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英字君特，号梦窗，四明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州区）人；生于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其家世及生平事迹俱不详（参见谢桃坊《词人吴文英事迹考辨》，《词学》第五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1986年。）。吴文英在词里只几处约略提到其少年时代。他少年时曾刻苦地读书，而且展示了才华：“还忆，洛阳年少，风露秋檠，岁华如昔。”（《瑞鹤仙·饯郎纠曹之严陵》）西汉初年贾谊少年时才华出众，时人称为洛阳才子。吴文英自比贾谊，颇为自负。另一词中他也以才子自命，而且多愁善感：“恨自古，才子佳人，此景此情多感”（《宴清都》）。他不属于那种世家故旧儒家传统很强的子弟，而是像柳永那样的才子，不拘世俗礼法，具有一种叛逆的精神。他“少年娇马西风冷，旧春衫犹涴酒痕”（《恋绣衾》），有承平少年的翩翩风度。其情感早熟，少年时即已知爱情的痛苦滋味：“银屏露井，彩箑云窗，往事少年依约。为当时曾写榴裙，伤心红绡褪萼”（《澡兰香·淮安重午》）；“尽是当时，少年清梦，臂约痕深，帕绡红皱。凭鹊传音，恨语多轻漏”（《醉蓬莱·七夕和方南山》）：这些都是香艳动人的往事，然而它们给词人带来的不是欢乐的回忆。因此少年的心灵上留下了创伤：“恨愁霏润沁，陌头尘袜。青鸾杳钿车声绝。都因甚，不把欢期，付与少年华月？”（《六丑·壬寅岁歇吴门元夕风雨》）年轻的词人写过一些小令抒发他早年的思想情感，可考知的是作于十八岁时的《思佳客·闰中秋》。“闰中秋”为宋宁宗嘉定十七年闰八月，其词风疏快，情调健康，表现了对生活的信心。吴文英约在二十五岁以前到过德清县。他由家乡四明到苏州、必须经过绍兴、杭州，沿苕溪而过德清方抵苏州。
在青年时代，吴文英既然才华出众，为什么没有致力于举业以求得仕进的唯一出路呢？我们从其交游权贵、奔走干谒的情形来看，他并非“不乐科举”的，而当是属于屡试不中，因此落魄一生，感伤早衰，布衣终身。约于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至淳祐三年（1243），吴文英二十六岁至三十七岁，“十载寄吴苑”，实际上是十一年多的岁月。苏州在南宋时其富庶繁华仅次于杭州，有“水国之雄，当天下第一”（范成大语）之称。在苏州，他入了仓幕。“南仓子城西，北仓在阊门侧；每岁输税于南，和粜于北”（《吴郡图经续记》上，仓务条）。仓务是辅助仓台的输税与和粜工作的。在苏州期间，结识了史宅之和吴潜等达官贵人，而且与当地的贵公子郭清华很相好。他多半寄居在苏州阊门外的西园。当回忆苏州生活时，总是联系到在西园发生的情事。
淳祐三年（1243）至十二年（1252）的十个年头，吴文英的盛年——三十七岁至四十六岁，是在杭州度过的。词人后来曾有《三姝媚·过都城旧居有感》，可见是住在都城内，而且有一段时间生活较好：“绣屋秦筝，傍海棠偏爱，夜深开宴”。他最爱在西湖苏堤、白堤和孤山路一带风景名胜之处游赏。六桥、西陵、孤山、断桥是经常去的地方。江涨桥、化度寺、葛岭、南屏也留下了其游踪。吴文英这十年是怎样生活的呢？很可能他依旧在某官府做过游幕，但这在词作中找不出一点线索，而词中却反映了他交结江湖游士、干谒奔走于达官显宦及权贵之门，过着寄食的生活。这时他发展了与故丞相史弥远长子史宅之和丞相吴潜的友谊。他是否入过史宅之和吴潜的幕府便不得其详，不过史宅是其经常为客、追陪宴游之地。到杭州的第六年——淳祐九年（1249），史宅之的早死，使吴文英的生活失去了依附。这期间，结识了刊《江湖集》的书商陈起等江湖游士，也结识了陈郁、施枢、尹焕、沈义父等友人。