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外国人，处在旁观的地位，但是听了这句话，不由得起了反感。我想，他作为德国人，在激烈的斗争中，就应该采取这种态度，说这样的风凉话吗？——如今我回想，当时我对中国国内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态度，跟那个德国学生并没有什么两样，像我前边提到过的我与废名合编的《骆驼草》，其中某些言论与那句风凉话在性质上也没有什么不同。我对那个德国学生起反感，真是只看见别人脸上的斑点，忘记自己身上的疮疤了。
实际上我在海德贝格的时期内，无论是国内或是国际上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的斗争都达到火炽阶段，我却仿佛置若罔闻。我只认为，德国社会的动荡不安与我无关，中国人民的水深火热我也无能为力。但是我的内心却感到无限的空虚。20年代，不管我的思想如何幼稚，心境如何狭窄，还是真情实感地歌唱了十年，这时则一句诗也写不出来。当时有的留学生，一到外国便像插上了翅膀一般，神飞色舞，觉得一切学问和幸福便能迎面走来；而我，有如断了线的风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飘浮在空际。我刚到海德贝格时，每星期写一篇短文寄给杨晦在《华北日报》的副刊上发表，总标题为“星期日的黄昏”。仅仅这个标题就可以反映出我每逢星期日无法排遣的心情，但是写着写着，自己也觉得无聊，写了三篇，再也写不下去了。总之，没有真实生活的人是最空虚的人。
我怎样排遣我的空虚呢？
在一部分文科学生中间经常谈论两个著名的诗人：盖欧尔格和里尔克。他们都是在法国象征主义影响下开始写作的，但后来发展的道路各自不同。盖欧尔格一生致力于给诗歌创造严格的形式，把“为艺术而艺术”看作是道德与教育的最高理想，他轻视群众，推崇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认为历史是伟大人物造成的。他从1892年起，创办《艺术之页》，宣传他对艺术以及对政治的主张，达十八年之久。他有一定数量的门徒，形成盖欧尔格派。门徒中最有成就、最有声望的宫多尔夫在海德贝格大学任文学教授。有个别学生是盖欧尔格的崇拜者，态度傲岸，服装与众不同，模仿盖欧尔格严肃的外表。但是宫多尔夫没有盖欧尔格难以接近的外表，他蔼然可亲，主持正义，当右翼学生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时，他断然拒绝。他这学期讲浪漫派文学，阐释浪漫主义精神很能给人以启发。对于盖欧尔格的诗和他的思想，我觉得生疏难以理解，可是宫多尔夫的著作却能引人入胜。至于里尔克，则与盖欧尔格不同，读他的书信是那样亲切动人，读他的诗是那样耐人吟味，我从他那里重新学到了什么是诗，怎样对待写诗，我在另一篇文章《外来的养分》里较详细地叙述了里尔克对我的影响，这里我不重复了。
我就用读里尔克的书、听宫多尔夫的讲演排遣（而不是填补）我内心的空虚。想不到，宫多尔夫在1931年7月12日突然逝世了。
五 记梁宗岱
（梁宗岱（1903—1983），广东新会人。作家、诗人。）
大约在1931年2月底或3月初，一天我正在早餐，来了一个客人，他递给一封介绍信，是柏林一个朋友写的。我读了信，知道他是梁宗岱。梁宗岱这个名字，我那时并不熟悉，只记得在20年代前期他出过一本诗集《晚祷》，我没有仔细读过。他打算在海德贝格待两三个月，我首先是陪他去找房子租住。梁宗岱胸怀坦率，在找房子的路上他不住口地对我做了详细的自我介绍。他精通英语、法语，他是法国著名诗人瓦莱里（瓦莱里（Paul Valéry，1871—1945），法国诗人。）（他用广东语音把这名字译为梵乐希）的弟子，在1927年他就翻译了瓦莱里的名篇《水仙辞》。他能用法语写诗，把王维、陶渊明的诗译成法文，出版了一部豪华本的《陶潜诗选》，瓦莱里给他写了序。他还谈到罗曼·罗兰和纪德，谈到国内的徐志摩，也谈到里尔克，他从法文译本转译过里尔克的《罗丹论》。我说，里尔克也翻译过《水仙辞》，是1926年他逝世的那年译的。直到在涅卡河北岸山腰上一家住宅里租到了一间房子后，他的自我介绍才暂告结束。
我帮助他把住房安排好了以后，独自走回来，一路上我想，在北平时局限在沉钟社几个朋友的圈子里，自以为懂得文学、献身艺术的只有我们几个，好像我们一辈子就可以这样互相依存地生活下去。我每逢感到孤独寂寞，便自言自语，“北平有我的朋友”，用以自慰。殊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能人背后有能人。徐琥的聪明才智已经使我惊讶，如今又遇见梁宗岱，也是才气纵横；一个是鲁迅的学生，一个是瓦莱里的弟子。鲁迅和瓦莱里，一东一西，20世纪前期的这两个伟大人物，他们的切身经历、文艺思想，没有共同之点，但是他们的创作历程，却有些相似。瓦莱里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发表了他早年的诗作后，有过长期的沉默，到了1917年才以《年轻的命运女神》问世，一鸣惊人，此后就不断地写出他那宁静、纯洁、富有透明的理性的诗和散文。鲁迅青年时留学日本，撰写具有革命精神的文艺论文，译介欧洲当代的短篇小说，随后也是经历了将及十年的沉默，直到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震撼了中国古老的封建社会，从此用他所向披靡的笔锋跟腐朽的、反动的恶势力战斗，永未停息。这两个人的气质完全不同。我在20年代，聆受过鲁迅的教诲，所以与徐琥的友谊有一定的基础。如今接触到以里尔克为代表的西方最纯熟、最精湛的一派诗风，与梁宗岱也不是没有共同的语言。
