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平家里大概只停留了两周，两周内我匆忙办妥几件事。首先是备齐一些证件，其中辅大的学生证很重要，这是到后方申请入学的有效证明。其次是路费和至少两三个月的花销。当然了，我还要还清好心村长借我的款项，备一份表示谢忱的礼物。这次我不再怕旅途中检查暴露身份了。我要尽可能带一些书。在后方买字典非常困难，而我志在学外语，所以手头必须有几本工具书。同村长告别时，我问他以后我回来他需要什么。他说他什么也不缺，只要一套书，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所以我跑了几家旧书肆，选购到一套大字本梁任公著作。上次带走的衣物既已被人骗走，家中剩余的也不多，我去了一次天桥，在估衣摊上添了几件质地坚固的旧衣服，买了一双牛皮鞋。我抽空见了两三个朋友，告诉他们这段时间我的经历。我把沁阳县那位村长的姓名、住址留给他们。万一有谁也想长征，村长是可以送他们过河的。一切打点停当，我再一次踏上征途。一路顺利，只是我带的一小包外文书给我带来些麻烦。应该略作记述的是我重返沁阳县境遭受困厄的村落后，把我的欠债、《饮冰室文集》和一点点薄礼送到我的庇护人手里，他又惊又喜，紧握我的手不放。他称赞我言而有信，说自己没有看错人。他留我在村子里多住了一天，置备了几碗乡下饭菜款待我，还邀请了两三个乡佬作陪。这位好心人以后我一直没有联系过。我猜想他多半是一名国民党党员，可能还担任什么职务。但愿日后他能平安渡过土改一关，没有遭难。在洛阳城我住进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接待站，填了申请入学表格，等待教育部分配到一所大学。这里吃穿不愁，逍遥自在，除了偶尔和几个同伴逛一趟龙门石窟，归途顺便看看传说埋葬蜀将关羽首级的关林外，每天就是看外语书。我已有足够的精神食粮，不愁日子难熬了。转眼到了夏季，换上单薄衣服，但分配入学的指令一直没有下来。我又坐不住了，蠢蠢欲动。同三两个同伴商量，都认为与其坐等，不如进行一次远征，干脆到重庆去申请入学。政府的教育部就设在重庆，很快就会有结果。更重要的是，在重庆会分配到一所比较好的学校。主意已定，我数了数从家里带来的钱，省吃俭用，去重庆勉强够用。准备南下的连我一共四个人，其中有一个姓冯的十三四岁小孩，是家中托一个商人把他从东路带过来，准备去内地上学的。小冯有个表哥是重庆大学的学生，他正找人搭伴上路。这是个好机会，我们一起走，在路上我们照顾他，到了重庆他的表哥会为我们找个落脚的地方。6月底的一天，我们一行四人拿着接待站开的请求免费乘车的学生证明，登上西行列车。陇海路我已经往返走了两次，可谓识途老马。在西安我并未下车，和几个同伴一直乘车到了宝鸡。从宝鸡再往南当时没有铁路，只能乘烧酒精或木炭的破烂长途车，一路颠簸着坐到广元。中途汽车爬过秦岭，地理环境有了差异。秦岭海拔两千多米，是我国南北分界线。秦岭以南即属亚热带区，不仅水资源丰富，草木葱茏，连风土人情、饮食衣着也与北方不同。这种差异越往南走越显著。第一次走进四川一个小镇，眼前景色叫我目不暇接。青石板铺路的狭窄街道，街道两旁一家挨一家的古旧店铺，卖药草的，卖土织布匹的，打铁的，缝衣的……仿佛都已经在镇上伫立了好几百年了。居民的住房是灰瓦覆顶的木结构建筑，没有窗户，房门大敞，老人坐在门前竹椅上，吸着长烟袋。再看街上行人，男人白巾缠头，妇女有的背着竹篓。竹篓里装的不是柴米，不是青菜，而是活生生的一个娃娃。如果碰上赶场的日子那就更热闹了，店前摆满地摊，人群熙熙攘攘，几乎把路堵塞。我在一个饭摊上看见有人吃馄饨，也要了一碗。可是老板听不懂我的话，原来馄饨在这里叫抄手。我又要了一碗炸酱面，发现面条是泡在半碗汤水里的。这些印象都非常新奇，以后一直印在脑子里。一年半以后，我又在四川南部当过半年兵，看到更多景物：竹林、水塘、梯田、淳朴的人民……我对这块古蜀地一往情深，永远也不能忘却。
