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以来，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人们对南北战争局势较为关注；由于儒家理学的大发展，统治阶级加强了对文化领域的统治力量；由于士大夫和江湖文人的复雅倾向的出现，社会审美趣味趋于骚雅。姜夔的词作正是适应社会文化形势而出现的。他在题材里注入了黍离之悲的爱国主义主题，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关心；在艺术方面具有诗意化和雅化的倾向，形成独创的淡雅冷清的风格。这样大大改变了传统婉约词给人们的不良印象，使词体发挥了社会功能并受到社会的尊重。姜夔的艺术倾向投合了南宋士大夫和江湖文人的社会审美趣味，因而对南宋婉约词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白石词是很精工雅致的作品，它具有特殊的魅力，所以在当时足以同稼轩词媲美，而在后世也甚为富于雅趣的文人所欣赏。但姜夔与两宋其他大词人比较起来，特别是同当时的辛弃疾比较起来，其艺术创作取径颇狭，具有偏胜的特点。因此，不喜其淡雅冷清风格的词论家总是对它没有好评的。例如王国维先生在评价白石词时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表现出个人审美趣味的偏好。他说：“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他以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又举例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人间词话》）王国维先生所喜爱的抒情或写景的作品都是自然明畅，易读易懂的，以为如此便是“不隔”。关于“隔”与“不隔”的理论，实际上涉及自然与雕饰这一对美学范畴，对其中之一的喜好或厌恶便表现了艺术家的审美趣味。批评者在评价文艺作品时总不免带着个人的审美趣味，但批评者的审美趣味愈少偏见的成分，他就可能对作家作品作出愈为确切的而并非片面的评价。我国文学传统自来以强调自然为主而反对雕饰的，主张“天然去雕饰”。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实际情形却要复杂得多，一些为古往今来人们喜爱的作品并不尽是自然明畅如芙蓉出水与弹丸脱手。屈原、庾信、韩愈、李贺、李商隐、黄庭坚等人的某些作品都以雕饰晦涩著称，然而却很美。理想的艺术境界是于雕饰中见天然，“天工不见雷斧痕”；但达到此种境界的是少数作家，大多数作家仍是偏胜的。像姜夔这样的词人，其作品经过诗意化与雅化的处理而有雕饰与晦涩的特点，如果经过读者反复鉴赏对整个作品能基本上理解，而对某些细节或某部分词意不完全理解或难以理解，这都是正常的情况。因为我们可以谅解作者在某些地方极隐秘地暗示自己的思想情感，甚至留下难解的谜，以致确如雾里看花。白石词不像许多词人那样词意清晰，形象鲜明、情绪热烈，荡气回肠，却是另一种情趣和韵味，独具淡雅冷清，如笼罩一层薄雾，为花之美增添了特殊的魅力。从纯文学的角度来审视，白石词在语言、表现技巧、艺术结构等方面都是很成功的，体现了作者精湛的艺术修养；然而从词的体性来看，白石词在文学性方面的成就则处于与词的体性相矛盾的地位。
词这种文学样式之所以区别于诗歌，除了文学的具体表现形式相异而外，它起自民间，特具入乐可歌的性质，因之有娱乐的功能；而娱乐的功能又决定了它必须是通俗的，能为多层次的社会群众所欣赏。所以词在宋代是为小唱伎艺写的唱词，属于市民文学的一个种类。北宋词人晏殊、柳永、欧阳修、张先、秦观等，他们基本上是保持着词体固有的特点，较为通俗、自然、和谐，在社会上流传很广。他们有一部分或一小部分词虽已有追求雅致的倾向，但不用事典、语言纯净、词意明显，保持了易读易懂的传统特点，与南宋的雅词是有很大区别的。苏轼对词体的改革，使词体脱离花间尊前的狭窄范围，以诗为词，一新天下耳目，着重表现了北宋中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增强了词体的文学性。这个改革也同时意味着对词的体性的破坏，使词固有的入乐性与文学性分离，开始向纯文学的方向发展。为此，苏轼才招致许多词人的反对，以为其作品不是本色当行的。李清照特别坚持了词“别是一家”，不与纯文学的诗体同科。