专精其业,神明其法,1而出新制也”。

《时务报》究竟如何办呢?梁启超是这样告诉读者的:“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使读者“知国体不立,受人嫂辱。律法不讲,为人愚弄。可以奋历新学,思雪前耻矣!”然后“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斩兴,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渐备矣”。

对梁启超来说,上海的全部诱惑就是《时务报》,他的试图投入}土会、一试身手的迫切之情,从此耍喷薄而出。这是任谁也无法阻挡均,此种源于青年梁启超忧国忧冕、试图变法维新的大渴望,一旦融入社会成为潮流,能不一泻千里?

“有助耳目喉舌之明。而起天之废疾”,言之行之,梁启超兼于一身了。在陆续发表于《时务报》的《变法通义》中,他揭露封建专制的腐朽,疾呼不变法的危险,实在振聋发聩。

上海四马路《时务报》馆。

上海四马路是热闹地段,白天熙熙攘攘,贩尺走卒叫卖之声不绝,一到晚上青娄堂馆,车水马龙,煞是热闹。四马路以风月场所“长三书寓”闻名,一到晚上便阿欢场女子坐在年青龟公的大腿上,乘着车飞奔而去。

《时务报》馆是不起眼的。

梁启超走进报馆,落座,便有一种感觉:新的生命仿佛又开始了。因为这一天也将撰写新的文章,安排新的版面。《时务报》是旬刊,每一期论说4000~5000字,由梁启超撰写;东西各报译稿1万多字,由梁启超润色定稿:一切公牍告白等睾杂项,归其编排。这一切底定之后,还得由梁启超校对。10天一册,每册3万字。再加上梁启超的“字字精心”,耗费多少精力可想而知了。

上海八月还是暑热难耐之时,《时务报》馆的小楼上,梁启超独居一室,办公、木息、吃饭、会客都在这里了。《变法通议》的写作使他常常处于激动之中,浮想茨翩而不能停笔:

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龟,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交,而成生人。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

梁启超笔下,一个“变”字被解析得淋漓尽致了。而地球之形成、人类万物之莲化,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极为新鲜的,梁启超以他独有的语言生动地将这一幅幅画面展示给读者。因而接受这天下之公理,一般民众并不艰难。

梁启超告诉人们,变是不可阻挡的,变是非变不可的。问题只是:自己愿意变的变,或自己不愿意变的变。

“变亦变,不变亦变。”

历朝历代,总是有人想变、愿变;有人不想变、不愿变。

风吹云动,天无时不在“变”。

春华秋实,地无时不在“变”。

生老病死,人无时不在“变”。

梁启超看到了“变”的微妙精深。

由一“变”而万“变”,万“变”归一“变”。

“变”是一种流动的美,仿佛时光之箭。

流动在天地之间,流动在思想的清泉中。

“变”的联想,使梁启超喜不自胜。由天而地,由人而国,往复无穷。

梁启超认为:

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

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梁启超还以世界历史为例,认为日本以自变而强,印度以不变而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而波兰,则也“见分于诸国而待变”。

字里行间,梁启超已经在呼唤了:

中国,你为什么不变?

你怎么能不变?

你又到底如何变?

变法的本源先是“变动科举”,及后是“工艺专利”。梁启超的变法本原思想意在摧毁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封建科举制度,广取天下有识之士。后者则是旨在推动生产发展经济,为民族资本主义摇旗呐喊。

在中国这块板结的封建土壤中,梁启超与《时务报》脱颖而出了。

《时务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行销1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与天津《国闻报》遥相呼应,成为一南一北的两大报。一时间,《时务报》影响之大,从“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乡,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公度(黄遵宪)书云:“梁卓如兄乃旷世奇才,今窥一斑,益为神往矣。”严复在写给熊纯如的信中说,梁启超“自甲午以来,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云,海内视听为之一耸”。

因为梁启超的“语言笔札之妙”,社会各界纷纷“争礼下之”。有论者云,妙就妙在梁启超的敏锐洞察、深刻见解、优美顺畅而又极富鼓动性的文字。

24岁的梁启超,已经如新星闪耀了。

张之洞饬行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并称:“上海新设事务报馆,每一句出报一本,本部堂披阅之下,具见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所录外洋各报,皆系就本文译出,不比坊间各报讹传臆造。且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

张之洞还亲笔写信给梁启超.云:

“甚盼卓老中秋前后来鄂一游,有要事摹商。”

卓如,梁启超的号,称卓老,且以湖广总督之尊,张之洞对梁启超的宏揽人才艺心已经迫切至跃然纸上了。

1897年初,梁启超往武昌拜见张之洞。

张之洞极为兴奋,破例开武昌城中门迎妾梁启超。张之洞并问下属:“可否鸣炮?”

下属告之:“按成例,迎见督抚或钦差时才.开中门并鸣放礼炮,梁启超乃小小举人,恐不妥。”

张之洞面有不悦之色:“举人乃小,主笔永知几品官?”

下属忙附耳道:“恐有折子奏到西边,兹錾体大。”

张之洞这才挥挥手,算是不鸣炮了。西盘,指西太后与后党也,张之洞当然得小心堇慎。

正式拜见的那天,适逢张之洞的侄儿结昏,人来客往,应接不暇,张之洞却只是应寸了事,丢下一应宾客,只顾与梁启超长谈。邑夕招饮,作陪的有梁鼎芬、钱恂。张之洞顷频劝酒,梁启超颇有知遇之感,赞许《时簪报》是不必说的,垂询政事,梁启超倒也冕所顾忌,所言的无非是变法维新、孔子改副之论,张之洞话题一转:“有一事相商,望屈求。”

梁启超:“请赐教。”

原来是张之洞邀请梁启超到湖北任“两湖时务院”院长,并在总督署办事,月薪“千二百金”。

梁启超倒是为难了。

倘论知遇之恩当报,则理所不能推辞。然而上海《时务报》的事业刚刚如日中天,且还算得心应手,又实在放不下了。于是再三“固辞”回到了上海。

是次湖北之行,备受礼遇又有张之洞的盛情相邀,秉烛夜谈,梁启超心里自然黾感激不尽的,更要者,他以为《时务报》的事业有张之洞的支持,能省却很多麻顷,且还可有一番发展。因而,梁启超在给张之洞的信中称:“赐以燕见,许以尽言,商榷古今,坐论中外,激言大义,不吝指教,刍尧涓流,靡不容采,授多馈曝,殷勤逾恒。宁惟知己之感,实怀得师之幸,归舟容与,喜不自胜。”

梁启超是真诚的,也是天真的。

宦海沉浮几十年的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人员,对康梁有同情的一面,电有戒瞑的一面;对康梁的思想有认可的一面,也有反对的一面。总的来说,后者大于前蕾。官僚对于文人从来都只是利用而已,而有没有、有多少利用的价值,则要视当对的社会形势以及对自己的官场仕途是否有利而定。

自古以来,在这一价值判断上,政客与官僚是从不含糊的。

而梁启超也已经有着自己的轨迹了,他在《时务报》的那一枝笔已经断然不搁下,他活跃的新思维、新思想还将源源而出;他势必要触动那个暮气沉沉的旧世界,并给这个旧世界的维护者留下许多不快;就连梁启超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是,干为维新变法的文字宣传者、舆论造势者,他已经站到了康有为的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