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39年暑假后，辞去同济大学的工作，接受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聘书。这时西南联大文、法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供文、理、法三院使用的新校舍已在大西门外落成，分南北两区，北区一边是课室，一边是男生宿舍，中间是图书馆，南区面积较小，完全是课室。房屋十分简陋，铁皮房顶，室内是泥土地，却呈现出一片“安定”的气象。据说1938年9月28日敌机曾一度轰炸昆明，此后平静无事，将及一年之久。从1939年下半年起，有时有警报，却不见敌机，可是人人心中都有“早晚有那么一天”的预感。果然，1940年9月30日，“那么一天”终于来到了。预行警报发出后，紧接着是紧急警报，大家觉得这次不比寻常。那时我住在东城节孝巷内怡园巷，巷口对面是闻一多、闻家驷的寓所，寓所后五华山坡下挖有一座防空洞。我们便跑到闻家，与闻氏兄弟一家躲入防空洞。我和闻家驷因为同在外文系，早已熟识，闻一多，我还是初次见面。大人和小孩屏息无声，只听着飞机的声音在上边盘旋，最后抛下几枚炸弹，都好像落在防空洞附近。飞机的声音去远了，又经过较长时间，才解除警报。大家走出洞口，只见一颗炸弹正落在洞门前，没有爆炸。我们回到怡园巷家里，则是一片慌乱，我住房的后院炸出一个深坑，走进屋里，窗上的玻璃破碎，到处都是灰尘，屋里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块又长又扁的石头。第二天全城骚然，昆明的市民扶老携幼纷纷向乡间疏散。我们也迁住在金殿山后一个林场内的茅屋里。我因为要到学校上课，往往是下午进城，次日早晨上山，单程约十五里，走来走去，也不觉得劳累。
这年10月是警报最频繁的时期，此后过几天总有一次警报，一直延续了两三年。在山上时，听到警报的声音，当然无须移动，若在城里，预行警报一响，就往城外跑。后来渐渐摸出规律，警报响时，多半在上午九十点钟，警报解除往往在下午二时左右。敌机轰炸目标，有时是昆明，有时是云南其他地方，有时根本没有飞来。飞机的数目并不多，几架，十几架，很少超过二十架。掌握了这个规律，跑警报也就习以为常，由早期的惊慌失措转变为泰然自若。警报来时，都是晴朗的好天气，或走入树林，或在土丘旁小坐，或在田埂上闲步，呼吸新鲜的空气，有益于身心的健康。而且会遇见朋友和熟识的学生，大家不招自来，很自然地凑在一起，上天下地无所不谈，最重要的还是战争的消息和政治局势的动向，也会谈到与学术、文艺有关的问题。日久天长，渐渐探索出朋友们走的路线，谁经常往哪里走，在哪里坐下休息。所以要找某人谈话或接洽事务，就用不着登门拜访，在这里相遇，谈起话来，格外自然，有什么麻烦事也比较容易解决。有时不想遇见熟人和朋友，便找个偏僻的地方散步或坐下，想些从前不大想过的事。我想，这么大的一个中国，不知有多少大大小小沉睡着、甚至是昏睡着的城市。昆明也是其中的一个。它有那么蓝的天空，那么秀丽的山水，那么迷人欲醉的花木，可是人民，身受封建禁锢和军阀官僚的压迫剥削，更加以硕鼠横行，蚊蝇肆虐，过着与优美自然环境极不相称的贫苦的、不卫生的生活。它无声无息，不知睡了多少年。近百年来，国内发生不少重大的事件，都曾一度把它从睡中惊醒，可是翻一翻身，它又入睡了。1938年在赣县时，收到过友人从成都寄来的《工作》半月刊，在某一期读到何其芳的一首诗《成都，让我把你摇醒》，看来这首诗也适用于昆明。但是若要真正把中国大大小小睡着的城市摇醒，不是以“我”自称的诗人所能办到的，而是战争，伟大的全民的抗日战争——敌人的侵略也在起着把它们摇醒的作用。
跑警报时，人人的心里各自有不同的忧虑，有几次昆明市内遭受轰炸，也感到气愤和担心，可是日子久了，见面时却都面带笑容，好像有一个共同的命运把人们融合在一起，生死存亡也置之度外了。这种心情，跟平日在自己房屋里那种独自一人的感觉迥然不同。每逢警报解除了，一想又要回到自己的家中，与那些看厌了的简陋的用具厮守，应付一些生活琐事，对于郊外阳光下的会合，反而有些依依难舍。
五 林场茅屋
