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两三个要好的伙伴，不断议论这件事。当然了，我们议论不出什么更好的“自救之路”，唯一能做到的只能等待。时间会改变一切。在青年军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前，我们要争取到一点自由空间，多看几本书充实自己，尽量不要荒废在大学学到的一点知识。我为自己想了两个办法逃避军中的机械生活。我得到连长同意，同三两个同伴为连里编写墙报，每十天出版一期，写稿、抄录、张贴，减少了我不少出操的劳役。另外，我和一个爱读书的安徽小青年约好，每天清晨早起一个半小时，点一盏油灯，在饭厅里用功看一点书。如果可能，我还要争取写一点随笔、日记类的小文章。同我一起起早读书的小友姓裴，家在徐州，家乡早已沦陷。他跟随做小生意的父亲逃来内地，勉强读完中学，无力升学，就参加了青年军。裴几次表示要我教他英语，他说把英语学好，抗战胜利后起码能在学校教书混碗饭吃。我告诉他，学一门外语，必须长期坚持不懈。我不能保证我能在青年军里待多久。我说我可以帮助他学好国际音标，他今后可以自学。我还给他讲了那个西南联大学生一路走一路背英语词典的故事。裴同意我的办法，很快他就托人从重庆弄来一本用国际音标注音的英语词典。我同裴的早读计划进行了一个多月，虽然因睡眠少白天有些困倦，但我们一直坚持下来。
5月初来了一个好消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这时胜利结束，美军把反攻重点移至远东，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大批美军进驻国内，英语译员需求随之大增。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想方设法挖掘这方面人才。我们参加青年军的大学生自然是一个丰富资源，不久师部就接到命令，叫会英语的士兵踊跃报名。5月中，外事局派来一位考官，到202师下属几个基层进行面试。至今我还记得当年面试的一些情况。考场就设在我们的饭厅，考官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参加考试的人一个个走进考场，坐在对面椅子上等候考问。我注意到这位考官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虽然是文职官员（级别可能是上校），却穿了一身笔挺的军服，桌子上摆着他随身带着的一个鼓鼓囊囊的大皮包。我们应试的人自然有些惴惴不安，不知考试是什么架势。没有想到，考试很容易，搜索连报名应试的近二十人，大部分都通过了。我记得口试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十个句子，从中文译为英文，其中一个句子是“从中国乘船赴欧洲需要一个多月时间”，对一些英语句型不熟悉的人可能难一些。第二部分是口语问答。考官的一个问题是：“你对今年三月宪政协进会提出要还政于国民大会有何看法？”当时舆论正在争议：是该还政于各党派联合大会还是还政于国民党一手操纵的国民大会。我心想：这可能是考官用以考察我们的思想、立场问题。我不想明白表示看法，陷入考官设的圈套，就回答说：我现在最关心的是进行反攻，打败日本鬼子。没有时间考虑国内政治问题。我的回答得到考官赞许。过后，他对全体应试人总结时说，如果外国人问你这类棘手问题，你完全可以避而不答。
很快就放榜了，202师考取译员的共约四十人，乘一辆美制十轮大卡，被送往重庆。几天后，一架美国空军货机又把我们转载到昆明，进了西南联大代外事局设立的议员训练班（Interpreters'School）培训，正式取得译员资格。
四、昆明（1945年6月——8月）
