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青年军201至207六个师正式成立，分驻四川不同县份。3月又在江西成立了208和209师。浙江大学入伍的学生，根据竺可桢日记及个别同学记载共九十四人，加上浙大附中及另外几个与浙大有关系的青年，参军总数超过一百。这些人于1944年年底，次年年初陆续到四川綦江202师报到，编入驻在綦江三溪镇的604团战炮营，在进行短期入伍培训后，再分入不同兵种。入伍后除分发了新军服，每天起床集合，在操场听训话，做些徒手操练外，军营生活并不紧张。倒是当时已临近旧历新年，部队正准备过年。除了写标语、出壁报外，还预备搭一座戏台演出节目。士兵们有时被命令到乡间去砍竹、伐树，准备搭舞台的建筑材料，这倒给我们一个远足的机会。一年半以前，我初次入川，搭乘一艘小机轮沿嘉陵江南下，四川农村的田园风光令我心醉。现在终于有机会进一步欣赏这里的优美景色了。如果以前是从远处观赏一幅画，现在却已是走入画中。可惜同美景一同收入眼帘的还有令人心酸的四川农民的悲惨处境。我们从一家农舍砍倒两棵竹子，正在往外拖，一个白发老太婆哭哭啼啼拉着我们军服不放。我们砍走的是她们一家的命根子啊！最后还是我们几个大兵掏腰包自己凑了些钱塞到老婆婆手里，才略觉心安一些。
准备新春演出，我最高兴的是练习大合唱。我们高唱抗战歌曲：《松花江上》《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也唱一些老歌：《满江红》《白日登山望烽火》……随着嘹亮的歌声在溪谷中荡漾，我们一些游子胸中的郁结也发泄出来。虽然还没有置身战场，却已经热血沸腾了。合唱团的成员几乎清一色是浙大学生，指挥就是外文系那位天才文艺家潘维白。他不只精通音乐，还有一副好嗓子。在遵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戏剧班在播声电影院公开演出一出话剧，大幕开启前，潘维白在幕后引吭高歌一首英文名曲，使全场震动。
新兵集结的战炮连营房在三溪电化冶炼厂（那里还有几位浙大早期毕业的校友）对岸山上。一月的三溪已是隆冬季节，早上到营房山下溪水中洗脸，冰冷浸骨。然后回来吃早饭，略事休息，就开始一天的活动。
战炮连营房下瞰三江。江上有一座木桥，虽然建造了没有多久。我们住进营盘时却已未老先衰，桥身明显下沉，只能通行人，不能再承担过往车辆了。过了桥，就是古旧的三溪镇，唯一一条主街沿江而建，呈弧形。镇上只有几家茶馆和小餐馆，供农民购买日用品的杂货店和三两家小旅舍。倒是每逢三六九赶集的日子，狭窄的街道总是挤满用白毛巾裹头的农民，熙来攘往，一片繁忙景象。我们在营房里每天的日课是七小时以上的操练和掘战壕等体力劳动。连里偶尔抽调几名士兵（多半是浙大从军学生）到镇上巡逻是我们企望得到的美差。原来青年军师部接获情报，有个别四川当地的“兵油子”混进青年军，一旦五千元法币安家费拿到手，穿上军装以后，就偷偷溜进某个小城镇，把军服脱下卖掉，然后再重新入伍骗钱。战炮连派人到镇上巡逻就是检查到镇上去的士兵，有没有上级颁发的通行证。我也有两次被选派当了大半天巡逻兵。同三两个同伴装模作样地在街上兜一个来回，就找了一家茶馆，泡上一杯沱茶，一边望街景，一边摆龙门阵。在四川生活，泡茶馆实在是一种享受。我走遍大半个中国，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四川看到那么多茶馆。从在重庆沙坪坝，我就已经养成在茶馆消磨时间的习惯。参军以后，旧习难改，仍然抓空（比如派到外面出公差）坐两三个钟头茶馆。
春节到了，我们自然松散了两天。翻看我当年的记载，除夕下午军中举行庆祝会，士兵们早有准备，上台表演了几个节目。晚餐非常丰富，有鸡有肉，还破例喝了几口酒。平日吃饭的时候总要喊的“立正、稍息、开动”一套口号也免了。大家都争着嬉笑、喧哗，把一切烦恼事暂时抛在脑后。晚饭后，有人留在营房里写信、聊天，也有些人簇拥着到镇上去消磨时间。根据四川人的风俗习惯，过年要吃汤圆，镇上的三四家甜食店家家挤满顾客。这个晚上我同韩、张等几个好友，在镇上找到一家北方老乡开的馆子，吃了一盘水饺。之后又买了不少花炮，一边走一边放，身后跟了一大堆孩子。我们给了两个穿新衣服的小女孩一大把旗火（一种带一根苇秆儿的小火炮，点燃后可以钻到半天空上，当地人叫火龙）。这两人说普通话，原来她俩是南京人，父母都在冶炼厂工作。走到大木桥的时候，我叫大家每人擎着一支旗火，口喊“一、二、三”，一齐点放，霎时，一条条火龙飞上天。只可惜火药燃烧的时间过短，片时的光焰，片时的兴奋和欢乐，很快又都包围在暗夜里。这就是我流浪到大后方过的一次除夕夜。
