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最后一节，我写“再到昆明”四个字作为小标题，心里不无歉疚，所谓“再到”几乎等于“未到”。我在近二十年内有两次再到昆明，都是在昆明的边缘走过，有如蜻蜓点水，一掠而去。第一次是1965年9月下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尹达和我赴缅甸访问，乘飞机经过昆明，要在位于昆明东南区的民航招待所住一夜。傍晚我在街旁散步，这一带地方我从前很少来过，也叫不出街道的名称，像是在一个生疏的城市，丝毫没有旧地重游之感。10月上旬从缅甸回来，又在昆明小作停留，李广田在机场迎候我，他劝我在昆明住几天，我心里也动了一下，但因为工作关系要赶回北京，我谢却了他的好意。这是我和广田最后的一次晤面。十五年后，1980年11月19日至23日，我第二次到昆明，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在这里召开的学术讨论会。我住在昆明市西南的一座招待所，这里解放前也许还是一片农田。招待所的格式和布置跟任何一个省会的招待所差不多，在这里住着，觉察不出什么昆明的特点。上午下午都是开会，讨论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文学呈现出的起始繁荣的情况和创作上、理论上的一些新问题。这种情况和新问题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文艺集会上怎么也梦想不到的。我在这里住了四天四夜，也不觉得是身在昆明。但是只有一个上午是例外。
我能有一个上午的例外，要感谢李乔同志。11月21日早八时半，李乔借用云南省文联的汽车，引导我和宗璞到了大西门外西南联大旧址。这里已改建为昆明师范学院，据说里边还保留着两个联大抗战时期的课室作为纪念。我们径直走向“一二·一”四烈士墓，墓前有闻一多先生衣冠冢，墓后有李公朴先生墓，我们伫立墓旁，缅怀三十五年前联大师生民主运动的峥嵘岁月，烈士们的凛然正气依然存在，不觉肃然起敬。墓和墓碑在十年浩劫中没有遭受破坏，但四围杂草丛生，好像许久未经清扫，听说近来已修葺一新，并建有“一二·一运动陈列室”，想已不是五年前那样荒凉了。离烈士墓不远的地方，西南联大纪念碑也巍然竖立着。
随后我们沿着文林街向南转入钱局街，这一带没有多大变化。我急于要找到我住过的敬节堂巷，由于心切，觉得这条路比从前长了许多，又怀疑是不是错过了。问路旁一位老太婆敬节堂巷在哪里，她指给我说，前面有一口井的巷子就是。啊，我把这口井都忘了。当年我在巷口等候妻教课回家或友人来访，在这井旁徘徊，不知消磨过多少一分一秒。我们走进我的旧居，院子里静悄悄没有声息，只有一位姓王的老人在家。我看见我住过的三间北房已由三家隔开分住，王老住在先是翟立林、后是徐梵澄短期来昆时住过的那一间。王老和蔼地接待我们。我向他打听房东的近况，他说，房东一家都搬到香港去了，有时还回来看看，他的一个女儿在香港是有名的电影演员，影片《屈原》里的南后是她扮演的。我想，这也许就是三十五年前常跟我的女儿一块儿玩耍的几个小女孩中的一个。
我们又到云南大学绕了一个圈子，出了后门，不远有一片池塘，李乔说，这就是李广田在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致死的地方。
十一时左右，我们走上圆通山，瞰视昆明市，整饬美丽，改变了解放前那种封建省会的面貌。我们边走边谈。谈昆明的建设，向东北望去，小坝、菠萝村、云山村一带已是工厂林立，俨然是工业区了。前两个小时，我都在凭吊死者，怀念往日，这时在圆通山上，心胸开朗，眼前是蒸蒸日上的新昆明。我们也谈到昆明过去在“左”倾路线指引下，干了些劳民伤财、有百害无一利的蠢事。所谓围湖造田，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铲除湖周围的土丘，用以填平滇池的一部分，结果填出来的土地并不能种植农作物，只好在上边种些树木。种树，种在原来的土丘上不更好吗？为什么要把土丘搬到湖里来种呢？滇池面积缩小了，不仅伤害“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的美景，更为严重的是影响昆明四季如春的气候。还有毁林开荒，也给昆明带来一定的灾害。开荒当然是好事，用毁林来开荒就是坏事了。这时我的心已经驰往杨家山，但是我没有能够到那里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子。