周邦彦的创作是在传统的婉约词内部进行变异，大量使用事典，讲求法度，词虽精工而难读难解。这是继苏轼之后将词体进一步纯文学化了。这种情况对于词体自身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苏轼与周邦彦虽然发展了文人词，但他们尚有不少应歌之作较为通俗，能在民间流行。如周邦彦描写歌妓侑觞时风流情态的《意难忘》词，通俗婉谐，本色当行，因而一直传唱到南宋末年，而其余许多典雅的词便无人唱了。姜夔词作的诗意化与雅化的结果，在程度上比北宋某些雅词更加晦涩难懂了，“终隔一层”。此后词意的幽隐与格调的淡雅成为南宋婉约词的显著特点，完成了词体纯文学化的过程。大约从南宋中期开始，小唱伎艺渐渐在民间游艺场所的瓦市里绝迹了。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耐得翁在《都城纪胜》里谈到南宋都城临安瓦舍众伎时说：“唱叫小唱，谓执板唱慢曲、曲破，大率重起轻杀，故曰浅斟低唱，与四十大曲舞旋为一体，今瓦市中绝无。”这是十分可悲的现象，宣告了词体衰亡的命运。当然，小唱退出瓦舍众伎，一方面是由于讲唱文学、说书、戏曲发展起来而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也由于词体自身雅化而不为群众所欣赏造成的。例如姜夔的词虽音律谐婉却只能在张鉴、范成大等达官的厅堂内由他们的家妓演唱，一般民众或文化修养不很高的人无法欣赏，也许连歌唱者也不理解其歌唱的内容。这类词是绝不可能在广大社会中演唱流行的。张炎谈到节序词说：“昔人咏节序，不惟不多，付之歌喉者，类是率俗，不过为应时纳祜之声耳，所谓清明‘折桐花烂熳’、端午‘梅霖初歇’，七夕‘炎光谢’若律以词家调度，则皆未然。”张炎所举的三首率俗的节序词是柳永的清明词《木兰花慢》、黄裳的端午词《喜迁莺》和柳永的七夕词《二郎神》。这三首都是北宋较通俗的词，虽为张炎等雅士所鄙视，却一直传唱不衰。张炎继而感叹像周邦彦赋元夕的《解语花》、史达祖赋立春的《东风第一枝》以及李清照赋元夕的《永遇乐》等词，“不独措辞精粹，又且见时序风物之盛，人家宴乐之同；则绝无歌者”（《词源》卷下）。可见这些词虽然雅致，而民众并不喜欢，甚至根本不知道它们。姜夔“欲一洗钿合金钗之尘”的七夕词《摸鱼儿》的命运也如此。所以我们若从词的体性的特点来考察南宋的雅词，它无疑是在丧失自己依存的根据，而最后将导致其自身的衰亡。
白石词的文学性与体性的矛盾表现为雅与俗的矛盾，这个矛盾贯串在南宋词的发展过程里，它也是造成南宋词与北宋词评价纷争的基本原因。清初朱彝尊说：“世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词综·发凡》）他所标举的学习对象主要是姜夔和张炎。清代中期常州词派起而反对浙西词派提倡向吴文英与王沂孙学习。这两派师法不同，然而都属南宋词的范围。常州词派的理论家周济仍推崇南宋词，但他又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介存斋论词杂著》）这流露出对南宋词的不满情绪。潘德舆继而开始对南宋词表示否定的意见，他说：“词滥觞于唐，畅于五代，而意格之闳深曲挚，则莫盛于北宋。词之有北宋，犹诗之有盛唐；至南宋则稍衰矣。”（《与叶生名泮书》，《养一斋集》卷二十二）刘熙载更明确地说：“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沉亦快，用细亦阔，用精亦深；南宋只是掉转过来。”（《艺概》卷四）照刘熙载看来，南宋词全是缺点，一无是处了。这种否定南宋词的倾向发展到王国维而登峰造极。王国维认为：“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陆游）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颉颃者，唯一幼安（辛弃疾）耳。”他又说：“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李煜）、正中（冯延巳）、永叔（欧阳修）、少游（秦观）、美成（周邦彦），而后此南宋诸公莫与焉。”他甚至还说：“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也，南宋后之词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但词人词宁失之倡优，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厌，较倡优为甚故也。”（《人间词话》）王国维先生对于南宋词的评价是缺乏冷静的科学的态度，完全是由个人的艺术偏见所支配，因而是不公允的。（详见谢桃坊《评王国维对南宋词的艺术偏见》，《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
