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1896年4月抵沪的。
梁启超统领《时务报》笔政，主笔该报言论，并以60篇大作在《时务报》发表，一时四海之内无不说《时务报》、无不知梁启超。凡此种种，却不能不提到梁启超的另一个好友、力荐梁启超为主笔的黄遵宪。
梁启超比黄遵宪小25岁，当黄遵宪以诗歌闻名于世时，梁启超正在蒙毫学字。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组织、起草“公车上书”，才华初露即为黄遵宪看重，顾左右日：“此子乃栋梁之才。”
黄遵宪不仅旧学深厚诗名卓著，且精通外文，长期充任驻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的外交官，是康梁推动新政改革时，最了解西方诸国、最富有世界知识的维新志士。
1894年，黄遵宪驻新加坡总领事任满归国。次年，赴南京谒见两江总督张之洞，不得要领。其时北京强学会兴起，《万国公报》及后来改名的《中外纪事》使黄遵宪很是激动了一番，一个不了解世界的民族又自诩为“天朝大国”，怎么能自主图强呢？其间康有为来江南游说张之洞筹立上海强学会，在沪小住时，黄遵宪往访，“自是朝夕过从，无所不语”。并且相约，待时机一到，必先得办报，必先要译介西方的著述，且要速译，为振民气也。不久康有为返广东，北京强学会被封禁，上海强学会停办之后，黄遵宪“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欲以报馆为倡始”。当张之洞的幕僚汪康年到上海与黄遵宪商议办报事宜时，黄遵宪便提出主笔一职可不议，非新会梁启超不能担此重任。
黄遵宪在上海敦促梁启超南下，梁启超一到，匆匆接风后便发出公启，公启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邹凌瀚、吴德潇五人署名，公告各界：《时务报》不日创刊发行。
所有的分歧都是从开始便隐伏着的。
当议及办报宗旨时，汪康年承张之洞之意，力主专译西政、西论、西事，并录宫廷谕旨。对于言论，则守夫子之道述而不作。
这是官僚的精明处，专事翻译可不负文责，上海地乃南北要冲，是两江地盘辖下，张之洞自不能放弃却又顾及到了清廷对康梁的注目。更何况新学之潮汹汹，张之洞何不坐收渔人之利呢？
梁启超认为，既为主笔，就要言论。“广译西报果然重要，然毕竟是中土之中国人办中国人看的报纸，不发一言从无立论，岂非贻笑天下？”黄遵宪调和其间要汪康年不必太过“忧谗畏讥”；同时又嘱梁启超不要“畏首畏尾不敢为”，但畦不能“太过恢张”。总之是，兹事体大，谨慎为之。用邹代钧的话说：“愿公兢兢业业为之，不愿公轰轰烈烈为之。”
汪康年、梁启超暂告妥协。
《时务报仍遵“广译西报”，“事皆纪实”为宗旨，咿有言论评说，但只占极少篇幅。
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创刊。
《时务报》创刊第l期，即有梁启超能《论报刊有益于国事》、《变法通议自序》两文赫然见诸报端。令读者耳目一新的，不独是梁启超要冲决封建罗网的思想，还有他独具一格的酣畅淋漓的新文体。
这一切，真是中国人盼望已久的了。
《论报刊有益于国事》一文，是梁启超作为主笔登上中国文坛的一个开场白，他摒弃了一切陈旧的文章作法，开篇即开门见山写道：
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语言不通，故闽粤之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
梁启超是文起句的“通塞”之论，实在是至理名言。大上海有了新的声音。
梁启超关于办报的诸多想法，既是源于历史的，比如他认为“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辅轩以采访之，邻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也有源于西方的，比如讲到“西人之大报”，议院言论，国用会计，人口生死，地理险要，民生盈绌，物产品目，兵力增减等等无所不记。更有各种分报--专业报纸--“朝登一纸，夕布万方”。
结论是：“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归根结底，梁唐超对于办报馆的精辟之见，却是痛感于中国现实的种种“血脉不通”、“道路不通”及“漠不相关”。岁月如流，社会艰难地演进着，梁启超的论述已经由100年前的现实感言成了留给后人的至理名言。
