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学校教务处报到注册，分到一个学号，又缴纳了一个月伙食费。学校在楚馆男生宿舍分配给我一个床位。宿舍是没有隔断的两层筒子楼，楼上楼下挨次摆着一张张上下铺双人木床，沿窗有一排长条课桌，每人一只木凳。这里没有电灯，每个学生都领到一盏陶瓷碗油灯。油灯用的是当地产的桐油，两三根灯草做灯芯，光线昏暗。一年后我升学到遵义后，除少数机关学校有电灯外，我看到有人使用带玻璃灯罩的煤油灯，灯罩安在铁皮烟罐或者罐头盒上。这种改良的油灯亮度大，有人说这是浙大一位进步教授费巩（此人1943年在重庆失踪）发明的，学生就称之为“费巩灯”。但当时在大后方马口铁极珍贵，罐头也是稀罕物，所以这种改良油灯并未得到推广。
初步熟悉了环境，安排好生活以后，我开始考虑今后——至少今后一年将依靠什么生活下去。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为支持青年人从沦陷区前往大后方参加抗战，除在各地设有各种职业训练班外，还为有资格入学读书的人每月发给一定数额的生活费，称“贷金”。金额不多，勉强可以支付一个月的伙食费。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规定，从沦陷区来的学生每人都能领到贷金，但是需要证明文件并通过各种手续。当时我担心自己申请不到这笔钱，无法继续读书，经过一番考虑，决定向学校申请转入历史系。因为历史系学生算师范生，而师范生享受公费待遇，就连饭费都不用自己掏了。我离开北平时，英语已有一定基础，远远高于内地高中毕业生水平。如果我有志学外语，靠自修同样可以学成，并不一定非要在外语系攻读。但后来事情发生变化，我转系的计划并未实现。
一年级新生入学后有两门必修课，一门是英语，一门是国文。因学生人数多，程度参差不齐，需要按程度分成三个班。所以开学前举行了一次测试。之后不久学校张榜公布考试结果，我的国文和英文考试均得第一名。国文课测试成绩与名次对我关系不大，且公布的是我的学号，不为人注意。英语考试却写出我的姓名，而且成绩远远超过他人，在同学中引起轰动。分校外语系主任费培杰老师很快就找到我，告诉我贷金会有我的名额，叫我安心读书，不必转系。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费老师兼任先修班英语课，他需要一名助手，帮他批改作业。他问我愿意不愿意做这个工作，可以挣一些生活津贴。这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我在大后方求学读书的经济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口袋里有了一点富余钱，除了置备一些必要的日用品和文具纸张外，第一个欲念还是把一直受苦的肚子填饱。学校食堂虽然供应一日三餐，但早餐两碗稀粥，中午和晚上八人一桌，只有四小碗不见荤腥的白菜豆腐或豆芽，吃第一碗饭还可以抢到口两三箸蔬菜，第二碗饭就只能靠碗底的盐汤拌饭吃了。我当时正是个二十岁的大小伙子，一天到晚感觉饥肠辘辘，不得不想办法吃些补充品。宿舍斜对面有一家贵州米粉店，我三天两头走过去吃一碗脆潲米粉，“潲”字我可能写得不对，字典上标义是用泔水、米糠、野菜等煮的饲料。我用来谐音。贵州管猪油炼后余下的油渣叫“碎shao”。一碗连汤带水的河粉，加上半勺油渣，吃到肚里非常滋润，是我在永兴求学时代的营养剂。后来我离开学生宿舍搬到一家专门接待学生的私人小旅馆。旅馆入门处有广东夫妇两人开的一家餐馆，卖叉烧包和汤面，我也常受几位手头富裕的同学邀请去那里打一顿牙祭。
为什么我离开集体宿舍，搬出来住呢？这里面有个故事。原来我住进楚馆宿舍后，隔两张床住着一位四川籍的先修班学生，名叫张六平。他要在浙大先修班复读一年高中课程，然后重考大学。和我熟悉以后，我们各自介绍了一些自己的情况。张的老家在四川涪陵，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家中有不少田产。学成回国后没有外出谋职，只在家乡过着乡绅生活。几年之后这位留日学生在长江中游泳，不幸溺水身亡，便由母亲出头管理田产，操持家务。张六平和他哥哥都出来读书。哥哥在内迁到重庆九龙坡的交通大学读航海系。很久以后，我和张六平更加熟稔，他才透露给我，原来他母亲是日本人，是父亲当年留学时结婚带回国的。中国同日本后来打起仗来，而他母亲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余年，一口四川话，早已成为一位乡下老太婆，也没有人注意她原来的日本国籍了。我和张六平从认识起就成为好友，至今联系未断。50年代中我去上海找他，他已把母亲从老家接出来和他同住。我见到的是一个慈祥的小老太太。她同我叙家常，谈上海洋场的生活同四川农村如何不同。她很为自己两个大学毕业、为中国海洋事业做贡献的儿子骄傲（我的同学张六平在我认识他的第二年也考取交通大学航海系）。这位日本老妈妈让我深感贤妻良母型日本妇女的美德。我新交的同学张六平曾参加过高考，因英语太差，没有被录取。认识我以后，就求我为他补习英语。他的经济情况比较宽裕，嫌住宿舍太嘈杂，所以在街上找到一处公寓，租了楼上一间屋子，邀请我和他同住。