我初到昆明，一位家住昆明的同济大学同学吴祥光给我许多热情的帮助，他很快地为我们在大东门内报国寺街找到住所。如前所述，1939年暑假后，渐渐有空袭警报，人们预感总会有那么一天，敌机来轰炸昆明。8月20日，吴祥光带我们去参观他父亲经营的林场，那里有两间空闲的茅屋，他问我，一旦昆明有空袭愿不愿意到这里来住，我欣然答应了。那林场周围二十里，已经营二十多年，种植着松树、枞树，还有巍然耸立的有加利树，位置在金殿的山后。走出大东门，沿着去金殿的公路，约七八里到了小坝，再往前走过路左边的菠萝村，向右拐不远是一个名叫云山村的小村落，此后便顺着倾斜的山坡上弯弯曲曲的小径，走入山谷，两旁是茂密的松林。林场所在的山叫作杨家山。
林场主人在一口清泉的附近盖了七八间简陋的瓦房，用现代的语言来说，这就是林场的“管理处”。周围有宽广的空地，土墙围绕，茅屋在围墙内的东北角，跟那几间瓦房有一定的距离。那里空气新鲜，特别幽静，不仅可以躲避空袭，也是“疗养”的好地方。我看中了这茅屋，安排下简单的床板桌凳，预备了一些米和木炭、一个红泥小火炉，靠墙摆了几只肥皂木箱，此后一有空闲，就到那里去住两三天。这种“周末”的清福，我过去不曾、后来再也没有享受过。
我也常邀请朋友们到那里去玩。为了引起他们的兴趣，我先向他们夸耀茅屋外的松林一望无边，茅屋内别有天地，随即问，愿不愿意到那里去看一看。若是有人说愿意去，我心里的高兴，无异于得到一件宝贵的赠品。为了客人不迷路，我告诉他们先沿着公路到金殿，约准时间，我们越过几个山头去金殿迎接他们。也有时我陪伴客人一起从城里出发，走我常走的路径，一路上谈谈讲讲，很快就走过小坝和云山村，进入山谷，最后在林荫下一个泉口旁休息片刻，口渴了，双手掬起清凉的泉水，喝下去沁人肺腑。然后转身走上小山坡，便到达目的地。那口泉水不知流了几千几百年，此时此刻，它仿佛在接受我这远方来人的感谢，因为若没有它，林场主人就不会在这里建立包括茅屋在内的“管理处”，我也不可能享这里的“清福”。
在这里接待客人所感到的快乐，有如读了一本好书希望别人也能读到，看见一幅好画希望别人也能欣赏。这种心情跟平日在家里留朋友吃一顿饭的心情完全不同。我总是上午欢欢喜喜地把客人迎来，下午欢欢喜喜地把客人送走，无论是迎来或送走，都要向客人说，松林被阳光蒸发出来的香气是多么健康，路旁的小草，尤其是别处罕见的鼠曲草是多么谦虚而纯白，走到高处，眺望滇池有如一面明镜，是多么心旷神怡，如果客人点头称是，我便感到无限的安慰。
1940年9月30日昆明遭受轰炸，10月1日以后我就有更多的时间住在那里，不只是度“周末”，而是以茅屋为家了。进城上课就住在学校教员宿舍里。我在那茅屋里越住越亲切，这种亲切之感在城里是难以想象的。在城市人们忙于生活，对于风风雨雨、日月星辰好像失去了感应，他们被烦琐的生活给淹没了。在这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显露出来，无时无刻不在跟人对话，那真是风声雨声，声声入耳，云形树态，无不启人深思。所谓“管理处”的人员不过是几个老农，他们没有文化，却把树林管理得井井有条。他们豢养两条无声无息的水牛，只有时鸡鸣犬吠冲破四围的寂静。他们白天出去巡山，没听说发生过什么事故，夜晚豺狼嗥叫，他们习以为常，纵使叫到围墙外，他们也安之若素。这种田园风味，哪里有战争的气氛？可是若没有战争，我也不会到这里来。
树林里有些小路，我和妻常沿着任何一条小路散步，出发时没有目的，可是走着走着，两人一商量，就有了去向。例如我们在1940年12月31日，信步经过岗头村至沙沟看望我住怡园巷的房东周先生，归途经菠萝村上山；又如1941年9月30日中午，我们走到龙头村，访问了住在那里的罗常培、罗庸和来昆明作客的老舍。这些琐事若不是记在我一年两用的袖珍日记里，我怎么也不会想起；日记写得虽然很粗略，寥寥数语却使我想起我们当年在林间和田野散步时的情景。夜里我们守着一盏菜油灯工作，不管是月夜或是星夜，风夜或是雨夜，都能助长工作的效率。在深深地沉潜在工作中时，有时二人不期而然地同时抬起头来，“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1941年春，我在茅屋里起始翻译俾德曼编的《歌德年谱》，详加注释，在重庆出版的《图书》月刊按期发表。我从西南联大外文系图书室收藏的四十卷本的《歌德全集》中借出我所需要的部分，以年谱为纲，读歌德的作品，对于歌德一生的转变和他的重要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和理解，为我后来写论述歌德的文章打下基础。可是年谱注释到1807年歌德五十九岁时就中断了，没有继续下去。中断的原因主要是《图书》月刊的编者徐梵澄离开了重庆，其次则是由于生病。
