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东坡见少游《上巳清明池》诗有“帘幕千家锦绣垂”之句，曰：“学士又入小石调矣。”世人不察，便谓其诗似词，不知东坡之此言盖有深意。夫镂玉雕琼，裁花剪叶，唐末词人非不美也，然粉泽之工，反累正气。东坡虑其不幸而溺夫彼，故援而止之，惟恐不及。其后元祐诸公，嬉弄乐府（词），寓以诗人句法，无一毫浮靡之气，实自东坡发之也。（《于湖词序》）
根据宋人的评论，我们可以看到苏轼对词体的改革在词史上的重要意义，而他对词体的改革意在创立一种新的总体风格。如果承认苏轼是豪放词风的创立者，但他是否建立起一个豪放词派并成为这一词派的领袖呢？这关系到对文学流派概念的理解。
在我国传统的文艺批评中“派”的概念既可指风格类型的流别，也可指某一时期所形成的文学流派。关于宋词的婉约与豪放，前人虽然也称它们为“派”，但究其真实含义仍然是就宋词两大类基本艺术风格而言的。严格意义的文学流派是同一个时代的思想与艺术倾向基本相同的作家群，他们有某种组织或建立有文学社团，他们有自己的理论并在文学创作中有大致相同的艺术风格，而且其组织联系、理论与艺术风格还具有一个发展的系列。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是文学流派形成与互相竞争的时代，宋诗的发展有先后迭起的流派，但宋词却无流派。苏轼虽然开创了豪放的艺术风格，在他的周围并未形成一个豪放派。
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都能作词。其中秦观与黄庭坚最有词名，陈师道说：“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唐诸人皆不逮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但四学士中只有黄庭坚与晁补之的部分词有学习东坡的迹象。黄庭坚（1045-1105）的词分俗词与雅词两类，其俗词是柳永词的变态发展，其少数雅词学习苏轼，但失之生硬。例如《念奴娇·八月十七日同诸孙待月，有客孙彦立者善吹笛，有名酒酌之》，黄庭坚自谓此词“或以为可继东坡赤壁之歌”。这虽有意学东坡，可是无论其思想与艺术都远不能与原作相比拟。一般公认能继苏轼词风的是晁补之（1053-1110），如近人张尔田先生说：“学东坡者，必自无咎（晁补之）始。”（《忍寒词序》）晁补之实际上仅继承和发展了东坡词中那种旷达、冲淡的风格，着重发挥陶诗的意趣，表现儒冠误身与归田自适的主题；词意颇为衰飒，缺乏积极的意义和深刻的思想，其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与苏轼同时代的词人中，贺铸（1052-1125）的词风是接近东坡词的，如《小梅花》与《六州歌头》是粗犷恣肆、雄姿壮采的豪放词。这样的词毕竟是极少的，而且它在表达方式与艺术渊源方面都与东坡词异趣。如张耒评其词云：“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祛，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东山词序》）其悲壮者稍近苏轼。贺铸与苏轼有交游关系，却极疏淡。可见，苏轼与黄庭坚、晁补之、贺铸之间并未形成一个文学流派，而且苏轼也不是他们的领袖。
北宋后期至南宋初年受东坡词风影响的还有叶梦得、陈与义、朱敦儒、向子等较为重要的词人。这几位词人都经历了历史的剧变和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苏轼所开创的豪放词风更适合表现这些严肃的思想和题材，因而学东坡词成为一时的风气。关注评叶梦得词说：“味其词婉丽，绰有温、李之风，晚岁落其华而实之，能于简淡时出雄杰，合处不减靖节、东坡之妙，岂近世乐府之流哉！”（《石林词序》）黄升评陈与义词说：“《无住词》一卷，词虽不多，语意超伦，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之垒也。”（《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一）胡寅评向子词说：“步趋苏堂而哜其胾者也。”（《酒边词序》）这些词人学习东坡词基本上是继承发展了其旷达或疏快的风格。最能发展东坡词豪放风格的是南宋中兴以来的一群表现时代强音和民族气节的张纲、胡铨、岳飞、张元幹、张孝祥等爱国将领和词人们。