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麦迪森折算国内生产总值的办法计算，金国当时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恐怕不足五十美元；用马克思的社会阶段分类，金国还处在半奴隶社会阶段：但它就敢欺负已经发展到封建社会最高阶段的大宋王朝。不但是欺负还蹂躏糟蹋摧残它。让后人难以理解的是金宋两国几乎没打过一场硬仗，没打过一场像样的仗，甚至一场“软仗”，“一击即溃”的仗。金国没打没击，兵不血刃，就轻而易举地把北宋给灭了。应了中国白话小说上的那句说书的流行语：不费吹灰之力，如探囊取物。
岳飞的《满江红》是够壮怀激烈的，但“靖康耻”永未雪，“臣子恨”无时灭。看北宋的两个亡国父子皇帝，多么屈辱自不必提，但这父子俩俱能忍。奇耻大辱都忍了，那生活可以用我上初中小学时常用的来形容解放以前贫下中农的生活的词：水深火热，当牛做马。金国作贱这两位“超强国皇帝”也真够“黑”的。先是丢在黑龙江省呼兰县一口枯井内，让这爷儿俩坐井观天，后又移居到一个破马棚里，那日子真叫苦熬，留给徽、钦二帝的只有“幸福”的回忆了。八年后宋徽宗终于先油尽灯枯，死后被送回南宋，南宋都没敢打开棺材重新装殓一下，就匆匆下葬了。直到江南的盗墓贼觉得好歹也是一座皇陵，盗墓贼打开棺材一看，方知棺中并无尸骨，只有一段木头。救皇帝无能，丧权辱国，只好又编出什么“赵佶南潜为道”的传说。其实赵佶尸骨无存，很可能让金人随便丢在北大荒的野地里了。宋人顾及其大国的面子，编出什么潜入江南为道。钦宗更活得憋屈窝囊，如在倒悬之中挣扎了二十九年，最后被群马乱踏而死，也死无葬身之地。
一个在封建社会超强的鼎盛大国，就这么被身边的少数民族小国、弱国，半奴隶社会的游牧民族国家彻底颠覆了。
历史上，至少在中国历史上，落后必然挨打，但挨打的不见得都是落后的。
宋徽、钦二宗阴魂难散。
一个字一颗人头
从前只知道吕不韦有气魄。吕爷有一字值千斤之说。以后两千多年，中国文人中未见有此举者。
《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记载，《吕氏春秋》二十余万字，“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古往今来，还有哪位著书立史者敢有此豪举？还有哪位比吕爷更自信？吕爷真大手笔，不但把《吕览》（《吕氏春秋》乃后人命名的）挂在秦国首都咸阳城的城头上，而且同时悬赏千金。按秦时的度量衡计算，一斤黄金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四两，千金约等于两百公斤黄金。把一部史书和两百多公斤黄金同时悬在首都的大门口，且只改一字即可得。吕爷此举不朽。
后来才知道还有比吕不韦更自信的。此人乃大名鼎鼎的唐僧，唐玄奘。
唐玄奘去古印度取经，曾在古印度十八个国家五千多名高僧讲经论经大会上，宣读他的佛经论文。这样隆重的论经大会有规定，如果错一字，被人改动一字，论佛经的僧人就要自杀，因为你念的经是对佛经的亵渎。当时有几位大师力劝玄奘放弃，但唐玄奘自信，自信心中有佛，佛在心中，心佛相遂，岂能有错？别因为看了《西游记》就觉得唐僧就一个面瓜和尚，唐玄奘真乃提得起放得下的大德高僧。敢把改一字置于人头之上，古往今来还有吗？
史迪威的幽默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给蒋介石起绰号的人不在少数。解放区的干部群众给蒋介石起的绰号不雅，一类为“蒋光头”，因为他剃的是光头；一类叫“蒋该死”，是因为他失去人心打内战。而国民党的党政官员们背后称其为“老头子”。这类外号起的即没有文，也不带彩。就像当年给袁世凯起绰号“袁大头”，叫贿选总统曹锟为“曹三傻子”，起得都够俗的，没超出村里“二赖子”的水平。
史迪威就不同了，1943年他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蒋介石任总司令。这位一头白发戴着眼镜的美国将军给蒋介石起的绰号叫“花生米”。我也不太理解。中国人说花生米有两种意思：一是长生，因其有“长生果”一称；二是酒菜，一碟下酒的好菜。那位先是两星中将又升为三星上将的美国将军，他的解释是“低能儿”，把蒋介石唤作低能儿，中国有数亿人，但有此解释和称谓的估计只有史迪威。参谋长给总司令起这么个外号，胆儿真够大的，幸亏是美国人。