1945年5月下旬，一辆十轮大卡车把綦江202师考取译员训练班的青年军士兵接往重庆。在重庆市内临江一条街的空房里住了两三天以后，立刻飞往昆明。那是我第一次乘飞机。一架美军运输机，机舱里只有两排彼此面对的简易座位。我不记得座位上安装着什么安全带，我们随身带的简单行李就放在脚下。飞机从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估计不到两个小时（我当时还没有手表，无法知道准确飞行时间）就在昆明呈贡机场着陆。我不敢相信这么短时间自己就已经置身于千里外的另一座城市，但重庆为两江挟持，机场常常笼罩在迷蒙的雾霭中，而这里的机场不但非常辽阔，机坪上停着更多飞机，而且碧空如洗，空气清新，虽然已进入夏季，却凉风习习，一点不感到郁热。译员训练班在市区尽西端，靠近郊野。有时进城逛街，多走几步路，就可以穿过翠湖，在长堤上漫步，欣赏一下湖光水色和拂波垂柳。训练班离西南联合大学不远，训练班除生活、后勤由军委员外事局派了几名下级军官负责外，教学及行政管理均委托西南联大代办。西南联大社会学、民族学教授吴泽霖担任译员训练班主任。吴泽霖从事教育多年，抗战爆发后，赴西南联大任教。由于他同联大关系密切，译员训练班历届授课教师，除一部分直接聘请美国军中人员担任外，几乎清一色都是联大教员。我是第八期译员训练班学员，时间大约是1945年6-7月（训练期为六周，我与一部分学员提前结业）。我们上课有一套40课时的英语教材，主要是日常生活用语和军事用语。上午上大课，主讲是两个美国人（他们的身份都是传教士），另一个中国人张上校在课堂上做翻译和解释。下午分小班上课，练习口语。我不喜欢为我们上口语课的那位中国教员，他的姓名我忘记了，但记得他上课没有教材，每次选定一个题目，如国外生活习惯、礼俗、美国的政治，之后便滔滔不绝地信口讲下去。每节课结束前向学生提问几个问题，算是练习口语。我还记得有一次他选择的讲题是如何用英文写求职信。我心里想，我一辈子也不会写这种信，从此对上他的课就毫无兴趣了。我感兴趣的是，译训班每周都请一位联大老师给全体学生作报告。留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潘光旦来作报告，另一次是费孝通。当时德国法西斯已经垮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败局已定，美国轰炸机开始轰炸日本本土。人们对抗战胜利信心加强，转而思考胜利后中国的前途问题。联大来译训班作报告的教师或多或少对这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在青年军参加译员面试时，考官曾经问我对政府提出召开国民大会有何意见，那正是当前国内有识之士热议的问题。国民党坚持还政于自己一手操办的国民大会，而思想进步坚持中国必须走民主道路的人则主张“还政于民，还军于国”。来作报告的教授都学有专长。当时我对他们的大著，什么优生学啊、乡土建设啊，都一无所知。但是他们谈到的中国人口问题，农业发展改善农民生活等问题，都与中国前途息息相关。我一向耳目闭塞，对现实认识不清。译训班组织的这些报告会开启了我的脑子，有如呼吸到一股清新空气，朦胧中，引起我对民主、自由的向往。
在译训班受训的一个多月可以说是从我参军以来最愉快的一段日子。思想上，视野比以前开阔了；生活上，译训班组织的各种文娱、体育活动叫人不再感觉日子过得单调。我们喜欢跟一位美军军士学唱英文歌。他发给每人一本歌集，美国民歌、电影插曲、“一战”期间军中流行的歌曲，非常丰富。"It'salongwayto Tipperary“（“到蒂珀雷里去是一条漫长的路”，蒂珀雷里是爱尔兰一个历史上有名的小镇）是派往欧洲大陆作战的英国士兵唱的思乡曲。歌中还有匹卡底里、莱斯特广场等一些英伦著名的街区名。我们引吭高歌，不由也勾起自己的思乡之情。译训班也很注意我们的体育活动。从202师考取译训班的浙大同学，有七八个人都是篮球健将，刘长庚、潘维白、陈强楚、孔祥玑、沈正衡……一上球场个个有如生龙活虎。每隔三五天译训班的篮球队都同近邻的美国驻军进行一次友谊赛。美军篮球队员虽然人高马大，交起锋来有时却也败在译训班球队手里。比赛的时候，我们一些不会打球的人也都到场助威，为队友加油。在赛场上，双方争夺虽然激烈，但气氛仍然是友好的。就这样，我们这些未来的译员们还没有和美军士兵在战场上并肩作战，在日常生活中却已经相互沟通，建立起友谊了。
