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我国历史上除远古的三皇五帝之外，没有任何帝王可以超过神宗的功绩了。这极度夸张的谀颂很投合“绍述”时期的政治需要。周邦彦又顺理成章地将哲宗歌颂一番，为其“一代方策，可无述焉”而深表遗憾，以为哲宗的“盛德大业”又大大超过神宗，旧的《汴都赋》“尚有靡者焉”。我国封建士大夫和文人按传统伦理观念是必须忠君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在应制或奏议等官样文里偶尔称颂君主的圣明，这固可理解。但是宋代士大夫和文人很重视学理和政治问题的探讨，正直的人们并不对君主盲目地歌颂。北宋盛时君主如仁宗皇帝就曾遭到朝臣多次的疏论，神宗和哲宗是远不能与之相比的，尤其哲宗是一位凡庸而残暴的君主。从哲宗开始，北宋社会危机已大大加深，统治阶级在宗派纷争中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国势趋于衰败。周邦彦对神宗与哲宗的歌颂同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而变得虚伪浮夸。重进《汴都赋》后，周邦彦的政治命运随着后期变法派得势而逐渐亨通了。一年半之后，二十五岁的哲宗死去，徽宗继位，不久改年号为崇宁，表明崇绍神宗事业，任蔡京为相，继续推行新法，新法的性质已被全部歪曲了。宋徽宗再主“绍述”之说，而传播士林的《汴都赋》再度得到皇帝的赏识，献赋者周邦彦也特别受到皇恩的眷顾。南宋时楼钥感叹说：“哲宗始置之文馆，徽宗又列之郎曹，皆以受知先帝（神宗）之故，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儒生之荣莫加焉。”（《清真先生文集序》，《攻媿集》卷五十一）蔡京执政时期，统治阶级极其腐败而政治也更加黑暗。周邦彦之在徽宗朝开始显达是与蔡京有一定关系的。他献给蔡京的贺寿诗云：“化行禹贡山川内，人在周公礼乐中。”诗称赞仁化所至，海内升平，而以蔡京有似制礼作乐的儒家理想政治人物周公。蔡京得此诗而“大喜”。（《挥麈余话》卷一）
从周邦彦献赋而开始其三十余年的仕宦与创作活动，这时正是北宋文化低潮时期。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他不可避免地卷入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派斗争。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思想家，而是以文人的身份顺着时代的潮流而追随变法派的。非常不幸，他所追随的变法派与王安石执政时的变法派大不相同，已丧失了变法的进步与革新的意义，而是北宋后期一股居于统治地位的反动政治势力。周邦彦毕竟是文人，虽然其政治命运与后期变法派连结一起，但却没有什么政治活动，只是扮演着粉饰现实的角色，所以晚年提举大晟府“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如果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分析周邦彦的《汴都赋》和评价其献赋活动，便很可能误认为《汴都赋》是对王安石新政的歌颂，而献赋活动则是对王安石新政的支持了。献赋若在熙宁王安石执行时期固可作是解，惜乎它是在王安石罢政数年之后群魔乱舞的时代了。因此，周邦彦的献赋活动是没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可言的。
三
周邦彦的诗文集在宋代流传有《清真先生文集》二十四卷，是诗文合集；《清真杂著》三卷，是后人辑其任溧水县令时的诗文；《操缦集》五卷，为诗集。这三种集子皆见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明代已经残缺，以后更散佚不传，仅有《清真先生文集序》见存于楼钥《攻媿集》中。楼钥的先世与周邦彦有交旧，访其曾孙而得家集并为之序，故辞多溢美，如云：
公壮年气锐，以布衣自结于明主，又当全盛之时，宜乎立取贵显，而考其岁月仕宦，殊为流落，更就铨部试远邑，虽归班于朝，坐视捷径，不一趋焉。三绾州麾，仅登松班，而旅死矣。盖其学道退然，委顺知命，人望之如木鸡，自以为喜，此又世所未知者。乐府传播，风流自命，又性好音律，如古之妙解，“顾曲”名堂，不自已，人必以为豪放飘逸高视古人，非攻苦力学以寸进者。及详味其辞，经史百家之言，盘屈于笔下，若自己出，一何用功之深而致力之精耶！
这将周邦彦誉为大有古代有道之士的淡泊、浑厚和渊雅之风了。