时间太短促了，从八时半到十二时，仅仅三个半小时可以说是“再到昆明”。下午又参加大会，听大会发言，脑子里想的是当代文学的成绩和问题，又不觉得是身在昆明了。
李乔同志以主人的热情一再说，希望我再来昆明多住些时日，多追寻些昆明的旧貌，多观看些昆明的新颜。转瞬间五年过去了，我未能再去昆明，只拉拉杂杂写出这篇粗糙的东西，以表达我对于在昆明度过的七年半以及四天内三个半小时的怀念之情。
写于1985年9月至10月中旬
附录：
今年年初，收到翟立林同志重访昆明时的来信，今年3月，又收到傅欣同志读了《昆明往事》后的来信。前信主要说的是昆明的今天，其中也有些怀旧的情绪，后信陈述了写信人当年作为《生活导报》的编辑向我组稿时的情况。两封信都和我这篇文章的内容有关，因此我从中把与之有关的部分摘录如下：
1.摘录翟立林1985年12月28日写于昆明的信：“本月18日自沪乘机来昆开会，明晨（29日）将搭机返沪，今天闲来无事。提笔写这封信。
“自1946年离开昆明，一直无机会再来，而今年居然有机会来了两次。
“这次在昆明住了十天半，而会议只开了三天半，有七天的时间可以用来游览访问。因时间充裕，举凡过去游览之处，今天全部重游一次。
“22日游金殿时举首遥望杨家山，林木茂密，满目苍翠，祥光兄所谈似非虚夸。经向附近居民了解，这一带的树木在解放前夕大都为国民党驻军所砍伐，现在的林是解放后新造的林。经此指点，再观察一下附近的松树，果然是树龄为二十年左右者居多。由此推论，杨家山的郁郁葱葱已是更新一代的了。
“昨天蒙会议招待，乘船游览滇池。从大观楼出发，经西山脚下，过观音山，到白鱼口，归途在海埂公园登岸一览，此公园即围湖造田之产物。记得我们曾于1941年（或1942年）乘船游览西山（我在船中讲了一个和尚燃指化缘的故事，冯先生后来还写成文章发表），这次风光与那次颇为相似，只是旅程更长。
“近十几天来大群海鸥飞来昆明。翠湖、护城河、滇池等水面之上海鸥成群。夜间则栖息在民屋的屋脊上。我们昨天乘船回来时，即有一群跟船飞行。有好事者投以饼饵，鸥群越来越大，后来竟至有白鸥数百，尾船密集飞翔，夕阳之下，碧波之上，真是壮观！可惜我当时末携照相机，错过大好机会。据此地老人回忆，海鸥来昆明过冬，从无此事，所以昆明人认为。此事是昆明的大吉兆。每天有不少人在翠湖观鸥，市政府专门发布命令，不准捕杀。”
2.摘录傅欣（原名傅道生）1986年3月20日自上海来信：“最近读了您发表在今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上的《昆明往事》一文，感到十分亲切。
“1942年秋到1945年夏，我在昆明中法大学法国文学系读书，1942年冬，进《生活导报》做编辑。您在文中提到这个周刊，并且给了它一定的评价，应该谢谢您。
“《生活导报》搞编辑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您提到的熊锡元，当时他已在云大政治系毕业，留系任助教；一个叫陈尚藩，名义上是社长，总负责；另一个是我。由于我最年轻，二十岁不到，跑腿组稿的事大多是我干的。经常到您敬节堂巷家中来组稿取稿的是我。我至今还记得您文中提到的那口井、那扇门、那个院子。您总在右边的屋子接待我，我常在那儿遇到卞之琳先生，他坐在一张低矮的圆桌子前打字。我忘不了姚先生的热情招待。她当时在中法大学教第二外语，所以对我这个中法的学生更加客气一些。我也忘不了你们的女孩，有时是她来开门……
“1944年夏天，反动政府对我们的迫害愈来愈厉害。熊锡元因为个人的事情暂不来报社，全由我一人维持，记得您对我一再鼓励，可能最后一期《导报》第一版登的就是您给我的一篇文章。报社被查封的那天晚上，我无处可去，硬着头皮来您府上求宿。您和姚先生热情留我住在左边那间房里。第二天一早我穿过城墙缺口躲到昆明西郊去了。那一夜的接待是我永远也难以忘怀的。我深深地感谢你们。
“解放后我一直在上海出版社工作，自己也译了一些法国文学作品，如今我也是六十以上的老人了。1981年8月我曾来北京参加泰戈尔讨论会，在国际俱乐部看见您，因您很忙，所以和您说了两句话就分开了。以后我也不大可能再来北京，所以写这封信给您，请原谅我的冒昧。”
1986年5月4日 摘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