从广元到重庆，如果走陆路，需先乘车过剑门关，绕道成都，再转车往南。这条路不仅购买车票困难，花销也非常大。幸好我们到达广元的时候，交通部门刚开辟了嘉陵江水运航线。我们赶上驶往重庆的第一班小火轮。偶然邂逅随船视察水路的一位航运局科长，他热情帮助我们买到船票。两天后，船就起程了。这是一次非常惬意的旅行。白天坐在船上观赏青山绿水，傍晚航船靠岸，到岸上打尖、寻宿，游览市镇风光。四五天后，经过阆中、南充、武胜、合川几个城镇，我们在重庆小龙坎上了岸。小冯的表哥安排我们住进重庆大学学生宿舍。暑假里宿舍有很多空闲床位，找个歇脚地方并不难。上岸后首先要做的事是给教育部写信，再次申请分配入学。不知是因为我们的收信地址没写清还是别的原因，过了一个多月也没得到回复。8月底，我不得不亲自跑了一趟青木关（教育部所在地）。接见我的办事员凑巧是辅仁校友，给了我很大帮助。听从他的指点，我选择了浙江大学借读。浙大校址在贵州遵义，较之重庆、昆明等地，贵州物价低廉。另外浙大拥有不少名师，校长竺可桢是一位德望很高的学者，办学有方。唯一的困难是从重庆到贵州遵义需要一笔路费。我没有为这件事发愁。当时我已经找到在外交部任职的一位长辈，他是先父在中长铁路工作时的同事。这位伯父家眷仍滞留北平，我写信叫家中送过去一笔钱，伯父在重庆就能兑给我法币了。数目不大，却救了我的急。
1943年7月初至8月底，我在重庆大学困居了近两个月。重大校址在沙坪坝，与中大、南开中学同设在一条小街上。小街很热闹，除了茶馆、食肆外，还有四五家旧书店。我在学生食堂包了一个月饭，饭后就夹着书到茶馆泡茶、读外语。晚饭后在嘉陵江江边洗个澡，再同北平来的同学聊聊天。偶尔我也到重庆城内逛逛街（从沙坪坝步行至城中心近十公里），到书店看看有什么新书，到中苏协会翻翻近期报纸杂志。归来的路上经过两路口，那里有市政府办的一家廉价餐厅可以吃餐客饭，打打牙祭。有一回，走过两路口街头公园大门，看到大门前一张电影海报，设在公园里面的一家电影院正放映施特劳斯的传记片《翠堤春晓》。这是我在北平就迷醉的一部电影，片中穿插着华尔兹王创作的七八首名曲。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钱，还够买一张电影票，于是毫不犹豫地买票走进放映厅。整个电影放映期间，我一直如醉如痴地沉浸在优美的曲调里，把现实窘境抛在脑后了。电影已经终场，随着人群走出大厅，我仍然舍不得走开。太美妙啦，我必须再看一场。但这时口袋里已经没钱，我只能做一件不太光彩的事了。我绕到大厅后面，跳过不高的围墙，大摇大摆地又从正门进去，再一次陶醉在音乐里。第二场电影演完，已经到了午夜。我不敢惊动宿舍的同学，无法回重大，只能在公园的游椅上露宿过夜了。从外交部伯父那里兑款以前，我常常挨饿。第一个月在食堂包饭，尽管饭食粗劣，还可以按顿吃上两碗干饭。第二个月因为凑不上伙食费，只好到街上胡乱买些什么填肚子，饥一顿，饱一顿，有一两次甚至一整天没有东西吃。有一回，经人介绍，为一家评论时事的杂志《时与潮》从英文报纸译了两篇短稿。拿到报酬后，立刻去一家饭馆，同两三个同学开了一顿斋，那是我离家以后第一次享用的“丰盛筵席”。
从重庆去贵州的经历，过去我曾为浙大校刊写过一篇回忆。现在把其中一小段抄写下来，结束本文：
在重庆南岸海棠溪车站等了几天，终于搭上一辆往贵州运盐的卡车。但在买了车票后，我凑集的一点路费已经所余无几，多亏同车去浙大上学的卢莆英和另一黄姓女同学，慷慨资助给我食宿费用，夜晚我才能住进旅店。到遵义以后，得知一年级学生要去永兴场上课，还有近一百公里行程，我还需要一笔路费。幸好同我一起南下的冯姓小朋友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介绍信，引见我到浙大以后认识一位在英语系执教的佘坤珊教授。我面见素无一面之识的佘教授手里拿到一些钱。但是我想，这笔钱不能用来买车票，到永兴以后，我还得交饭费吃饭呢。于是我托卢、黄两位同学，替我带走我的行装，自己则安步当车，步行两百里路。为了抄近，到湄潭以前，我走的是山间小径。一个人走在莽莽森森的山路里，耳边听到的是海潮一般的松涛和远处传来的丁丁伐木声，除了头上偶然掠过一只飞鸟外，山间寂无行人。我这个一向居住在大都市的人，感觉像是回到了洪荒的世界。但当年年轻气盛，只想到能够入学读书的光明前景，对旅途艰辛，并不放在心上。在湄潭住鸡毛小店，如厕时几只肥猪鼻息咻咻，在木条板下面有所期待地挤动。在饭摊上打尖，只付米饭费，六七种腌菜敞开吃，并不收费，对我说又都是新奇经历。第三天上午，走到永兴，我报到入学。