他在当时已是继姜夔之后的主盟词坛的人物了。沈义父向他学习作词，他为之讲论作词方法。在都城，他也奔走于贾似道之门。贾似道逐渐展露政治头角，步步登上历史舞台，控制了军政大权。吴文英为贾似道作过一些谀颂的寿词，以求得一些赒济。他本欲寻找政治出路而到京都的，而却可怜地走向了江湖游士的道路：“浪迹尚为客，恨满长安大道。”（《绕佛阁·与沈野逸东皋天街卢楼追凉小饮》）淳祐十一年（1251）西湖丰乐楼落成，词人作《莺啼序》大书于楼壁。此词雄伟博大的气势与雍容华丽的风格是同丰乐楼相配的。他希望此词而得到京尹赵与的赏识，但希望落空，也并未改变其不幸的命运。
吴文英晚年在距杭州不远的绍兴寓居了很久。宋理宗的母弟即度宗的生父嗣荣王赵与芮的府邸就在绍兴。吴文英是荣府的一位食客，为荣王和荣王夫人写了许多谀颂的寿词，完全是一位江湖游士了：落魄无聊，以词干谒。他还不止一次重到西湖，而且每到西湖都痛心地勾起不幸的爱情的回忆。词人早已疲惫衰老了，在“斜阳泪满”之中悄悄地离开了尘世。其卒年约咸淳五年（1269），年约六十一岁。其词集《霜花腴词集》在元以后散佚，明末毛晋才从旧钞本搜集整理，今《梦窗词》存词三百四十首（详见谢桃坊《梦窗词的版本与校勘述略》，《四川图书馆学报》1983年3期。）。
二
《梦窗词》里的恋情之作约一百二十余首，占词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其绝对数则超过了两宋许多词人。在这一百二十余首恋情词里有关两个抒情对象的则占了三分之二。这个现象在宋词里是颇为奇特的。它是作者精心刻意之作，是梦窗词的核心部分。对于这部分词的解释，近世词家提出了“去姬”说，即推测吴文英曾有一妾或两妾，被他遣去后，因念旧情而作的（见陈洵《海消翁说词》；杨铁夫《梦窗词选笺释》第1-2页，医学书局出版，1932年；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第4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去姬”说曾为研读梦窗词提供了重要线索，但细读梦窗词则会发现，吴文英先后所恋者皆非其妾，更非被他遣去。
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贵族、士大夫以及豪富之家都普遍蓄纳姬妾。“妾”乃妻之外的侧室；姬即妾，不过用一个古字来代替罢了。妾与家妓和婢女有“良”“贱”之别，家妓与婢女在宋代属贱民，社会地位卑下；然而妾虽属良民，因是任意买来以供奴役，地位仍然卑下，甚至常被主人遣逐。所以在一般情形下，妾与家主之间很难建立真正的恋爱关系，因为它已属封建的一夫多妻制的合法婚姻，没有爱情作基础，一旦妾被主家遣逐则双方或一方已造成恩断情绝，再见无因，留下的只有怨恨、不满或厌恶。我们在宋词中也读到不少“去妾”或“出姬”之词，但多系为他人代作，情感也是虚伪的，读之令人生厌，因为它体现了封建势力对不幸妇女的一种迫害和摧残。吴文英所恋者既非其妾也非其家妓，乃先是苏州的一位民间歌妓，后为某贵家之妾。
吴文英二十六岁至三十七岁的十一年寓居苏州，为苏州仓台幕属，协助仓务。苏州北仓在阊门西，而阊门附近的西园便是他最值得纪念的地方。这里曾留下他甜蜜的爱情，事后总是深切地追念。恋人凝香的纤手，凌波的双鸳（绣鞋），荡过的秋千，都历历在目：
西园有分，断柳凄花，似曾相识。（《瑞鹤仙》）
时霎清明，载化不过西园路。……燕子重来，往事东流去。（《点绛唇》）
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赏新晴。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风入松·清明》）