春节过后，军营中有两件大事值得一记。一件是从军人员分科，根据个人填写的志愿，分到不同兵种。我大致记得浙大学生分别分配到工兵营（原来浙大土木系的几个同学分去）、通信营（电机系的同学）、山炮二营（即迫击炮营）、师直属连、辎重连和搜索连几个单位。我同几个要好的同伴不愿分开，被分到搜索连。我们原来填写志愿填的是辎重连，因为我们梦想从印度各驾一辆载重卡车回来，不仅学到驾驶、修车技术（战后如不读书，也会有吃饭的饭碗），而且能到境外游历一番，长长见识。但是后来因为报名学车的人多，所以把一部分人分到了搜索连。搜索连在作战时是尖兵，需要侦察探路，危险性较大。但我们参军既然抱着“为国捐躯”的志愿，危险不危险也就不计较了。四个月以后我和一部分同学离开青年军，考取翻译，也不是因为怕去前线打仗，而是国民党最初应许的诺言并未兑现。什么在青年军训练使用新式武器啊，三个月开赴前线啊，都是空炮。继续待在青年军，只是时光虚掷，只好另寻出路了。搜索连与辎重连营盘相连，我们在辎重连的操练场地还看到停着一辆十轮卡车，士兵轮流实习驾驶掌舵。而在搜索连，两三个月过去，只进行过两次真枪实弹打靶。还有一次旁观别人拆卸一挺轻机枪，我们士兵却根本无缘插手。促使我们离开青年军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在军中几个月，我们逐渐认识到，国民党把这支精锐当作自己私产，即使最初还没有以之投入内战战场的明确想法，至少也是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根据江南著《蒋经国传》，蒋介石于1944年10月下令成立“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委任蒋经国为中将主任。训练班第一期学员毕业后，蒋又宣布成立“青年军总政治部”，蒋经国任主任。“政工即是首脑，蒋经国等于掌握了全军灵魂……他已是实际上的统帅。”可见蒋介石成立青年军是为壮大自己力量，建立一支“蒋家军”。关于青年军参战问题，江南说：“（青年军）延长训练，蒋先生有私心。他曾说，经国的嫡系部队，不到牺牲关头，绝不轻言牺牲……"1946年6月，迫于事先曾经许诺，第一期招募的青年军只得复员（复员前还进行了三个月的预备军官训练），但在1947年7月，庐山会议即决定重招新兵。根据《近代中国百年史辞典》记载：这次招募新兵缩编成七个师，先后投入内战。207师派往东北战场，在辽沈战役中被全歼。206师1948年在洛阳被全歼。205师及其余四个师残部撤往台湾。可见1944年冬成立青年军是用以同共产党争青年、争人心。）。
这从我们在军中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中都可以清楚看到。2月底，202师举行入伍典礼，师长罗泽恺（亦作阎）出席，给全师官兵讲话。罗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已提升为中将。蒋介石为表示对青年军重视，要他降格当青年军师长。罗在大会上的发言，不仅笑话百出，充分表现他的无知，而且并不掩饰他的反共立场。罗吹嘘自己在西北多年（他曾任胡宗南一战区参谋长），对共产党了如指掌。说时还做了个手势，意为共产党掌握在他手心里。罗泽恺的发言有很多毫无水平的话。譬如说他把那天的入伍典礼比作三国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又说年轻人在军中应如何注意“阴阳调和”，将来反攻武汉收复失地后，可以放假三天。这些无耻言语让我们从高等学府出来的人听着实在不堪入耳。最后引起大学生士兵和这位师长发生公开冲突的是有一名浙大学生当场质问他，青年军究竟是“国军”还是“党军”。罗大怒，指着军帽上青天白日帽徽说，这是什么？你们头上不都戴着党徽吗？一时台下大哗，不断有人高喊：我们来当兵，是为了打日本，保卫国家，不是为了党。罗泽恺非常尴尬，词穷而退。会后，同学仍然十分激动。这场纠纷最后是由政治部派来一位副主任，对参军学生讲了一通和稀泥的话，并明确表示，政府不会叫青年军去打内战，事情才算平息下去。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党军”“国军”之争竟触动青年军202师中反共成性的高官神经。他们秘密商谈，阴谋报复。一个月后，山炮二营四连，就发生了浙大参军同学李家镐、易钟熙等五人被秘密逮捕事件。
