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宋词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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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论北宋名家词(7)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谥文忠;庐陵(江西永丰)人。父欧阳观于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进士及第。欧阳修四岁时,父死于泰州军事判官任,母郑氏年方二十九岁,贫无所依,携修往随州叔父家居住。因家境贫困,母亲以荻画地教修识字。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晏殊知贡举,时欧阳修二十四岁,试礼部第一,进士及第,五月以秘书省校书郎充西京(河南洛阳)留守推官。当时西昆诗派领袖人物之一钱惟演为西京留守,其幕府里聚集了一大批名士。欧阳修“与尹师鲁(洙)、梅圣俞(尧臣)尤善,日为古文诗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胡柯《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等进行社会改革,施行新政;欧阳修以右正言直除知制诰知谏院事,在舆论方面积极支持新政,对守旧势力做了坚决斗争。庆历新政失败后,也因政敌的诬陷而使欧阳修入狱,庆历五年(1045)八月贬谪任滁州(今属安徽)知州。嘉祐二年(1057)正月,欧阳修五十一岁,权知礼部贡举,改革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和曾巩等人。当时“文士以新奇相尚,文体大坏。修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几尽,务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骂讥,中稍信服,已而文格变而复正”(《神宗实录·欧阳修传》)。这标志了北宋古文革新运动的胜利。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六月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归颍州(安徽阜阳)私第居住,次年七月卒,年六十六岁。

北宋文化高潮中,欧阳修是第一个代表人物:著述丰富,学识渊博。今存《欧阳文忠公全集》一百五十三卷,包括《居士集》五十卷,《居士外集》二十五卷,《易童子问》三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表奏书启四六集》七卷,《奏议集》十八卷,《杂著述》十九卷,《集古录跋尾》十卷,《书简》十卷。另有《新唐书》《新五代史》《毛诗本义》等著作。《杂著述》十九卷内有其词《近体乐府》三卷。

欧阳修是以余力作词的,宋人对他的词评价很高。李之仪说:“良可佳者晏元献、欧阳文忠、宋景文,则以其余力游戏,而风流闲雅,超出意表,又非其类也。”(《跋吴师道小词》,《姑溪居士文集》卷四十)王灼说:“晏元献公、欧阳文忠公风流蕴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碧鸡漫志》卷二)清人周济将欧阳修与其同时以余力为词的北宋名臣比较,认为:“韩(琦)、范(仲淹)诸巨公,偶一染翰,意盛足举其文,虽足树帜,故非专家,若欧公则当行矣。”(《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获得“当行”的评价是很不容易的。

欧阳修的词集,自宋以来流传着《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与《醉翁琴趣外篇》两种;而《琴趣外篇》内有艳词七十余首,它是否为欧阳修所作已成千古疑案。宋人曾慥说:“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乐府雅词序》)蔡说:“欧阳修之浅近者,谓是刘伪作。”(《西清诗话》)大致古代词论家们都否定这些艳词是欧阳修所作的。《琴趣外篇》长期以来不甚流传,自1917年收入《景刊宋金元明本词》之后,始渐渐引起学界的注意。胡适说:“后人以为‘欧公一代儒宗’不应有侧艳之词,遂疑这些艳词是伪作的。其时北宋不是一个道学的时代,作艳词并不犯禁,正人君子并不以此为讳。”(胡适《词选》第60页,商务印书馆,1932年。)储皖峰考证艳词《忆江南》之后说:“他(欧阳修)认定着‘人生自是有情痴’,他认定着‘办得黄金须买笑’,便在人群里面肆弄他的轻狂,结下了不少风流情债。……他真是个天生情种,同时可以了解他的艳词的来源。”(储皖峰《欧阳修〈忆江南〉词的考证及其演变》,《现代学生》第2卷第8期,1933年出版。)此后词界论及欧词时都将这部分艳词算作其的作品,并据此来评价欧阳修词。如说:像欧阳修这种完全是诗人气质的人,写有几首艳词,正好是他一点私人生活的透露,原是非常可爱的。前人完全以卫道的精神,把他这一点情感的生机要全部淹没,真未免过于腐朽了。或认为:这样表达真实的热烈的爱的生活作品是难得的,后人反为曲讳,说是刘伪作,实在大可不必。欧阳修词的真伪是可以考辨清楚的,无论卫道辩者或个性解放鼓吹者都难以改变文学史上客观的事实。