清末丁立中和近世王国维都曾注意周邦彦佚诗佚文的搜集，近年有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辑得其诗四十二首，各体文十二篇（见蒋哲伦《周邦彦集》，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罗忼烈《周邦彦清真集笺》，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宋人张端义曾说：“美成以词行，当时皆称之，不知美成文章大有可观，惜以词掩其他文也。”（《贵耳集》）陈郁评其诗则言：“当时以诗名家如晁（补之）张（耒）皆自叹以为不及。”（《藏一话腴》外编）我们今天读到周邦彦的一些佚诗佚文，它们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与北宋其他较有影响的作家比较起来是显得很平庸和陈旧的，远不能同他在词作上的成就相比拟。无怪乎王国维先生晚年盛称周邦彦之时，也不得不承认：“先生于诗文无所不工，然尚未尽脱古人蹊径。”（《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从周邦彦的佚诗佚文，可以说明他虽以词名世却还兼擅其他诗文赋各体并显示出其学识是很渊博的。其《汴都赋》《重进汴都赋表》《田子茂墓志铭》《天赐白》《薛侯马》等作品则表现出作者的基本政治态度和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关注。这样有助于我们全面地来评价这位词人。
周邦彦自号清真居士，故其词集名《清真集》。此集自宋以来流传很广，版本计约三十六种之多。其中各本有不满百首者、一百二十余首者、一百八十余首者。南宋嘉定四年（1211）刊行的《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十卷，刘肃序云：“章江陈少章（元龙），家世以学问文章为庐陵望族，涵泳经籍之暇，阅其词，病旧注之简略，遂详而疏之。俾歌之者究其事、达其辞，则美成之美益彰。犹获昆山之片珍，琢其质而彰其文，岂不快夫人之心目也；因命之曰《片玉集》。”这个集子所收的一百二十七首词，自来认为全是周邦彦的作品，所遗的仅少数几首；周词的总数约一百三十首（陈元龙注《片玉集》，朱祖谋收入《彊村丛书》。吴则虞先生整理点校的《清真集》（《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其上下两卷即是录陈本所收之词；补遗的数十首词，据吴先生的校记和考异，除几首而外，皆非周邦彦之作。）。按照大晟府诸词人的制作情况来推断，周邦彦提举大晟府时应有歌颂祥瑞事迹和粉饰升平之作，但今存清真词中却没有这一类作品。这很可能当其最后结集时，已经将它们舍弃，而仅存“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的作品。但这样更可见到词人真实的思想情感与基本的艺术特色。
四
北宋词体的改革一直未被纳入文学革新运动的范围。北宋前期，柳永首先将社会都市市民生活题材引入词的领域，虽受到社会民众的欢迎，却遭到文人的鄙视和指摘。北宋中期，苏轼继欧阳修改革词本，大大提高了词体的社会功能，已经达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地步，对文人词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随着北宋社会改革的失败，文化的发展转入低潮，北宋后期词的发展又回到传统“艳科”、“小道”的老路上去。词作脱离社会现实、题材狭窄、热情消失、思想平庸，成为一时较为普遍的倾向。周邦彦正是北宋后期这一倾向的代表者。
清真词的题材以传统的艳科为主，同时发展了柳永以来羁旅行役的题材，咏物词显著地增加了。不同的作家对题材的处理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题材的广阔或狭窄，对于作家的成就还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是作家通过某个题材所揭示的生活和所表现的思想的深度。与晏殊、柳永、欧阳修、苏轼等词人比较起来，周邦彦的作品却是缺乏深度的。周邦彦青年时代为太学生时，在北宋都城汴京曾有过一段较为浪漫的生活：“冶叶倡条俱相识，仍惯见珠歌翠舞。”（《尉迟杯》）此后他在宦游生涯中也与官妓或其他歌妓们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在宋人笔记小说中有不少关于他风流遗事的记载（参见谢桃坊《李师师遗事考辨》，《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4辑。）。这些生活成为周邦彦词的主要题材，即使晚年所写的一些感伤的词也多半与追念旧情有关联的。周邦彦咏歌妓的《意难忘》在宋时是广为流传的。词云：
衣染莺黄。爱停歌驻拍，劝酒持觞。低鬟蝉影动，私语口脂香。檐露滴，竹松凉，拚剧饮淋浪。夜渐深，笼灯就月，子细端相。知音见说无双。解移宫换羽，未怕周郎。长颦知有恨，贪耍不成妆。些个事，恼人肠。试说与何妨。又恐伊、寻消问息，瘦减容光。