梁启超清醒地看到在中国办报与在西方办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西国议院议定一事，布之于众，令报馆人人院珥笔而录之”。但是在中国则“讳莫如深，枢府举动、其相不知”。再者，西方有发达的“格致制造专门之业”，“新法日出，故亟登报章，先睹为快”。而在中国“稍讲此学之人已如凤毛麟角，安有专精其业，神明其法，1而出新制也”。
《时务报》究竟如何办呢？梁启超是这样告诉读者的：“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使读者“知国体不立，受人嫂辱。律法不讲，为人愚弄。可以奋历新学，思雪前耻矣！”然后“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斩兴，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渐备矣”。
对梁启超来说，上海的全部诱惑就是《时务报》，他的试图投入}土会、一试身手的迫切之情，从此耍喷薄而出。这是任谁也无法阻挡均，此种源于青年梁启超忧国忧冕、试图变法维新的大渴望，一旦融入社会成为潮流，能不一泻千里？
“有助耳目喉舌之明。而起天之废疾”，言之行之，梁启超兼于一身了。在陆续发表于《时务报》的《变法通义》中，他揭露封建专制的腐朽，疾呼不变法的危险，实在振聋发聩。
上海四马路《时务报》馆。
上海四马路是热闹地段，白天熙熙攘攘，贩尺走卒叫卖之声不绝，一到晚上青娄堂馆，车水马龙，煞是热闹。四马路以风月场所“长三书寓”闻名，一到晚上便阿欢场女子坐在年青龟公的大腿上，乘着车飞奔而去。
《时务报》馆是不起眼的。
梁启超走进报馆，落座，便有一种感觉：新的生命仿佛又开始了。因为这一天也将撰写新的文章，安排新的版面。《时务报》是旬刊，每一期论说4000～5000字，由梁启超撰写；东西各报译稿1万多字，由梁启超润色定稿：一切公牍告白等睾杂项，归其编排。这一切底定之后，还得由梁启超校对。10天一册，每册3万字。再加上梁启超的“字字精心”，耗费多少精力可想而知了。
上海八月还是暑热难耐之时，《时务报》馆的小楼上，梁启超独居一室，办公、木息、吃饭、会客都在这里了。《变法通议》的写作使他常常处于激动之中，浮想茨翩而不能停笔：
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龟，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交，而成生人。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
梁启超笔下，一个“变”字被解析得淋漓尽致了。而地球之形成、人类万物之莲化，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极为新鲜的，梁启超以他独有的语言生动地将这一幅幅画面展示给读者。因而接受这天下之公理，一般民众并不艰难。
梁启超告诉人们，变是不可阻挡的，变是非变不可的。问题只是：自己愿意变的变，或自己不愿意变的变。
“变亦变，不变亦变。”
历朝历代，总是有人想变、愿变；有人不想变、不愿变。
风吹云动，天无时不在“变”。
春华秋实，地无时不在“变”。
生老病死，人无时不在“变”。
梁启超看到了“变”的微妙精深。
由一“变”而万“变”，万“变”归一“变”。
“变”是一种流动的美，仿佛时光之箭。
流动在天地之间，流动在思想的清泉中。
“变”的联想，使梁启超喜不自胜。由天而地，由人而国，往复无穷。
梁启超认为：
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
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梁启超还以世界历史为例，认为日本以自变而强，印度以不变而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而波兰，则也“见分于诸国而待变”。
字里行间，梁启超已经在呼唤了：
中国，你为什么不变？
你怎么能不变？
你又到底如何变？
变法的本源先是“变动科举”，及后是“工艺专利”。梁启超的变法本原思想意在摧毁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封建科举制度，广取天下有识之士。后者则是旨在推动生产发展经济，为民族资本主义摇旗呐喊。
在中国这块板结的封建土壤中，梁启超与《时务报》脱颖而出了。