这五人被逮捕的时间，大约在3月底。消息传出后，同学义愤填膺。部分同学立刻开会抗议，决定一方面派代表去重庆找训练总监罗卓英和政治部主任蒋经国交涉，一方面迅速把这件事向校长竺可桢汇报，请他出面与军方交涉迅速放人。竺可桢当时正在重庆开会，并为浙大失踪教授费巩奔走。听到这个消息后，于4月中旬到綦江面见罗泽恺，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罗开始搪塞说，这件事可能是下面人所为，自己并不知情。后来不能再为自己开脱，只能承认拘人是不对的，他会查明办理。这件事前后经过竺可桢校长在他的日记中都有记载。被捕的五个人于5月获释。但其后不久，战炮连余红基、熊易生两位同学又因出墙报刊登了“言辞不妥”的文章被关禁闭。熊后来因精神失常由家人接走，余据说直到9月才被释放。在这几个被捕同学中熊易生和李家镐后来同我关系都很密切。熊在抗战胜利后到了北京，和我都是北京大学进步学生社团呐喊社成员。新中国成立后在育才学校当教员。李家镐同我一样，从青年军考取军事委员会译员，后来在跳伞部队工作。“文革”后任上海石化总厂厂长，曾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可惜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两人都已弃离人世了。
1945年从1月到5月中下旬我在青年军服役近五个月，级别一直是二等兵。编入搜索连后，因为个子高，列队时站在队首，所以被连长指定当连属六个班中的某班班长。班长的职责包括早晨起床检查内务，看看士兵的被褥是否折叠整齐，要叠成豆腐干形才合格，列队时点名，喊立正、稍息口号，向连长报告。唯一的“特权”是有时出勤务，可以领几名部下走出营房，外出执行某项公差，趁机换换环境。连长隔一两周会把全连班长（我记得共六人，都是浙大参军同学）召到他的住所，同我们谈些“知心话”。譬如说，不久师里要对全体士兵进行一次笔头测验，考查文化水平。他会在事前泄露两三个题目，希望搜索连在考试中，与其他连队评比时名列前茅，为他脸上增光。连长姓名我不记得了，他年纪不大，从军前曾在北平志成中学读过书，自认与我们从军同学同属知识阶层。他说话没什么顾忌，常常发表一些过头的甚至荒唐言论，什么胜利后，青年军要驻日本本土啊，等等。綦江县城里有从下江来的母女两人开了个猪油菜饭馆。母亲已经徐娘半老，女儿倒还年轻。“这两人行迹有些可疑，会不会是敌人派来刺探军情的呢？”到底是我们的连长警觉性高。他告诉我们，他正着手侦察。连长这一席话，引起不少士兵兴趣。我也同两个伙伴趁周日休假，去綦江县城吃了顿猪油菜饭。我们发现，开餐馆的“菜饭小姐”也不是什么出众的美女，只不过来自沿海地带，衣服穿得时髦一点，讲话也带着明显江浙口音而已。据连里同伴说，最近确实有人看到连长频繁出入这家餐馆。看来他已对这母女两人下功夫。不过他扬言开餐馆的女人可能是间谍却没人相信。事实是，入伍以后，我们经常听到“首长”们讲一些荒唐话，大家多半一笑置之，只是叫我们日益对青年军失望，感到这些带兵的人实在不是称职的军人而已。
近三个多月过去，新式武器连影子也未见到，开赴前线更是遥遥无期。再加上李家镐等同学被捕，暴露了军中思想专制。另外，我们还听过从小道传来的消息，蒋介石曾经放过话：训练期满还要延长，经国的嫡系部队（指青年军）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这就更加使我们寒心，不禁怀疑，到青年军入伍是不是抗日救国之道。要是真想上战场杀敌，一定还有别的道路可走，我们难道一定要在这里死熬吗？这种思想在我们参军的大学生中逐渐滋生、蔓延，个别思想激进的人甚至提出浙大同学可以考虑“集体退伍”。这当然并不现实。办了正式入伍手续，穿上军服，就很难再换回早已丢弃了的老百姓的衣服了。知识青年参军，一切都在众目睽睽地注视下，我们已经迈开步子不可能再退缩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