这是写他认识的少女歌妓的情形。像这类的词在《清真集》里很多，仅停留于外在形态的描摹和表现文人的玩赏兴趣，始终未表现出作者对她们的同情、尊重或真诚地相爱。她们是作为文人们消遣的对象：“人静，携艳质，追凉就槐影”（《侧犯》）；“细想别后，柳眼花须谁剪？此怀何处消遣”（《荔枝香》）。周邦彦实际上是贱视歌妓的，他曾在《尉迟杯》和《一寸金》两词中称她们为“冶叶倡条”，不自觉地流露出封建士大夫的等级观念和鄙视的情感，以为她们生性轻薄浮荡像柔媚的柳枝柳叶一样，可由人们任意攀折的。
绍圣初年，周邦彦任溧水县令，据宋人说，“溧水令主簿之室有色而慧，美成常款洽于尊席之间，世所传《风流子》词，盖所寓意焉”（《挥麈余话》卷二）。宋代官员中一些下属出姬人歌舞为长官侑酒以示巴结是常有的。且看这首《风流子》：
新绿小池塘。风帘动、碎影舞斜阳。羡金屋去来，旧时巢燕，土花缭绕，前度莓墙。绣阁里、凤帷深几许，听得理丝簧。欲说还休，虑乖芳信，未歌先咽，愁近清觞。遥知新妆了，开朱户、应自待月西厢。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问甚时说与，佳音密耗，寄将秦镜，偷换韩香。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
即使说关于此词的本事属于传闻而不可靠，但词中确实表现了士人准备勾引某家眷属以达到偷情西厢的愿望。它并不是如柳永俗词所表现的市民生活情趣，而表现的是士人的轻薄行为。抒情主人公盼望对方相约待月西厢，以满足对于色情的渴望；想象那位姬人会如晋时贾充之女，悦韩寿之美，赠之奇香，遂与私通。我国传统诗词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不少，但只有表现了纯洁的情感和高尚的品格才可能是有价值的。品格和意趣的低下是周邦彦恋情词的根本缺陷。清人刘熙载所说的“周旨荡”正是指《风流子》这类作品。《清真集》的压卷之作《瑞龙吟》是周邦彦的传世名篇，所表现的思想情感颇为雅致含蓄，但如果细细寻绎也可发现其中包藏了不少庸俗无聊的东西，某些情感是虚饰而淡漠的。词云：
章台路。还见褪粉梅梢，试花桃树。愔愔坊陌人家，定巢燕子，归来旧处。黯凝伫。因念个人痴小，乍窥门户。侵晨浅约宫黄，障风映袖，盈盈笑语。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知谁伴、名园露饮，东城闲步。事与狐鸿去。探春尽是，伤离意绪。官柳低金缕。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落，一帘风絮。
此词作于周邦彦绍圣间还京任职之时。这时词人已是中年，重到京华，旧情牵系。春日经过章台坊曲的歌楼之时，大有“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的感慨。梅落桃花开，燕子归来，词人重到旧处，缅想当年情景：娇小的歌妓，浅淡梳妆，风姿绰约，笑语窥人；初次与她歌舞欢乐。但这情景已成过去，只今物是人非，某些同时的歌妓还保持着昔日的声价，可是那位痴小的歌妓已无法寻访了。寻访的结果，令人太扫兴，时值春日，留下淡淡的伤春的情绪。这犹如“十年一觉扬州梦”罢了，薄幸者仍是士大夫文人。事实上他们与歌妓的关系，一般都是如此结局：玩赏、抛置、怀旧、惆怅，最后遗忘。以优美文雅的词句抒写怀旧和惆怅的情感，能够表现出封建时代文人的温情和风流自赏的趣味，不失他们的上流社会身份，这被认为是一种雅事，所以它能引起一些文人的同感和共鸣。前人盛称此词的原因便在于此。清代词家周济评此词云：“不过‘桃花人面’旧曲翻新耳。看其由无情入，归结无情。”（《宋四家词选》）全词所表现的情感是淡漠的。周邦彦在其他的一些词里也表示过：“拚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解连环》）；“奈向灯前堕泪，肠断萧娘，旧日书辞犹在纸”（《四园竹》）。但从其整个恋情词的基本情况来看仍是“归结无情”。正如词人在《玉楼春》词里所表示的：昔日的情人像风后偶然映入江中的云影，很快就消逝；而词人的情感却像粘泥着地的柳絮一样，不再趁逐春风。——“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余粘地絮。”无怪乎我们读清真词总会发觉它没有那种回肠荡气的感人力量。王国维先生说：“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欧阳修）、少游（秦观）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人间词话》）王国维早年读清真词的感受是真实可靠的，虽然在立论上未摆脱正统文学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