现在所能见到的欧阳修词集的祖本是南宋庆元二年(1196)罗泌校正的《近体乐府》三卷。罗泌对欧阳修词的整理,是当时周必大组织的《欧阳文忠公集》整理工作的一部分。这三卷词自此随欧阳修全集而流行于世。周必大跋语云:“《欧阳文忠公集》自汴京、江、浙、闽、蜀,皆有之……故别本尤多。后世传录既广,又或以意轻改,殆甚讹谬不可读。庐陵所刊,抑又甚焉,卷帙丛脞,略无统纪,私窃病之,久欲订正。”欧阳修全集的情况在当时既已如此,而全集中之《近体乐府》其讹误就更甚了。欧阳修逝世之后,宋神宗“命学士为诏,求书于其家”。熙宁五年(1072)由其子欧阳发等据家集本编定并缮写进呈的欧阳修文集,“杂著述十九卷”(据《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吴充所作的《行状》及欧阳发所述欧公《事迹》。)之中便有《近体乐府》三卷。罗泌跋语云:

(公)吟咏之余,溢为歌词,有《平山集》盛传于世,曾慥《雅词》不尽收也。今定为三卷,且载乐语于首,其甚浅近者,前辈多谓刘伪作,故削之。元丰中崔公度跋冯延巳《阳春录》,谓皆延巳亲笔,其间有误入《六一词》者。近世《桐汭志》《新安志》亦记其事。今观延巳之词往往自与唐《花间集》《尊前集》相混,而柳三变词亦杂《平山集》中。则此三卷或甚浮艳者,殆非公之少作,疑以传疑可也。

罗泌在整理时删削了部分“甚浅近者”,而对那些“甚浮艳者”则采取“疑以传疑”的方法保留于《近体乐府》中。他所依据的词集主要是《平山集》,但同时又提到《六一词》,加上欧阳发辑的《近体乐府》,则共有三个本子。欧阳修于庆历八年(1048)知扬州军州事,在蜀岗上作平山堂,暑时于堂中歌舞宴饮。《平山集》亦称《平山堂集》(见《古今词话》引《西清诗话》),当是欧阳修知扬州时所辑己之歌词集。欧阳修于熙宁三年(1070)始自号六一居士,《六一词》当是他晚年致仕后所辑之歌词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著录有:“《六一词》一卷,欧阳文忠公撰”。从罗泌跋语看来,《平山集》与《六一词》在流传过程中已混入冯延巳、柳永等人作品,甚至“浅近”与“浮艳”者,因此他初步作了校正考异。

《近体乐府》目前常见的有收入《景刊宋金元明本词》的《景宋吉州本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三卷、收入《四部丛刊》的元刊本《欧阳文忠公集》之《近体乐府》三卷和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欧阳安世等校刊的祠堂本《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一三一至一三三的《近体乐府》三卷。这三种只吉州本多《渔家傲》十二首鼓子词和续添《水调歌头》一首,而祠堂本则去掉罗泌跋语及校记以保持全集编排的统一性。它们实际同出一源,通称全集本。

吉州本三卷,词一九四首,系出自庆元二年编定的《欧阳文忠公集》,故于每卷之卷首均标明全集卷数。缪荃孙跋云:“乐府分为三卷,且载乐语于首,据罗泌跋,即泌所手定,是此本庆元二年刊于吉州;元明均有翻刻,此则祖本也。”(《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景宋吉州本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附)明代毛晋刊行《宋六十名家词》据全集本校勘而更名为《六一词》以复其旧称。毛本将原三卷合为一卷,去掉原卷首乐语,删削误入之词,收词一七一首。《四库全书》所收者即毛本。毛本也属全集本系统。近世林大椿校辑的《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三卷(民国二十年商务印书馆排印),跋语称:“兹编依据元刊,以毛本乾隆丙寅间庐陵祠堂本覆校之,别为校记一卷,至集中往往羼入他人之作,观罗跋则在当时已然,不自今始。”林本收词一八〇首。唐圭璋《全宋词》用景宋吉州本,收词一七六首。以上可见,全集本系统的欧阳修词,其源流是很清楚的,诸本编次陈陈相因,基本上一致。在前人考异的基础上再进行考辨,欧阳修词实为一百四十二首(参见谢桃坊《欧阳修词集考》,《文献》1986年第2期。)。