1941年下半年我不断生病。最难忘却的是一次我在茅屋里发着高烧，外边下着大雨，家人束手无策时，友人翟立林从大东门外租来了两匹马，从城里请来一位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留在昆明行医的同学为我诊治。我神志不清，恍恍惚惚地听着妻子和翟立林与医生谈话，谈些什么，我一点也不清楚，外边的雨还是不住地下。日后我们闲谈昆明往事，总忘不了谈到那天的情景。
大病痊愈后不久，背上又感染了葡萄球菌。这种菌繁殖迅速，两天就蔓延成手掌大的一片疽痈，疼痛异常。我忍痛下山，到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行了外科手术，外科主任戴教授从我后背剜下来一块腐肉，颜色跟猪肝一样。我入病院前，翟立林于11月4日在大西门内钱局街敬节堂巷为我们租了住房，出院后我就住在那里。我身体渐渐康复，警报不是没有，次数却减少了。从此我又在城里住下去，有时到茅屋去住一两天，我跟茅屋的感情也逐渐淡薄了。总之，我集中住在茅屋的时间是从1940年10月1日至1941年11月4日，在这以前和以后也在那里住过一些时日。“以前”有如初恋，我每到那里去一次，都发现那茅屋有一种新的魅力；“以后”，我就觉得和它疏远了，因为城里对我有了更多的吸引力。但我最难以忘却的是我们集中居住的那一年多的日日夜夜，那里的一口清泉，那里的松林，那里林中的小路，那里的风风雨雨，都在我的生命里留下深刻的印记。我在40年代初期写的诗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里个别的篇章，以及历史故事《伍子胥》都或多或少地与林场茅屋的生活有关。换句话说，若是没有那段生活，这三部作品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甚至有一部分写不出来。
杨家山的林场现在怎样了，我时在念中。每逢昆明来人，我就向他们打听杨家山的近况。由于没有人再到那里去过，得到的回答很不一致。有人说，金殿后山的树林被砍伐了，我听了很难过。几年前我收到吴祥光的来信说：“听说林业厅在林场近旁筹办了一座苗圃，林场树林茂密，胜况远超过昔时。”我读后又很高兴。但愿吴祥光信里的话是靠得住的，虽然吴祥光本人并没有到那里去看。至于那两间茅屋不知还存在不存在？
六 敬节堂巷
1941年秋，老舍应罗常培的邀请，来昆明住了两三个月。他做过几次讲演，讲演中有这样一段话，大意说，抗战时期写文章的人应为抗敌而写作，不要在小花小草中寻求趣味。我在学生壁报上读到这段话的记录，内心里感到歉疚。我自信并没有在小花小草中去寻找什么小趣味，也思索一些宇宙和人生的问题，但是我的确没有为抗敌而写作。我一走近那两间茅屋，环顾周围的松林，就被那里自然界的一切给迷住了。我前边提到过，抗战把沉睡中的昆明摇醒，昆明醒了，我自己是不是又入睡了呢？
不，在醒了的昆明我是不会入睡的。只要我回到城里，和朋友们交往，和同学们接触，看到目所能及的现实，我还是警醒的。我在1979年写的《自传》里这样说过：“这七年内，朋友当中见面时常常谈些文学问题，给我不少启发的，是卞之琳和李广田，常常谈些政治形势和社会现象的，是陈逵、夏康农和翟立林。”这几位朋友（现在我应该称他们为同志）有的是重逢，有的是初识，他们对于我在思想上、政治上以及业务上都有过不少的帮助。我们见面时，或畅谈时势，或评骘文坛，既不觉时光的流逝，也忘却生活的贫困，相反，却丰富了见闻，打开了思路。我和卞之琳、李广田是同事，都在西南联大教书；夏康农是中法大学的生物学教授，他剖析时事，常有独到的见解；翟立林毕业于同济大学工学院，他兴趣广泛，思想进步，曾在敬节堂巷与我们同住；陈逵是我的前辈，他在昆明时任云南大学英文教授，1942年暑假离开昆明去湖南大学，后来他赠给我两首诗，其中有句云：“偶然知己遇，暗室匣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