对南宋词价值的判断存在双重性，如果我们从通俗文学或市民文学的观点和“天然去雕饰”的审美观念来评价，则它是应予否定的；如果我们从文人纯文学的角度和典雅工巧的审美观念来评价，则它又是应予肯定的了。从宋代文学的发展而论，南宋词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还是较高的，但要理解和认识它们便需要一个探索的或鉴赏的过程。从接受的情况而言，青年人和初等或中等的文化程度的读者是较喜爱北宋词的；中年以后和文化修养较高的读者则更欣赏南宋词——包括白石词在内，如像姜夔的《暗香》，它就似乎蕴蓄很深而耐人细细领会和追寻。
刘克庄及其词
一
在辛弃疾《稼轩词》结集的前一年（1187）诞生了南宋后期一位大文学家刘克庄。他虽未曾得见辛公，而且在弱冠之前刘过也去世了（1206）；然而刘克庄却是辛词的真正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刘克庄应辛公的后人作的《辛稼轩集序》云：
自昔南北分裂之际，中原豪杰率陷没殊域，与草木俱腐。虽以王景略之才，不免有失身苻氏之愧。□建炎省方画淮而守者百三十余年矣，其北方骁勇自拔而归，如李侯显忠、魏侯胜、士大夫如王公仲衡、辛公幼安，皆著节本朝，为名卿将。辛公文墨议论尤英伟磊落，乾道、绍熙奏篇及所进《美芹十论》、上虞雍公（允文）《九议》，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衡论》（苏洵著）之风。其策完颜氏之祸，论请绝岁币，皆验于数十年之后。符离之役，举一世以咎任事将相，公独谓张公（浚）虽未捷亦非大败，不宜罪去；又欲使李显忠将精锐三万出山东，使王任、开赵、贾瑞辈领西北忠义为前锋。其说与尹少稷、王瞻叔诸人绝异。呜乎，以孝皇之神武，及公盛壮之时，行其说而尽其才纵未封狼居胥，岂遂置中原于度外哉！机会一差，至于开禧，则向之文武名臣欲尽，而公亦老矣。余读其书而深悲焉。
世之知公者，诵其诗词，而以前辈谓有井水处皆倡柳词，余谓耆卿直流连光景歌咏太平尔；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余幼皆成诵。公嗣子故京西宪□欲以序见属，未遣书而卒，其子肃具言先志。恨余衰惫，不能发斯文之光焰，而姑述其梗概如此。（《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八）
在这篇序里，对辛弃疾的政治品格和文学成就作了高度的评价，表现出刘克庄的政治倾向和文学倾向。他最正确地理解了辛弃疾关于南宋中期的宋金战争局势的深刻见解，对其不平的遭遇甚表惋惜，以为“行其说而尽其才”，国势必不衰败如此。关于辛词，他以为其磅礴的气势和严肃的主题是空前伟大的。刘克庄对辛弃疾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词的豪放风格是最为赞赏的，从其文学创作实践中明显地表现出忠实继承的关系。刘克庄自谓对于辛词“幼皆成诵”，因而其后村词是纯粹学习辛词的。
南宋后期，刘克庄的词为其诗文所掩。其“自少至老，使言诗者宗焉，言文者宗焉，言四六者宗焉”（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行状》），而几乎无言其词者。明代杨慎以为：后村词“大抵直致近俗，效稼轩而不及也”（《词品》卷五）。（《四库全书总目》卷二〇〇《后村别调提要》云：“张炎《乐府指迷》讥其直致近俗，效稼轩而不及。”吴梅《词学通论》第七章云：“《后村别调》五卷，张叔夏谓直致近俗，乃效稼轩而不及者。洵然。”查张炎《词源》及沈义父《乐府指迷》皆无此语，此语当出自杨慎。）从辛、刘词的总体成就而言，刘固不及辛，但以“直致近俗”来讥评或否定后村词则未免近于偏见。清人冯煦说：“后村词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其生丁南渡，拳拳君国，似放翁。志在有为，不欲以词人自域，似稼轩。……胸次如此，岂剪红刻翠者比邪？”（《蒿庵论词》）这段评论是比较公允的。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