梁宗岱在海德贝格度过了这里最美好的季节，春天。他在3月21日写完了给徐志摩的一封长信《论诗》。这是一篇全面论诗的散文（我不说是论文），它涉及诗各方面的问题，显示出作者对古今中外的诗歌有较深的修养，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他的态度既严格而又宽容，既骄傲而又谦虚，以至诚的心情希望中国新诗能有健康的发展。他在写作过程中，遇到某些问题曾和我商讨，并把我从国内带来的几部线装书如李商隐的诗集、姜夔的《白石道人四种》等借去参考。我很惭愧，我对于诗不像他那样考虑得深远。
他从德语文学里翻译歌德、尼采、里尔克简短的抒情诗，都很成功。但我感到难以卒读的却是他极力称颂的瓦莱里《水仙辞》的译文。一来是原诗的难度大，不容易译，二来是这篇晶莹而清澈的纯诗，译者用了些不适当的华丽辞藻，而且为了押韵，有些词句显得勉强、不自然。我不懂法语，我读里尔克的德译，觉得比读梁宗岱的中译更容易懂些。
我把我1930年在《骆驼草》上发表过的八首诗给他看。他读后很坦率地对我说，这些诗格调不高，他只肯定其中的一首《等待》。他的评语对我发生了影响，后来我编选诗集，从发表在《骆驼草》上的诗里只选了一首《等待》，其他的都没有选入。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我在昆明。1941年，我把我写的几首十四行诗寄给他。他回信仍然是那样坦率，他说，他不同意我用变体写十四行，他自然是严格的“形式主义者”。但是他严格遵守格律写的十四行诗，我读后总觉得语调不够自然，缺乏生气，虽然他论诗的文章写得很深刻，很认真，我从中得到不少的教益和启发。
六 记F君和鲍尔
宫多尔夫教授当时享有盛名，有不少学生是慕他的名声来到海德贝格大学的。他的课室里经常挤满了人。在课间休息时我认识了一位F君，他不过二十岁左右，是犹太人，很聪明，知识渊博。我从他那里首次知道西方两个著名的论战家：丹麦的基尔克郭尔和奥地利的卡尔·克劳斯（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1874—1936），奥地利作家。）。他尤其钦佩克劳斯独自经营一个刊物《火把》，保卫德语的纯洁，反对报章文字，反对战争。他也常常背诵尼采的警句，他看不起尼采的妹妹，他说她不懂得尼采，只靠着在尼采的庇荫下生活，实际上他对于他所赞颂的人并没有什么研究，只不过是作为一个青年人读到他们犀利的文句、尖锐的讽刺特别感到痛快罢了。有一天下雪，我问他对于雪有什么感想。他似乎不了解东方人对于雪的感情，他回答说：“我们家开袜厂，雪后天寒，毛袜的销路会增长。”有一次我三四天没有看见他，见面后我问他这几天为什么没来听课。他说：“这几天纳粹党的冲锋队在街上到处横行，我躲在家里没有敢出门。”1931年下半年我在柏林大学又遇见过他，后来纳粹党的势力日益膨胀，我们再也没有见面，他可能流亡到国外去了。
F君从此音信杳然，我却时常怀念他。我从他那里不仅首次知道了基尔克郭尔和克劳斯的名字，还听到了一些有意义的掌故。例如他说：“宫多尔夫是一个藏书家，有许多珍本，他曾经在一个旧书店里买到一套连载狄更斯某部小说的杂志，上边有叔本华阅读时的批语。宫多尔夫跟书有难解难分的因缘，他常说，不是他找书，而是书在等着他。”我也一向爱逛旧书店和旧书摊，我听F君这样说，真是不胜神往。
在宫多尔夫的课室里我遇到的另一个同学是维利·鲍尔，我们后来成为很好的朋友。过了五六十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友谊却没有中断。他是宫多尔夫的崇拜者，直到老年他还自称是宫多尔夫的学生。我认识他时，我已经从小学教员那里迁至（意译为）鸣池街15号楼上的一间房里，距离鲍尔的住处不远，便于来往，很快就彼此熟悉了。鸣池街是通往海德贝格主要的名胜、位置在半山腰于17世纪被法国军队炸毁过的宫殿的必由之路，我们常在那一带地方散步。这时他已经在宫多尔夫指导下写好了博士论文，不久通过博士考试，随后便离开了海德贝格。此后我们不断通信，互相赠送书籍，谈近况，谈读书心得。希特勒攫夺政权后，他因为反对纳粹党专政，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各地谋生，抗日战争时期，我曾邀请他来中国在同济大学附设高级中学教德语，学校先后迁移到赣县、昆明，他也跟着学校经受流离的辛苦。后来他回德国去了，由于中国和西德长时期没有外交关系，我们的通信也一度中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外开放，我又得到他的消息。最使我感动的是，我于1982年在慕尼黑与他重逢时，他把我从1931年到1947年写给他的信都保留完整，他允许我带回北京看一看，看完了再还给他。我拿到这些信，感到一种良心的谴责，他给我的信以及其他朋友的信，有的在战乱中失散了，有的在十年浩劫中焚毁了——鲍尔又何尝不是从战乱中过来的呢，却把信保留得这样完整！我给他的第一封信，是在1931年7月12日写的，是宫多尔夫逝世的那一天。信里这样说：
亲爱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