第二个绰号叫“小响尾蛇”，而不是“大响尾蛇”。据史迪威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是因为蒋介石爱“纠兴”，动不动就和他吵架、辩论。那就是“小响尾蛇”？中国人没那么叫的，叫“一根筋”，叫“抬死杠”，像叫“爱斗的小公鸡”的都有，叫“小响尾蛇”的绝对没有。坦率地说，中国人见过小响尾蛇的人也不多，估计史迪威在美国老家见过那玩意儿，熟悉那爬虫。
中国人给人起绰号历史久远，起的最好的当数北宋，有《水浒传》为证，那外号起得流光溢彩的，起得花里胡哨的，起得声色俱茂的，比史迪威的水平高多了！
“《克洛伊》事件”的折射
先说《克洛伊》是法国画家朱尔斯·莱菲博瑞于1875年创作的一幅十九岁少女克洛伊全裸的油画。画画得美，把克洛伊少女的风姿、神态，身体的线条美、神韵美、优雅美表现得淋漓尽致，相信每一个走过它的人都会伫足细看，都会怦然心动，都会为之感慨，都会为之感动。
但就这幅画，在参加1880年墨尔本世博会时，却引起轩然大波，被称为“《克洛伊》事件”。一时间，舆论媒体议论纷纷。就这么一幅画，“搅得周天寒彻”。不论阶层，不论年龄，不论男女，千夫共指。最后展方不得不用白布把它罩起。但来此参观的人却与日俱增，要求“批评”的人爆满展厅。展方害怕“惹一身骚”，始终不敢掀去那层蒙“羞”的白布。
倒是一位澳大利亚商人有远见，他买下了这幅画，公开把它挂在自己开的酒吧里。谁都没想到，从此他的那间过去门可罗雀的酒吧火得几乎爆棚。
解放思想，中外一个道理。
无独有偶。1979年首都机场新航站楼二楼挂出袁运生画的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因为壁画中有两位全裸的傣族少女，在北京竟然如冷水入油锅，其命运竟然和一百年前的“《克洛伊》事件”异曲同工。全北京乃至全国几乎都对它口诛笔伐，都义正词严，都怒火燃烧，都千夫共指，把能批判用的话基本都用尽了。
但另一个现象是知道此事的人都争先恐后去首都机场新候机楼，都人挤人地去二楼，去看《泼水节》，以至于停车场上几乎都是来看画的人坐的大轿车，人太多怕拥挤踩踏出事故，机场又不得不派人维护秩序。真怪了，虽然这幅壁画事先还是邓小平同志同意了的，那也不行，舆论和各界的压力终于使机场先蒙上大苫布，又钉上三合板。
荒唐吗？但这事是真的，真实是可怕的。
“左”的那一套思维离我们并不遥远。
1982年，大连歌舞团演出时，演员拿着麦克风在台上边走边唱，这一“轻佻”举动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媒体纷纷批评这是“港台资产阶级腐朽作风”，并写了许多内参。甚至有人向中央报告，说这关系着“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辽宁日报》为此事专门请示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他是这么回答的：“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是怎么讲的？……既然老祖宗都没有讲过站着唱是无产阶级的，走着唱是资产阶级的，叫我怎么表态啊？……我认为，共产党的省委只管唱什么，不管站着唱还是走着唱。我还没想清楚，为什么只能站着唱才是社会主义，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我敬佩任仲夷。
跋语
是日，酒好，茶好，月亮好。方知酒能醉人，茶能醉人，月亮也能醉人。“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那是诗仙的境界。
想起我一年前的一首旧作：
夜深霜露滴，秋虫绕灯飞。
久坐阶下冷，唤取旧冬衣。
我愿意陪月亮多待一会儿，今日方知，陪着月亮说话是件多么惬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