往事一潸然，莫过西园。凌波香断绿苔钱。（《浪淘沙》）
像这样深沉的感伤和怀念而地点总是西园，这绝不是偶然的。吴文英《探芳信》序云：“丙申岁，吴灯市盛常年。余借宅幽坊，一时名胜遇合，置杯酒，接殷勤之欢，甚盛事也。”丙申为宋理宗端平三年，吴文英三十岁，来苏州已四年。“幽坊”即周邦彦《拜星月》“小曲幽坊月暗，竹槛灯窗，识秋娘庭院”，指歌妓之处。故其词有云：“斗窗香暖悭留客，街鼓还催暝。调雏莺。试遣杯深，唤将愁醒。”雏莺乃妙年歌妓的代称。《瑞鹤仙》上阕记述他们的初见：“垂杨暗吴苑，正旗亭烟冷，河桥风暖。兰情蕙盼，惹相思、春根酒畔。”地点是吴苑——苏州，时节是暮春，歌席间惹起相思的。淳祐三年，吴文英将离苏州时作的《水龙吟》回忆与这位歌妓的往事：“夜寒旧事，春期新恨，眉山碧远。尘陌飘香，绣帘垂户，趁时妆面。钿车催去急，愁如海，情一线。”大意是说，元夕之夜，她须趁某贵家或官府之邀，按照时髦样式梳妆，眉黛凝愁，无奈钿车催去；词人留下惆怅情绪。前此一年，淳祐二年，吴文英作的《六丑·壬寅岁吴门元夕风雨》就“叹霜簪练发，过眼年光，旧情都别”了。他们的相恋是不到几年的，为此词人产生迟暮灰黯的情绪。以上词例的时间和地点都是可考的。吴文英眷恋的对象从酒畔留情、借宅幽坊、西园幽会、钿车催去、旧情都绝等情节推测，她并未与他构成较为正常的妾的关系。她是一位民间歌妓，他们相恋约四五年便是“缺月孤楼，总难留燕”（《瑞鹤仙》），“香消红臂”（《满江红·甲辰岁盘门外寓居》）。估计他们分别的原因不是由于情感的破裂，“总难留燕”，似乎有其他的社会性原因，如她被富家买去，或倡家逼迫她与吴文英断绝，或吴文英的上司指以为滥而禁止往来。正由于被迫的分离，所以事后词人才不断地追忆、留恋、痛苦。离开苏州，吴文英曾寓居杭州都城外北的化度寺，其《鹧鸪天·化度寺作》有云：“乡梦窄，水天宽。小窗愁黛淡秋山。吴鸿好为传归信，杨柳阊门屋数间。”他还念念不忘苏州情事。
吴文英三十七岁至四十六岁的十个年头，寓居杭州。他在苏州的旧情已经断绝，恋人下落不明，给他留下情感创伤，情绪消沉。就在寓杭之初，他又经历了第二次恋爱，它使词人重新焕发青春。这位恋人居住于孤山路。他们曾春游断桥（《西子妆慢·清明湖上薄游》）、密约南屏（《定风波》）、断魂西陵（《齐天乐》）、孤山赏秋（《玉蝴蝶》）。据《武林旧事》，西陵、孤山、断桥，都属于孤山路。南屏与六桥等处则是他们轻舟小车游玩过的地方。后来词人“重访六桥”，可惜已“瘗玉埋香”，给他留下绵绵长恨：“泪香沾湿孤山雨，瘦腰折损六桥丝”（《昼锦堂》）；“飞红若到西湖底，搅翠澜总是愁鱼”（《高阳台·丰乐楼》）。无怪词人这样伤痛，他们的恋爱太富于浪漫的诗情了。他们初遇是清明时节：“傍柳系马，趁娇尘软雾。溯红渐招入仙溪，锦儿偷寄幽素。倚银屏、春宽梦窄。断红湿、歌纨金缕”（《莺啼序·春晚感怀》）；“旧堤分燕尾，桂棹轻鸥，宝勒倚残云。千丝怨碧，渐路入、仙坞迷津。肠漫回，隔花时见，背面楚腰身”（《渡江云三犯》）。两词所记情事相同：清明乘马郊游，桃源迷路，遇见了天仙般的贵姬，由侍儿传送情意，互相倾慕而定情。她有似凌波仙子，所以词人常以“汜人”借喻；他们的相遇有似裴航遇仙，故常以“蓝桥”暗示；他们的分别有似裴敬中之与崔徽，所以用崔徽事为譬。这三个事典完全与其西湖情事相似，说明吴文英的恋爱对象并非与他朝夕相处的姬妾，他们是偶然相遇，且以不得相从为恨。词中反映他们在恋爱过程中还得“密约偷香”；在欢爱中流露出不幸的忧虑，“断红湿歌纨金缕”；他们缘悭命薄，常是“数幽期难准”，幽会时又是“乍湿鲛绡，暗盛红泪”。为什么他们的恋爱有如此浓重的悲哀呢？这就不能不追溯到这位女性的身世了。如果她是吴文英在杭州所纳之妾，后被遣逐，继而死去，这就无法解释他们恋爱之奇遇、偷欢，特别是自始至终笼罩的悲哀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