到昆明以后，还有一件叫我大喜过望的事，就是几乎每天都可以看一两场电影。这仍然是沾了我们近邻——一座美国驻军军营的光。夜幕降临不久，值星官一吹哨，译员很快就排好队，步行一小段路，走到邻近美军营房中一个篮球场。电影是露天放映的，银幕设在操场一端，观众分散坐在看台上或者在操场上席地而坐。放映的电影大多是新片，但偶尔也演一些老片，我在北平就已经看过，像《悲惨世界》《纽约奇谭》（Tales from Manhat-tan）等等。美国大兵似乎对这类文艺片不感兴趣，喜欢看的是歌舞片、喜剧片。一看到银幕上美女大腿如林，就又是呼哨，又是喊叫。滑稽逗笑的影片也受欢迎。胖哈代、瘦劳瑞一对活宝和马克斯三兄弟那时似乎已经过时。有点冷幽默的滑稽新星鲍勃·霍普（鲍勃·霍普，英国出生的美国喜剧和电影演员，1944年电台广播节目收听率最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以后美国对越南作战，他曾多次为军队巡回演出，获得美国国会荣誉勋章。中国人熟知的美国喜剧片《出水芙蓉》就是他主演的。）和以唱流行歌曲闻名的宾·克罗斯比（宾·克罗斯比，美国有名歌星和歌曲作者，享有国际声誉，常与黑人小号手阿姆斯特朗共同演出爵士歌曲。早年录制的唱片《白色的圣诞节》为20世纪最流行歌曲之一。）当时正在走红。这两位大腕曾合作拍摄了一系列显示世界各地风光的喜剧片，如《通向缅甸之路》《通向新加坡之路》等，大受人们欢迎。
我在昆明从军时爱看电影，另一重要原因是，每次放映某一影片，开始时都有很长一段时事新闻节目。看到美国海军、空军在太平洋上击沉日本军舰，或者美国海军陆战队强行在某一海岛登陆，日本守军被歼，大快人心。中国多年受日本欺凌、屈辱，现在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昆明另外一个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到市区地摊上淘书。由于大批美军拥入，随之也有大量英文书流进中国。这些书有的是消闲读物，也有不少有价值的文学和经典著作。美军看完了，一旦驻地换防，就随手抛弃，流落到地摊上，售价极低，几与废纸相等。我每次进城，总要到金马碧鸡坊一带逛地摊，选一些值得收藏的带回住所。战时美国军中版的口袋书同现在的口袋书式样不同。
这种书是长条横开本，书页从中间用书钉固定，不用胶粘，所以书页不易脱落。军中口袋书按内容分大小厚薄两种，每二十本合为一集，包括不同体裁、不同时代的作品。我在昆明待了一个多月，大概买了三四十本，我记得名字的有美国梅尔维尔写的《白鲸记》、爱伦·坡的短篇小说集、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和几本诗集。至今恐怕仍有三两本夹在我的乱书堆里。
在译训班上了一个月课以后，经过一次考试，一部分成绩优秀的学生提前毕业，转到一处叫“派遣站”（Interpreters-Pool）的营地等待分配。派遣站设在西郊黑林铺，后来是否迁到北校场我不记得了。在派遣站里，生活更加轻松。除了上午有一个美国军人给大家上上操，按照一本教材学一些军事用语和武器零件名称外，就没有别的事干了。我们从青年军考取来的浙大同学几乎全体都提前毕业到派遣站等待分配工作。下午没有事不是进城闲逛就是去游览昆明郊区的一些名胜。大观楼、黑龙潭、铜瓦寺（又称金殿），这些地方我们在一周内几乎都走遍了。黑林铺派遣站留给我的最佳印象是那里的伙食。宣威火腿炒饭大米略带黏性，火腿油而不腻，至今我仍念念不忘。可惜这种神仙生活我过得很短，刚刚过了一两个礼拜，就有人相中我，把我接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