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在政治、经济、学术、文艺等任何一方面为祖国、为人民有过贡献的历史人物，后人常常在他们生活过或工作过的地方建祠树碑，以志不忘。祠堂和碑碣的建树者大多是根据史书的记载或民间传说称颂某某人物的为人或业绩。这是一种优良的传统。但是史书的记载往往过于简略，民间传说又易于繁衍失实，所以祠堂碑碣只能表示后人对古人的敬仰与怀念，而对于学术研究并不能提供多少可贵的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渐渐有某某历史人物纪念馆的兴建。这些纪念馆在表示敬仰与怀念的同时，还广泛搜集有关文献和文物，日积月累，逐渐形成有专门性质的图书馆或博物馆，给某某历史人物的研究者提供许多方便。这样的纪念馆目前虽然还为数不多，但有少数几个已经斐然可观了，杜甫纪念馆就是其中最早、最有成绩的一个。
成都西郊的杜甫草堂，从五代北宋以来就是诗人吟咏、人民游览的胜地，它几经变乱，时兴时废，到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竟成为驻兵饲马的场所，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杜甫纪念馆成立后，把草堂修葺一新，扩建园林，吸引中外人士来瞻仰这位中华民族足以自豪的伟大诗人。更有意义的是纪念馆收集了杜甫诗集的各种版本、研究杜甫的专著和论文，以及国外的译本，并开辟研究室，供杜甫研究者使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以纪念馆为基地组织杜甫研究学会，出版学刊《草堂》，推动杜甫研究的深入开展。
纪念馆在三十年内取得这些成绩，是来之不易的。它和许多美好的事物一样，也经历过坎坷不平、甚至荆棘丛生的道路。1963年后在“左”倾路线控制下，杜甫就受到无理的（不是讲道理的）批判；十年浩劫期间，杜甫更是不断地横遭诬蔑和侮辱。在这恶浊的气氛中，纪念馆的负责人能坚持真理，使馆内丰富的馆藏得以保存，没有损失。在这一点上，我作为杜诗的爱好者更要向杜甫纪念馆工作的同志们表示敬意。
三十而立。祝杜甫纪念馆在现有的基础上有更大的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杜甫研究中心。
1984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