匏瓜图
我写过一篇短文《红樱桃与“红娘子”》，发表在今年1月5日的《北京晚报》上，怀念老舍和老舍请齐白石给我画的一幅《匏瓜图》，在“文革”初期被红卫兵焚毁，人亡物逝，略表哀思。文章发表后，没有听到什么反应，只听说丁聪同志为此画的插图，描绘老舍右手持杖、左腋下夹着画轴的神态，惟妙惟肖，颇得读者的赞赏。事隔半年，在7月初有一位张枫同志来访，说是受白石翁幼子齐良末同志之托，给我送来两轴画。其中有一幅画的是匏瓜，上有题词：“家父昔年曾为冯君制匏瓜图。惜十年浩劫已成秦灰。先生痛彻之情，可想而知。今余特为先生制此幅，与先君之作相差远矣。愿聊解先生心头郁结之万一也。”另一幅画，与我文中提到的红樱桃有关，有题诗一首，思念老舍先生。我得到这两幅画，真不知怎样感谢才好。张枫对我说，齐良末在晚报上读了我的文章后，长夜未能成眠，尽在琢磨应该怎样画幅画，以补偿我的损失。
8月2日，我应邀参加齐良末画展开幕式，遇见胡絜青同志。她说，她早已画了一幅画，想送给我，但不知我的住址，无法寄出。我把住址告诉了她，过了一天，她就派她的女儿把那幅画送到我的家里。画的也是匏瓜，上边也有题词：“忆惜卅年前，老舍曾亲携齐白石佳作葫芦与草虫一轴赠予冯老赏玩。不幸此轴毁于十年浩劫之中，甚为惋惜，溢于言表。予今特拟白石师技法摹写一帧，以慰老友遐思怀故之情。”题词下边写明作画的日期是“1986年小寒后二日”，而《北京晚报》发表我的文章那天正是小寒节日。我再看齐良末画上的题词，下边注明是“乙丑冬月”。“冬月”一般指的是农历十一月，这年“小寒”是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从日期上可以看出，两位画家都是读了我那篇不到一千五百字的短文后，在两三天内便不约而同，各自遵循白石翁的画法，绘制了匏瓜图，准备送给我。他们同样没有忘记，在一只匏瓜上点画出一个当年老舍特别欣赏的草虫“红娘子”。我与白石幼子素不相识，与老舍夫人也久疏问候，他们的这种情谊使我非常感动。
我把那两幅“再生”的匏瓜图并排着挂在室内的墙壁上，望着藤黄色的匏瓜和水墨的瓜叶，念及“文革”初期，老舍含冤长逝，白石老人虽已在50年代逝世，但也横遭污蔑，我深感到在瓜叶茎条之间生动地交织着人间的父子之情、夫妻之情、师生之情。我能以体会这些可贵的感情，不能不说是我那篇短文得到的一种意料不到的可贵酬答。
回想十年浩劫，把人间感情命名为“人情味”，对此大张挞伐，并株连到人是否应有“人性”的问题。那时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好像人世上不再存在着什么真情实感。可是浩劫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万木逢春，人性复苏，人的情感也颇有些回味了。屈指间距离白石老人《匏瓜图》被毁时整整过了二十年，宋代词人陈与义写过这样的词句：“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于是我顺笔写成一首绝句：
偶著短文伤浩劫，
小寒两户扣心弦。
不期念载堪惊后，
又见匏瓜壁上悬。
木版画《沉钟》