再一次走进校园，又闻琅琅读书声。一个只身到内地求学的流亡学生，校园生活有很多事可以诉说，但这已不是本文记叙的范围了。只还要说一件事，一年多以后，日寇南侵，先锋部队已经打到独山（贵州境内），浙大被迫停课。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也毅然决然“投笔从戎”，参加了青年军。这是我再一次告别大学生活。他日有暇我将写一篇《从军记》，讲讲我怎样当大兵吧！
（2006年）
我在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两年
一、永兴场（1943年9月——1944年8月）
20世纪末的一年秋天，我重访贵州，寻找年轻时遗落在那里的足迹。秋天，贵州本是阴雨连绵季节，但是这次我的运气好，漫游期间，竟遇到一连串风和日丽的日子。当我漫步在郊野或某个小镇上的时候，半个多世纪前我初次踏入这一夜郎古国时的许多往事不由又涌上心头。我在遵义和湄潭几个地方转悠够了以后，搭上一辆东行的小面包车，来到距湄潭三十里路的永兴场。1943年秋至次年暑假，我在这里读过一年书。那是一个我混沌无知却尽情呼吸着自由空气的时代。
我又一次走在永兴小镇自西徂东、不过两三里长的老街上。街道两旁虽然添加了几处网吧和发廊，但是低矮的店铺依然未减往昔破败、凋敝的景象。街头行人寥寥。不少店铺在门前架起摊位，徒然把时兴货色陈列到户外。过去泥泞的马路已经铺上一层沥青，供不多几辆机动车行驶。镇上最巍峨的两座建筑仍然是江西会馆（江馆）和湖南会馆（楚馆），这是我最熟悉的地方，因为浙江大学分校——我当时就读的地方——男生宿舍就设在楚馆。江馆较大，在楚馆东面，共三进，教室、饭厅和女生宿舍都挤在院内，也设有一部分男生宿舍。建筑最后一个院落是一座三层高的魁星楼，那是浙大永兴分校的图书馆。
浙江大学原来在杭州。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杭州告急，浙大开始西迁。几次转移校址，最后于1940年在黔北落户。工学院、文学院设在遵义，农学院、理学院设在湄潭。师范学院按不同系级分设两地。由于遵义和湄潭两地校舍不足，学校当局又在永兴场建立分校，接纳一年级新生和先修班学员。
我是在1943年年初逃离沦陷后的北平奔赴大后方的。之后，有大半年时间，一直在不同地方漂泊。这一年夏天，我在陪都重庆沙坪坝度过，我冒着炎暑跑了一趟青木关，拿到教育部准许我到浙江大学借读的批文。从四川重庆到贵州遵义是一段艰辛的旅程。我托人请求公路局海棠溪车站的站长帮忙，等待了近一个星期才搭上一辆往贵州运井盐的大卡车。多亏两位同赴浙大报到的女同学照顾，解决了一路食宿问题。从遵义到一年级生分校永兴，近一百公里路程，为了节省些钱入学后交饭费，我是步行大半程山路过来的。这些经历我过去在《千里负笈记》一篇短文里记述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那一年我徒步走进永兴场，也适逢一个晴朗的秋天。从峦荒郊野乍进一个吵吵闹闹的小镇，眼望一家家店铺（多是应浙大学生需要开设的）簇拥在街道两旁，我的精神不由也振奋起来。我很快注意到有两家店铺自己必须照顾。一家是文具店，我的一支自来水笔（今天人们惯常使用的圆珠笔是“二战”结束以后才逐渐普遍的）早已没有墨水，很快就连字都写不出来了。另一处是永兴场西头一家缝制皮鞋的手工作坊，橱窗里摆着用牛皮缝制的粗糙的翻毛皮鞋。从北平出来，我带着两双鞋。一双我寄居在沙坪坝学生宿舍的时候被“川耗子”咬得破烂不堪。另一双随我长途跋涉，鞋底早已磨穿。离开遵义，我只能找两块硬纸板垫在脚下。我希望能买上一双新鞋，或者至少能把旧鞋换上一双坚实的鞋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