《景宋本醉翁琴趣外篇》六卷,亦收入《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据陶湘《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叙录》云,此本最早见于毛扆钞本,后张元济先生又得后三卷,于是“湘假以补完,而欧公《琴趣》末叶仍有缺字,盖毛钞即从此宋本出”。他确认此本“盖出南宋中叶”。《琴趣外篇》目录及每卷卷首标明撰者为“文忠公欧阳修永叔”。这个题款显然不足为信,欧阳修不会自称“文忠公”,“文忠”是其谥号。宋代公私藏书著录皆无关于《琴趣外篇》的记载,其来源是很不清楚的。元代吴师道在其《吴礼部诗话》中最早谈到这个词集。他说:

欧公小词,间见诸词集。……近有《醉翁琴趣外篇》凡六卷,二百余首,所谓鄙亵之语,往往而是,不止一二也。前题东坡居士序,近八九语。所云:“散落尊酒间,盛为人所爱,尚犹小技,其上有取焉者。”词气卑俗,不类坡作,益可证作词之伪。

这与《景宋本醉翁情趣外篇》本卷数词数相符,只多苏轼之序。苏序既不见苏轼文集而又“词气卑陋”,所以吴师道认为《外篇》是伪作。《琴趣外篇》收词二百零三首,其中见于《近体乐府》者有一百二十五首,此外的七十八首大都属于通俗的艳词。这两部分词中又混有五代及宋初词人作品。根据这种情况可以假设:南宋时书贾将欧阳修词选取部分,羼入民间流行的通俗而浮艳者编为一集,题为“文忠公欧阳修永叔”撰,并伪制苏轼序以广流行。这个假设虽近情理,但是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却有一条重要记载:

欧阳永叔所集歌词,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间他人数章,群小因指为永叔,起暧昧之谤。

可见欧阳修除了曾手辑《平山集》和《六一词》而外,还编辑过一种歌词集。据王灼粗略估计,欧阳修自作之词占三分之一,其中他人的艳词,特别是《忆江南》和《醉蓬莱》被群小诬为欧阳修所作,并与“盗甥”之说(北宋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等庆历新政诸公已在守旧势力的打击下纷纷被贬谪,改革派只有欧阳修一人尚在朝中;时欧阳修以龙图阁直学士为河北都转运使。这年五月欧阳修外甥女张氏因私通仆人而下开封府狱。政敌们以为打击欧阳修的时机到来,宰执大臣暗中操纵案件的审理,通过狱吏利用张氏畏罪心理,制造诬陷欧公的丑闻,说他与张氏有暧昧关系,遂被牵连入狱。审理过程中苏安世、王昭明等较正直的官吏据实勘问,结果以欧阳修用张氏资财置田产立户不明事奏闻。八月,欧阳修落龙图阁直学士、罢都转运使贬谪滁州。关于此事详见谢桃坊《欧阳修狱事考》,《文史》第28辑,中华书局出版,1987年。)附会起来,以“起暧昧之谤”。王灼去欧阳修时代不远,他说欧阳修所集歌词的性质及其中数章诬谤欧公的艳词等情况,完全与《醉翁琴趣外篇》冥若合符。《外篇》中欧阳修自作约占半数,同时收他人之作,数章艳词也在其内。可见它确为欧阳修编集者。

为什么欧阳修要编集这种歌词集呢?可以说这是士大夫们一种雅好的风尚。士大夫们于公余之时往往以歌舞宴饮来遣兴娱宾。他们在官署有官妓们歌舞侑觞,在家里有家妓们浅斟低唱;所以编集一本时新歌词集以供官妓或家妓习唱是很有实用意义的。北宋初年出现的《尊前集》是继《花间集》之后的一部歌词集,供歌妓们于花间尊前所用;雍熙三年(986)子起序的《家宴集》收唐末五代诸家词,是供家妓用的歌词集,“为其可以侑觞,故名《家宴集》”(《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在欧阳修的时代还流行过《时贤本事曲子集》,收录当代名公所作新词并缀以词话。《景宋吉州本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卷二《渔家傲》调下小字注有:“《京本时贤本事曲子后集》云”,可见继杨绘之后尚有续编者。因此,欧公集己词及流行歌词为一集是不足为奇的;而且《外篇》中选有通俗的艳词也不足为奇了。因为当时不仅官署中的官妓有时演唱流行的艳词,甚至宫廷中也要演唱艳词的。清人陆鎣《问花楼词话》云:“欧阳公宋代大儒,诗文之外喜为长短调,凡小词多同时人作,公手辑以存在,与公无涉,一时忌公者,藉口以兴大狱。”这也是就《琴趣外篇》而言的。根据这些线索,《外篇》的性质便可基本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