我在1929年自费印了一本诗集《北游及其他》，作为“沉钟丛刊”里的一种。封面画借用了收入鲁迅编印的《近代木刻选集（2）》的日本木版画家永濑义郎（永濑义郎（1891—1978），日本版画家。）的创作《沉钟》。我除了在扉页上注明版画作者的名字外，并没有征求作者的同意，回想起来，实属失礼。关于永濑义郎，我一无所知，只读过鲁迅在“选集”的《附记》里有这样的介绍：“永濑义郎曾在日本东京艺术学校学过雕塑，后来颇尽力于版画，著《给学版画的人》一卷。《沉钟》便是其中的插图之一，算作‘木口雕刻’的作例，更经有名的刻手菊地武嗣复制的。现在又经复制，但还可推见黑白配列的妙处。”此后我没有想更多地去了解永濑义郎，连《北游及其他》那本诗集也很少放在心上。不料在半个多世纪后，去年我收到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佐藤普美子女士的来信，说永濑义郎的夫人永濑照子听说《北游及其他》的封面用过她丈夫的版画《沉钟》，向她询问详情，她把这本诗集的封面复制了一份赠给她，她很高兴。今年3月，永濑照子女士给我来了一封信，信里有这样一段：“今天冒昧给您写信，一定让您吃惊。非常对不起，请您原谅。现在让我自我介绍，我叫永濑照子，是已故的永濑义郎的妻子，是佐藤普美子女士的朋友。1929年7月，冯先生的诗集《北游》封面采用了我丈夫的作品木雕《沉钟》，我知道后非常高兴。”信里还说，她将于本年10月上旬访华，希望和我见面。我在回她的信里大意说：“《北游》出版后过了五十七年，由于佐藤普美子女士的热心联系，得知您对此事很感兴趣，这是一段美好的文艺因缘，和您会晤，这将是我今年很快乐的一件事。”此后我又收到永濑照子寄赠给我的一部装帧非常精美的永濑义郎生平创作的总集。这是限定只印一千部的珍本，每册标明号数，我这部是“第763番”。我翻阅画集，看到有一页标题为《〈给学版画的人〉的时代》，上边为首的一幅版画就是《沉钟》，文字说明里还提到鲁迅当年怎样把这幅画介绍给中国，并给以什么样的评价。
10月6日晚，永濑照子一下飞机，就来到我的家里，我请她和我的家人共进晚餐，在座的还有精通日语的李德纯同志。我们一见面，她就流露出十分兴奋的心情。她说，她的丈夫在30年代到过北京，在旧书店里无意中发现一本标题《北游》的诗集，封面上印有他的版画《沉钟》，他买了带回日本。如今原木刻早已遗失，那本诗集也不见了。她很想再看到《北游》，也想知道些《北游》作者的情况。为此她曾向日本汉学界的人士打听。多谢佐藤普美子，她不只给她复制了一份《北游》的封面，还告诉她说《北游》的作者还“健在”。——我听她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杜甫的诗句“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随即我取出一本原版的《北游及其他》送给她，她喜出望外。
她向我谈她丈夫一生从事版画工作艰苦的历程。我说：“我翻阅永濑先生的画集，总联想到挪威画家蒙克，不过永濑晚期的作品比蒙克有更丰富的想象力。”她说：“不错，在20年代蒙克的艺术在日本很有影响。”谈来谈去，她总离不开永濑义郎。她用她住宅的一部分设立了永濑个人美术馆，藏有她丈夫大量的创作。她说，她和永濑义郎结识时，永濑身无长物，只有画具是他的财产。我指着我的妻姚可崑向她说：“《北游》里最后一部分的诗是我们认识后不久的时期内写的。那时我二十五岁。”越谈越不像初次相逢，而像是熟识的朋友叙家常了。临别时，我送给她一对青石的镇纸，上边刻着一副对联：“海外逢知己，天涯遇故人”。
永濑照子回日本后，来信说在我家中的聚会，快慰生平，并说，“承蒙李先生的协助，我们的话兴始终很浓，谈了很长时间，我竟忘却该告辞的时刻了。”还说明年4月举行永濑纪念画展时，也将要把那本《北游》展出。我读完那信后，写了如下的几行诗：
五十七年的风风雨雨，
消逝了多少现实，
吹散了多少梦幻。
在现实和梦幻以外
好像有另一个存在，
是时隐时现的文艺因缘。
1986年12月冬至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