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心中的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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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耕作(8)

以上举的一些译例牵涉到词语对译、译文风格、两种文化差异等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近年来已经引起不少翻译工作者注意,许多刊物都发表了探索的文章。这不只对中青年翻译工作者很有帮助,就是对一些较有经验的译者也有启迪作用。由于我们的外语知识不是在使用该语言的自然环境中掌握的,普遍的缺陷是缺乏语感,即在辨识外语的感情色彩、社会文化含义和语言风格上“眼力”还不够。对原文“吃不透”,自然要影响译文的质量。提高外语理解能力要下真功夫,途径也决非只有一个,根据我个人的经验,除了大量阅读原著外,学习一点儿语言学,从理性上提高我们对语言的认识,对翻译工作是很有好处的。语言学是一门内容非常庞杂的学科,探讨的领域极其广阔。我个人认为,与文学翻译关系比较密切的是语言风格学、语义学和社会语言学三门学科。这里不需要也不可能对这三门学科进行详细介绍,只就它们探讨的广阔领域中几个与文学翻译有关的问题,谈一下我的看法。

1.词义问题。凡是从事翻译的人都承认理解(原文)是翻译的基础,语义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的意义,提出不少分析、理解语义——特别是词义——的理论和方法,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奈达的翻译理论就采用(并发挥)了语义学提出的词义成分分析法、语义场、语义层次等理论。在任何一种语言的全部词汇中都有一部分词具有两重意义:所指意义(referential meaning)与内涵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这也是语义学着重研究的一个内容。“内涵意义”并不是一个恰当的译语,所谓connotative meaning除了指词的感情色彩(最简单的是褒义和贬义)外,也应该包含词的社会、文化含义。许国璋先生曾在《现代外语》(1981年)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Culturally Loaded Words,列举了modern、bourgeois、criticism、labour、propag and a、metaphysics等一系列英语词,阐述说英语的本民族人与说汉语的人对这些词的理解并不相同,或者说大相径庭。我觉得Culturally Loaded Words这个词选得很好。王佐良先生在一次翻译座谈会上举出“江南”“塞北”两个词做例子,提出某些词对说本民族语的人具有丰富的含义,会引起种种联想,而另一民族的人却只能干巴巴地理解它们的“所指意义”(表层的字面意义),除非他长期沉浸在这一文化中。这些可能是一些极端的例子,也都是一些“大词”,但就是一些日常生活使用的“小词”,又何尝不然?breakfast、lunch、supper这三个人人每天要说的词在翻译中惹了多少麻烦,引起多少误解?(参见陈忠诚著《词语翻译丛谈》中若干章节)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每个从事翻译的人在处理单词时都会遇到“词汇冲突”和“词汇空缺”的现象。一个年轻人在翻译中遇到这样一个英文句子:I'll alway remember him as a sportsman.是查一下英汉词典(或者连查都不用查)简单地把sportsman译成“运动员”呢,还是往深里思索一下,译为“讲义气的人”或“高尚的人”呢?还是王佐良先生在《翻译中的文化比较》一文中说的,“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语义学,虽然不是解决翻译单词的百宝书,但至少教会我们更加重视词语的含义,更加重视词的格调,有些词文雅,有些词俚俗,有些词委婉,有些词诙谐,有的陈旧过时,有的触犯禁忌……尽管找出一个个适当的对应词还需要译者自己绞脑汁,但可能少犯些错误,可能在忠实于原文这一点上庶几近矣。

2.称谓问题。一篇探讨称呼问题的社会语言学的文章一开始就转引了一个美国警察和一个黑人医生在街头的四句对话:

"What's your name,boy?"the police man asked..

"Dr Poussaint.I'm a physician..”

"What's your first name,boy?..”

"Alvin."

波森医生追叙他当时的感受时说:“我的心怦怦乱跳,我在奇耻大辱中喃喃自语……当时,我的尊严被剥夺殆尽……”不熟悉美国的一套关于称呼的社会语言学规则,就不能理解波森医生的气愤来自警察通过对他的“称呼”进行了两次侮辱。第一次,警察使用了“体现种族的社会选择法”,叫他boy;第二次,警察不顾波森医生提供的头衔和姓(医生对警察也不够恭敬——没有按警察称呼规则的要求提供自己名字),又一次叫他boy,进行侮辱。

这一个小小的例子使我们知道“称呼”是一个多么复杂的问题,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期形成的一套“礼规”。搞翻译的人常常会被种种奇怪的称谓语弄得晕头转向,只以带old一词的称谓语为例,A Concise Dictionary of English Slangand Colloquialisms(B.A.Phythian编,1979年英国Hodder and Stough ton出版)就收集了十三个:old boy,old girl,old chap,old dear,old fruit,old lad,old man,old woman,old thing,old sport,old son,old bean,old-and-bitter.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的是一个称呼语可以用于不同的被称呼的对象。old girl一般用于丈夫叫妻子,但我在Brigh-ton Rock一书中还发现这个词可以用来代替“妈妈”(...the old girl might have a word for him.).old chap一般用于称呼老朋友,但我在阅读中也发现父亲用以叫儿子的例子。这些称谓语如何译成汉语,实在大伤脑筋。但反过来一想,汉语中还不是同样存在种种稀奇古怪的叫法吗?丈夫如何叫自己配偶(或对第三者谈及自己的配偶)就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我的爱人”“我的老伴”……几十年前倒有不少解决的办法,从“贱内”到“孩子他妈”,或“喂”到“内掌柜的”,有大量用语可以选择。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很多词已经从语汇中消失了。学习外语又何尝不然?

包括在称呼这一研究项目中还有亲属的名称(有哪个英语翻译工作者不为cousin一字为难?)和存在于不少语言中的成对的单数第二人称代词(一个表示尊敬,一个表示亲昵如德语的Sie-du,法语的Vous-tu,意大利语的Lei-tu,俄语的Vy-ty等等)。初学翻译的人常常会不假思索地把表示尊敬的代词译为“您”,另一个译为“你”,但是问题绝不这么简单。社会语言学对这一对代词——从历史发展到各个民族的使用惯例——进行了研究,有助于我们如何选择汉语的译词。

社会语言学研讨的领域远远不止一个称呼问题,它研究社会(社会发展)与语言(语言发展)的关系,研究语言由于社会环境不同、由于说话人的社会地位不同而产生的种种差异。有人开玩笑地说,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只是一句话:Who speaks what lan-guage to whom and on what occasion.倒也不无道理。社会语言学叫我们注意到不同身份地位、不同文化程度(尽管是同一民族)的人使用的言语不同,而且就是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对上级、对朋友、对妻子、对儿女)言语也有差别。翻译工作者有必要注意语言的这些变体。但这一点,我个人认为,也可以归在下面谈的语言风格一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