他们的作品笔酣兴健、悲壮激烈，表达了人民群众和爱国将领抗金救国的意志。他们的许多词直接参与了现实政治生活，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和鼓舞人民斗志的战歌。他们词的渊源实出自苏轼，如汤衡认为张孝祥词“要与‘大江东去’之词相为雄长。……如《歌头》（《六州歌头》）、《凯歌》（《水调歌头·凯歌寄湖南安抚刘舍人》）、《登无尽藏》（《水调歌头·汪德邵作无尽藏楼于栖霞之间取玉局老仙（苏轼）遗意》）、《岳阳楼》（《水调歌头·过岳阳楼作》）诸曲，所谓骏发踔厉，寓以诗人句法者也。自仇池（苏轼）仙去，能继其轨者，非公（张孝祥）其谁与哉！”（《于湖词序》）中兴爱国词人是辛弃疾的先声，是从苏轼到辛弃疾词发展过程的中介。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在南宋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得到发扬和光大了。
周邦彦及其词
一
周邦彦是北宋文化低潮时期的代表人物。他的词作标志了宋词艺术技巧的成熟，其词风所显示的新的倾向对南宋词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前人对周词的评价极高，如清人周济说：“清真，集大成者也。”（《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陈廷焯也说：“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轼）、秦（观）之终，复开姜（夔）、史（达祖）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后之为词者，亦难出其范围。”（《白雨斋词话》卷一）这位词人的政治态度及其词的创作都呈现较为复杂的情形，他在词史上的地位曾经被抬高或被夸张到很不恰当的程度。对周词的评价很突出地反映着时代审美趣味的变化，也突出地表现出评论者的艺术偏好。在文学史上有不少的作家，他们的成就带着偏胜的特点，在某方面有较为明显的缺陷；因而人们对他的评价有时经过几个历史时代也难使悬殊的意见趋于或接近一致。但是人们总会辨识哪些意见是较为合理的，由此也可期望将来会得到一个最后的公允的评判。
二
周邦彦字美成，钱塘（浙江杭州）人，生于北宋嘉祐元年（1056）。他的家世及其少年时代情形，皆不得其详。史称他“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书”（《宋史》卷四四四）。约在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他在北宋都城东京太学学习。京都的太学是收八品以下官员子弟，熙宁变法以来将太学生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依次递升，经各种严格考试之后便可推恩注官。周邦彦能入太学，说明他属官宦人家子弟，他的叔父周邠也曾官至朝请大夫。元丰六年（1083）七月，二十八岁的周邦彦向神宗皇帝进献了《汴都赋》，甚得神宗的赏识，遂将他由太学内舍生荣升为太学学正。学正“掌举行学规”是正九品京官，本应由进士或制科出身的选人担任，故周邦彦一跃而跻，可谓“恩蒙异数”。献赋一年多，神宗去世。继位的哲宗皇帝年仅十岁，遂由高太后权同听政，起用司马光等旧派，罢行新法，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周邦彦因献赋而加入变法派营垒，因此他在元祐时期外任庐州（安徽合肥）教授和溧水（江苏溧水）县令等初级地方官职。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起用变法派，章惇等人执政，不久周邦彦也还京任国子主簿。元符元年（1098）六月，哲宗皇帝记起了献《汴都赋》的周邦彦，召见于崇政殿，命他重进《汴都赋》，旋即除秘书省正字。在徽宗朝，周邦彦的仕途很坦畅：历考工员外郎、宗正少卿兼仪礼局检讨、卫尉寺正卿，出任龙德府（山西长治）知州、徙任明州（浙江宁波）知州。政和六年（1116），周邦彦六十一岁，以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