《时务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行销1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与天津《国闻报》遥相呼应，成为一南一北的两大报。一时间，《时务报》影响之大，从“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乡，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公度(黄遵宪)书云：“梁卓如兄乃旷世奇才，今窥一斑，益为神往矣。”严复在写给熊纯如的信中说，梁启超“自甲午以来，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云，海内视听为之一耸”。
因为梁启超的“语言笔札之妙”，社会各界纷纷“争礼下之”。有论者云，妙就妙在梁启超的敏锐洞察、深刻见解、优美顺畅而又极富鼓动性的文字。
24岁的梁启超，已经如新星闪耀了。
张之洞饬行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并称：“上海新设事务报馆，每一句出报一本，本部堂披阅之下，具见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所录外洋各报，皆系就本文译出，不比坊间各报讹传臆造。且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
张之洞还亲笔写信给梁启超．云：
“甚盼卓老中秋前后来鄂一游，有要事摹商。”
卓如，梁启超的号，称卓老，且以湖广总督之尊，张之洞对梁启超的宏揽人才艺心已经迫切至跃然纸上了。
1897年初，梁启超往武昌拜见张之洞。
张之洞极为兴奋，破例开武昌城中门迎妾梁启超。张之洞并问下属：“可否鸣炮？”
下属告之：“按成例，迎见督抚或钦差时才．开中门并鸣放礼炮，梁启超乃小小举人，恐不妥。”
张之洞面有不悦之色：“举人乃小，主笔永知几品官？”
下属忙附耳道：“恐有折子奏到西边，兹錾体大。”
张之洞这才挥挥手，算是不鸣炮了。西盘，指西太后与后党也，张之洞当然得小心堇慎。
正式拜见的那天，适逢张之洞的侄儿结昏，人来客往，应接不暇，张之洞却只是应寸了事，丢下一应宾客，只顾与梁启超长谈。邑夕招饮，作陪的有梁鼎芬、钱恂。张之洞顷频劝酒，梁启超颇有知遇之感，赞许《时簪报》是不必说的，垂询政事，梁启超倒也冕所顾忌，所言的无非是变法维新、孔子改副之论，张之洞话题一转：“有一事相商，望屈求。”
梁启超：“请赐教。”
原来是张之洞邀请梁启超到湖北任“两湖时务院”院长，并在总督署办事，月薪“千二百金”。
梁启超倒是为难了。
倘论知遇之恩当报，则理所不能推辞。然而上海《时务报》的事业刚刚如日中天，且还算得心应手，又实在放不下了。于是再三“固辞”回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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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湖北之行，备受礼遇又有张之洞的盛情相邀，秉烛夜谈，梁启超心里自然黾感激不尽的，更要者，他以为《时务报》的事业有张之洞的支持，能省却很多麻顷，且还可有一番发展。因而，梁启超在给张之洞的信中称：“赐以燕见，许以尽言，商榷古今，坐论中外，激言大义，不吝指教，刍尧涓流，靡不容采，授多馈曝，殷勤逾恒。宁惟知己之感，实怀得师之幸，归舟容与，喜不自胜。”
梁启超是真诚的，也是天真的。
宦海沉浮几十年的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人员，对康梁有同情的一面，电有戒瞑的一面；对康梁的思想有认可的一面，也有反对的一面。总的来说，后者大于前蕾。官僚对于文人从来都只是利用而已，而有没有、有多少利用的价值，则要视当对的社会形势以及对自己的官场仕途是否有利而定。
自古以来，在这一价值判断上，政客与官僚是从不含糊的。
而梁启超也已经有着自己的轨迹了，他在《时务报》的那一枝笔已经断然不搁下，他活跃的新思维、新思想还将源源而出；他势必要触动那个暮气沉沉的旧世界，并给这个旧世界的维护者留下许多不快；就连梁启超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是，干为维新变法的文字宣传者、舆论造势者，他已经站到了康有为的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