自从搬到小旅舍同张六平同住以后，我在永兴场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认识了不少人，交际圈子扩大了。每天不仅是机械地上课、下课、吃饭、睡觉，而是平添了不少消遣、娱乐。和同学聊天、叙叙家常，也不排除畅谈各自的抱负和对未来的希望。这家作为学生公寓的小旅舍除了我同张以外，还住着另外两三个学生。一个叫陈雍的农学院学生，是个来自上海的白面书生，嘴里总哼着歌，不停给在贵阳工作的一位海外归来的广东小姐写英文信。我住进来以后，自然成为他的英语顾问。时间长了，我们自然也常常谈故乡的事。有一天，我信口哼唱当年流行的一首英文歌：《落日红帆》（Red Sails in the sunset），陈雍听到，马上接茬唱下去。他告诉我，这首歌他很熟悉。抗战爆发，日本人进攻上海，炮弹已经频频落到离他家不远的闸北，他姐姐却不管不顾，一边整头发，一边哼唱这支歌。当年我们这些流落异乡的游子就是这样，只要有人提个头，说到老家的事，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说起来就没完没了。而最引起人思乡情绪的，莫过于哼唱过去常唱的老歌了。我本无音乐才能，唱歌荒腔走板，可是在当时的氛围里，确实也借助音乐解除了不少寂寥。同旅舍的学生，还有一个与我同系级的学生向联银。这人本是孤儿，是川东长老会一位美国传教士太太把他抚养成人的。他用略带美国音调的英语说一些日常用语没有问题，只是词汇量不大。向同学最擅长的是弹风琴，在家乡的时候，教堂做礼拜，他总是弹琴为教徒唱圣诗伴奏。可惜当年浙大分校穷得连一台风琴也没有，让这位同学英雄无用武之地。1943年年底，第一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时机来了，学校突然来了一位身份不凡的客人。这人身材不高，穿一身西装、足蹬尖头皮鞋，是一位满口宁波话的“小开”式学生。他是从浙江经过江西、湖南、广西几省长途跋涉来校报到的。难为他大箱小笼居然随身带来五六件行李。自九月初动身，路上走了三个多月。学校虽然早已开学，却允许他注册入学，毫不留难。原来这个人大有来头，他叫翁心梓，是中国鼎鼎大名的地质学博士，也是国民政府一位高官翁文灏的侄儿。翁心梓到永兴后，也住进我们旅舍。他带的箱笼，装满四季衣服和内地稀缺的生活用品。最令人吃惊的是一只小提箱里装的竟是一台舶来品手风琴，声音洪亮，音色优美。这次会弹琴的向联银可以大显身手了。翁心梓不只喜欢音乐，而且颇有组织才能，没过多久，他就把小旅舍的全体住户组成了一个合唱团。我们既唱聂耳、黄自作曲的中国歌，也唱福斯特的黑人歌曲和像《当我们年轻时候》那类美国电影歌曲。合唱团给我们在永兴上学的平凡、单调的日子带来了活跃的、生气勃勃的气氛。我至今仍然佩服这位远方来客，聪敏、活泼、脑子十分灵活，翁来了以后，我们这些只知道死读书的人仿佛被吹了一口仙气，开始手舞足蹈，准备上演一出话剧了。翁野心勃勃，在指挥我们唱会几支短曲外，竟准备排练至少有双声部合唱的《蓝色多瑙河》。他梦想扩大合唱队伍，招进几名女生来。可惜第二年开学，正当万物回春的时候，他突然接到家中拍来的电报，叫他急速去重庆。原来他的有财有势的亲族，已经为他安排好去美国留学的手续。他一到重庆，就将出国了。我们这帮同学，自然非常惜别，但也为他能有机会出国深造感到高兴。翁为了轻装走上征途，行前他把他带来的绝大部分衣物都分散给同学。一套西服他本想送给我，可惜他身躯瘦小，衣服我无法穿。我只拣了一件比较肥大些的春秋衫留下，作为对这位朋友的纪念。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查了一下因特网，看看有什么关于这位老同学的资料。我查到的信息说，翁心梓先生是著名旅美华人，曾任美国多种资源公司顾问，美国国会中国问题顾问，也曾担任过我国冶金部钛公司顾问。他在国内创办过宁波中原小学，80年代曾不断回国探视。我不知道翁先生今天是否仍然健在，如有机会我真愿意同他畅叙一下当年在永兴场共同度过的时光。
该简单谈一下我在浙大永兴分校学习的情况了。先说说在学校教英语的几位教师。前面已经谈过，负责外语系的教师是费培杰老师。费是贵州人，清华大学毕业，在美国留过学。在永兴他教我们英语精读和语音学。费老师精通音乐，会拉小提琴（在新年联欢会上表演过）。据我的一位老同学说，过去他教外文系学生英文语句声调时，有时会借助一支笛子，吹奏出高低音调示范。费老师身体不好，患有肺病，但教学非常认真。他教我们的教材均系自编。另外，由于学生基础知识差，他每周又增加两节英语辅助课，并为之编了一套简易教材，通过问答，既让同学熟悉英语基本句型，又扩大了词汇，纠正学生发音。我的英语程度虽然比同学略高，这一辅导课却也参加了。在当时那种既听不到英语广播，又无录音设备的年代，能有机会多多听说一些简单英语也是好的。一年级第二学期有一段时间，费老师因病不能来校授课，我们全班学生就自己组织起来胡乱学习。后来他病情有些好转，我们开始去他家上课。费老师住在永兴场东头郊外的一幢平房里。他并无家室，只有一名中老年男仆服侍他。我看到他家中有一个玻璃柜，装着二三十本原版书，多是社会学、教育学等专论书籍，也有一两本语言学理论书。我在永兴一年，感到最苦恼的就是无书可读。图书馆可以借到的英文书只是抗战前商务版的《莎士乐府》《伊尔文见闻录》《威克斐牧师传》等二三十种老书。国内新文学创作和文学刊物也极少。缺少书籍，是抗战期间内迁学校的普遍状况。除了少数几个大城市，读书人无一不感到文化饥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