大晟府建置于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是掌管朝廷雅乐和燕乐的专门机构；一些精通音律的词人担任了制撰之职，“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粉饰升平。周邦彦“妙解音律”，“好音乐，能自度曲，制乐府长短句，词韵清蔚”，“其提举大晟亦由此”（《咸淳临安志·人物传》）。与他先后同在大晟府任职的有徐伸、田为、晁冲之、万俟咏、晁端礼等皆知名的词人。后来张炎谈到此事曾说：
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至唐人则有《尊前》《花间集》。迄于崇宁，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诸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沦落之后，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调之声稍传，而美成诸人又复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词源》卷下）
周邦彦之“负一代词名”，这与其提举大晟府期间制作和整理歌词的功绩有关，为此赢得在词坛的声誉。在大晟府任满之后，周邦彦出任真定府（河北正定）知府，改任顺昌府（安徽阜阳）知府，徙任处州（浙江丽水）知州，经历了方腊起义的战乱，于宣和三年（1121）去世，卒年六十六岁。在周邦彦去世五年之后，北宋王朝便灭亡了。
周邦彦一生的命运是与其《汴都赋》紧密相连的。自汉代文人以赋体铺陈“京殿苑猎”、歌颂国家熙盛以来，深受封建统治者的称赞，于是献赋者代不乏人。虽然在唐宋时赋体已有很大的改进，但形式古旧的“京殿苑猎”赋仍未绝迹。周邦彦长达六千七百言的《汴都赋》也因歌颂“皇朝太平”，而“声名一旦振耀海内”。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也有过不少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代，如果献赋以颂是极其应该的，但周邦彦献赋时的宋王朝却是国运不亨的。当时王安石早已罢政，由王珪、蔡确、章惇等人执政，在神宗主持下继续推行新法。后期的变法派以新法作为压榨和掠夺人民的工具，人民进一步贫困化了；北方黄河连年决堤，“河水暴至，数十万众号叫求救”；不少地方的人民还进行了反对保甲法的斗争。北宋在对西夏的战争中遭到惨败，元丰四年和五年灵州与永乐城战役，宋军将校死难者千数，兵士阵亡者六十万人。内外交困，使正当盛年的神宗皇帝忧瘁成疾。可是在《汴都赋》中却充满谀辞：“广储折中，顺成富国”；“野无菜色，沟无损瘠”；“人安以舒，国赋应节”；“焕烂乎唐虞之日，雍容乎洙泗之风”；“仁风冒于海隅，颂声溢乎家塾”。作者借歌颂北宋帝都以歌颂宋王朝，尤其是歌颂了神宗皇帝的丰功伟绩。这样对“皇朝太平”的粉饰可以满足封建统治者的虚荣，也是对其灰暗的失败心理的安慰，还可载入史册以显皇帝的治迹；所以神宗皇帝特别赏识它，周邦彦也因此殊荣而跻入仕途。宋代士大夫受到国家优厚的礼遇，其中有许多人具有强烈而深厚的忠君爱国的理想，尤重出处大节，关心国家局势，忠言谠论，议辩煌煌，往往置祸福得丧于不顾。在变法后期章惇等执政以后，政治生活趋于黑暗，士大夫言政事者遭到严重的迫害。这时献赋以颂是正直的士大夫和文人所不屑为的。北宋建国以来便先天的积贫积弱，与北宋名臣指陈时弊的政论或关于富国强兵策略的上皇帝万言书相较，献赋以颂的虚饰谀媚是令人感到生厌的，所以有宋一代献赋的文人寥寥无几。周邦彦献赋而入仕便卷入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派斗争。《汴都赋》对神宗治迹的颂扬，意味着对变法派的肯定，可以被后期变法派利用来作为对自己的政治声援。所以宋哲宗亲政后，变法派得势，周邦彦也重进《汴都赋》。在《重进汴都赋表》中，他又再次歌颂神宗皇帝的“盛德大业”说：
恭惟神宗皇帝，盛德大业，卓高古初，积害悉平，百废再举；朝廷郊庙，罔不崇饰；仓廪府库，罔不充盈；经术学校，罔不兴作；礼乐制度，罔不厘正；攘狄斥地，罔不流行；理财禁非，动协成算。以至鬼神怀，鸟兽若，缙绅之所诵习，载籍之所编记，三五以降，莫之与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