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塞纳河畔的无名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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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银湖夜思

我们作家访问团住在深圳特区笔架山下的银湖旅游中心。十多天我在珠江三角洲几个市县和珠海特区参观访问,接触许多振奋人心的新人新事,也听到些美好的旧传说,一路上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晚间,身体是疲乏的,可是头脑并不想休息,总有些切合实际的或是不切实际的感想。这些感想在头脑里活动,时时使我感到自己是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人。

深圳是参观访问的终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站。6月14日下午,我们在珠海特区登上开往深圳的汽船,渡过因文天祥壮烈的诗篇而闻名于世的零丁洋,到达深圳的蛇口。我们在深圳要住三个夜晚,这三个夜晚使我能够忙里偷闲,理一理零乱的思想。

我有一个在国外住了三十五年的老友,1979年他取道香港回国。我和他在北京相遇时,他说:“你知道,我是不容易落泪的,可是我从香港走进深圳的边界,不由自主地掉下了眼泪。”他那眼泪,分析起来是复杂的。主要的原因是踏上祖国的土地,回到祖国的怀抱,游子归来,百感交集;但也有另一种因素,像当时深圳那样一个荒凉落后的边陲小镇,与界河南边的香港相比,显得太寒伧了。无论对于外国的客人或是对于自己的侨胞,第一个印象是萧条冷落,不给人以任何温暖。可是五年以后的今天,高楼耸立,而且将要有更多的楼阁从地面升起,街道纵横,而且有更宽广的道路在伸长,迎宾的馆舍各自显示出独特的建筑风格,文化与娱乐的场所不断兴建。偶然翻阅《深圳特区报》,在一天的报纸上便读到如下一系列的报道:某建筑提前完成,某种新技术、新工艺的引进和推广,某公司的成立,某工厂的投产,石油专用码头的竣工,房产公司合理公决住房问题,等等,这些欣欣向荣的消息能在一天的报纸上读到,是名副其实的日新月异。深圳是从香港到广州的必经之路,从前旅客们从深圳走过,不会感到有什么吸引力,促使人想在这里略做停留,如今它已成为旅游胜地,从港澳、从国外,来度假、来游览的人络绎不绝。十年浩劫中和十年浩劫后的一段时间,越界外逃的事件十分严重,人数共有八九万之多,边防岗哨防不胜防。1979年是外逃人数最多的一年。可是特区成立后,人民安居乐业,到了1981年,外逃业已绝迹,而且有大量的人申请回来。这种巨大的变化,对于眼光短浅、惯于用因袭的观念看问题的人们,是难以想象的。但是难以想象的事却成为眼前活生生的现实。深圳东边有一个海湾叫作大鹏湾。大鹏湾这个名称,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叫起来的。但我深信,这个名称是来源于《庄子·逍遥游》里“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飞往南海的那只鹏鸟。这鹏鸟在这里无声无息地停息了二千年,现在开始展翅飞翔了。

同样情形,珠海特区也是从1979年底起始开山辟路,在荒沙滩上建筑宾馆别墅,招待旅游和度假的客人。传说在洪荒时代有两颗明珠,一颗落在海岸上,就是现在的珠海;另一颗破碎了,落在海中,化为珠海市管辖的万山群岛。但是海岸也罢,海中也罢,都是荒凉的山岩,它们虽然有美好的名称如石景山、石花山等,在这里居住的劳苦的渔民从未看到过珍珠的光彩。如今珠海,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成为一年比一年更加美丽的现代化的海滨城市,也是开发海上油田的后勤基地。举目一望,到处是珠光异彩。

大鹏鸟振翼高飞,珠海市显露出珠光,以及珠江三角洲一些市县大胆而取得成果的改革,不言而喻,都是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威力。广东省委认真贯彻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才能使从前许多人难以想象的事成为现实。

我也是惯于用因袭的观念看待事物的人。十几年前,我曾经为我们的国家“既无外债也无内债”而感到自豪。“债”这个字,从来不是一个好字眼儿,“无债一身轻”,有多么畅快。因此,我对于借用外资有过担心,怕将来债台高垒,偿还不起。这是从消极保守方面看问题。我们现在引用外资,并不像旧中国的反动政府那样,日子过不下去了,向外国借款,以济燃眉,一干二净地把款项花掉。我们引进外资,随之而来的是学会先进技术和企业管理的方法,培养新型的技术和管理人才,从而促进管理制度的改革。特区和三角洲的许多先进企业都是靠着部分地引进外资兴办起来的,它们掌握了先进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很快就取得利润,预计不仅是如期、而且有的能够提前偿还贷款。如果“既无外债也无内债”,用国家有限的资财和经验从事建设,则等于自己把自己关闭起来,不与外界交流,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对外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那种闭关自守的状态将不会存在。

此外,还有对于贫与富的看法。人们一向、也可以说从古以来,往往是同情贫、厌恶富的,同情贫有时发展到赞美贫,厌恶富有时发展到咒骂富。我们常常说贫是“清贫”,富是“浊富”。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在阶级社会里,富都是依靠剥削得来的,“为富不仁”,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错。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按劳取酬,谁若是以辛勤的劳动和丰富的知识为人民创造出物质的或精神的财富,因此得到较多的合理报酬,这又有什么理由可以引人訾议呢?但是吃大锅饭培养出来的平均主义者,一看见某人或某集体因为对国家有贡献,得到较多的正当收入,总觉得不顺眼,好像嗅到了资产阶级的气味。两个特区和三角洲的市县贯彻了三中全会的政策,很快地富裕起来,有个别好心的同志看到这里的繁荣情况,便发生疑问:“我们搞了一辈子革命,就是为了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吗?”听说有人甚至落了泪。这些同志的心目中,革命的目的是要永远保持清贫的生活,富了,就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危险。小平同志说过,“贫困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见1984年7月1日《人民日报》。——作者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

提起精神文明,也有人表示担心,他们说,特区会不会“香港化”?诚然,特区由于港澳同胞以及外国人的投资,新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又多半是从港澳输入的,港澳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娱乐自然要对特区发生影响。香港澳门的社会是繁荣里掺杂着污秽,先进的技术与腐朽的思想并存。特区应怎样吸取它们的繁荣、排斥它们的污秽,学习它们先进的技术,抵制它们腐朽的思想,这是特区的领导与群众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精神文明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一般的文明礼貌,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文化。关于文明礼貌,特区给人以良好的印象。人们熙熙攘攘,遵守纪律,街道上很少看到争吵,商店和旅馆的服务人员大都态度和蔼,使人感到亲切。打破了大锅饭,人人都努力学技能,学知识;克服了平均主义,大家都辛勤劳动,力争上游;制度进行了改革,官僚主义无处藏身。这一切,特区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广东省委和特区的领导同志更是格外关心,他们正在大规模地建立图书馆、博物馆、剧场、音乐厅和电视台,给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可是剧场演什么戏,音乐厅奏什么乐曲,电视台播放什么节目,则向作家们、艺术家们提出迫切的要求,创作出反映特区生活、适应和鼓舞特区群众的作品,不要像过去有些作品那样,一写到边界便把走私贩毒、外逃偷渡作为写作的题材。要知道,今天的特区已不是昨天的边陲小镇,它们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对于国内的改革,也起着窗口的作用。我们可以说,经济特区的设立,对于祖国的前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若是有作品能生动而形象地体现出这种深远的意义,将是一个很大的贡献。我真希望有风华正茂的青年作家到特区深入生活,担负起这样的任务。我们到深圳的第二天,香港的十几位作家赶来相会,宴席间一位香港朋友向我说,“你过去写过《北游》,现在可以写南游了。”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但是(正如我在这篇《夜思》里一开头就感到的),我是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人,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人若是要写时代前列的事物,这恐怕不大容易,难以写得怎么出色吧。

在汽车开往蛇口工业区的路上,竖立着一座标语牌,上面写着醒目的十个大字:“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这两句话推动着特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对于这标语的前半句,我从不同人的口中听到过多次反对的话,反对的理由不外乎说这是资产阶级的格言,代表唯利是图的本质。说也奇怪,我往往在个别人的身上看到,他对于金钱,口头上是恨之入骨,心坎里却爱之如命。其实,“时间是金钱”并不是随着资本主义来到世间的,在西方,古希腊就有与之相类似的话,在中国“一寸光阴一寸金”更是人所共知的。而且我们中国人体会得更深入一层,还添上一句“寸金难买寸光阴”,说明寸金失去,还能再得到,光阴一去,就不再回来了。可是在我们的生活里,无止无休的会议,空洞无物的长篇发言,真是视时间如粪土,到了非改革不行的地步了。“时间是金钱”,既是古已有之,又针对时弊,醒人耳目地竖立在公路旁,叫人爱惜时间,有什么不好呢?

关于标语的后半句,提高效率,不会遭到反对,若说效率就是生命,或许有人认为比得有些过分。但是在特区,处处都听到人们在讲速度,谈频率,讲成效,只有把效率看成生命,经过改革,有合理的制度和先进的管理方法,特区才能在短短的四年内有那样惊人的成就。如楼房建筑,每过三天就增高了一层,五十层的高楼,不到一年就竣工,交付使用,这都传为美谈。我在北京住的宿舍,有一栋四层三单元的楼房,去年防震加固,拖拖拉拉,耗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其效率之低,真是人间罕见。想到这里,也增加了我的落后感。

我们在珠江三角洲的市县和两个特区参观访问,更重要的是学习。就我个人而论,在十几天内就从看到的许多新事物中改正了我某些因袭的观念。我们每到一个地方,热情而谦虚的主人都向我们征求意见。我除了衷心感谢以外,实在提不出什么意见。若是一定要提的话,那就不是意见,只是一个疑问:特区的报纸和某些出版物为什么都用繁体字排印,不用简体字呢?简化汉字,全国通行,联合国,甚至新加坡也都采用。为了照顾极小一部分使用繁体字的地区而置全国于不顾,不是有些轻重倒置吗?我知道有许多青年人想了解特区的情况,可是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不认识繁体字的。

最后,我要感谢作协广东分会同志们对我们的邀请和热情接待,在盛暑时节他们陪同我们参观访问,使我这生在北方,长期住在北方的人较多地了解了广东。我一向不愿以地区为标准来品评人物,说什么上海人怎样,北京人怎样。可是这次来广东,我深深感到,广东人最富有革新精神。他们中间的杰出人物善于接受外来的新思想,如洪秀全、孙中山;他们也勇于抵抗外来的毒品和侵略,如三元里的抗英群众;至于1911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牺牲,1927年党领导的广州起义,都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壮烈的篇章。如今贯彻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珠江三角洲和经济特区又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在访问途中写了一首旧体诗赠给陈残云同志,其中有两句是“策马先鞭云海阔,岭南人物最多情”。这“多情”两个字当然不是儿女之情,也不限于是同志之情,从过去到现在看来,是关心国家大事、民族兴亡,大胆改革开创新事业的深情。

根据1984年6月14至16日草记 7月15日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