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啊，原来是一等车，难怪还有个位子！可这也叫“一等车”么？在西边哪个二等车不更舒适和宽松？再说，就算我坐错了，越了级，马上离开这宝地去和其他二等旅客一块儿站着不就得了吗？
然而不行，胖墩墩的列车员义正词严地非要我补票不可。不幸的是我严格地按计划换钱和开支，这时身上已没有足够的东马克。正下不来台，旁边一个和我一样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年人用中文说，他可以换给我。胖女人一边收我的补票钱，一边还鄙夷地道：“Das Geld ist schon，nicht？”（钱挺可爱的，是吧？）
我深受其辱，怒不可遏，若非深知这不是一个可以使性子的国度，不是一个看重人的尊严的社会，我真会狠狠回敬她几句。
替我解围的是位华裔新加坡商人。像那位台湾重庆老乡十分感激我一样，我也对他一再表示感谢。他却反过来说不好意思占了我便宜，因为按官价一比一是换不到西马克的。
到了东柏林，一数于危急中换的东马克还剩下一点；而我知道哪怕只是几个芬尼，带过边界都可能触犯民主德国的法律。记得前几次来往于东西柏林之间，身上带的钱都在过境时进行了详细登记。还听说我国某某名人的公子，一位华德联姻的混血儿，在通过柏林墙时就曾被强令脱得光光的接受检查，原因可能就是有私带东马克的嫌疑。还是小心为好啊。于是，我匆匆在弗利德里希火车站附近找到一家小店，用所剩的东马克买了几块巧克力，随手塞进我的挎包，心想现在可以放心过关了；谁知仍旧让一位年轻、英挺的人民军军官拦了下来。
他抬手一指，命我走进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在屋里一盏雪亮的白炽灯下，他示意我把挎包和手提箱通通放在小桌上，然后一一打开。他在我显得有些多的行李中一阵翻找，鹰隼般犀利的眼里闪射着警惕而贪婪的光芒，口中叽叽咕咕，边翻边盘问我这个回西边去的可疑分子。
“这么多巧克力？”
——“刚才用剩的钱买的。”
“怎么只有发票不见书？”
——“已经邮寄回国了。”
——“有办法，聪明！”明显的讥讽口吻。
“住‘国际饭店’？了不起，了不起！”在他眼里中国人都该是穷光蛋。——我无言以对。
“多么好的相机哟！”他把玩着我的理光傻瓜，不无羡慕地说。
如此折腾了好一阵，看来已搜不出什么违禁之物，尽责的人民军同志才冷冰冰地送我出来。我拎着胡乱装回去的行李，快步离开边卡走上紧挨着的地铁站台。坐在长椅上等车，心里仍怦怦跳着，不知是已经回到西柏林，还是仍在社会主义的神圣领土上——事后冷静想想，实际上已在西边，生怕冷不丁儿又钻出来一个同志，给我以兄弟般的关照。
是的，尽管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可能存在分歧，民主德国仍视我等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为同志，因此来往无须签证，比起他们自己来自西边必须付签证费的阔兄弟来还要受优待。然而，我们毕竟是些穷亲戚，人穷志短嘛，所以得防严一点。
上帝保佑，眼前又闪亮着库当大街（即选帝侯大街）五光十色的霓虹灯；虽然知道这些灯下灯后也掩藏着种种罪恶，仍旧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同时我明白了，那些想尽办法冒死逃亡去西柏林的民主德国人，为什么一脱离危险就要么欢呼雀跃，要么抱头痛哭。
这该死的有形和无形的墙啊，你败坏、亵渎了我虔诚的朝圣之旅，使我心目中的圣地魏玛蒙上了厚厚的尘垢！早在1783年，诗人歌德就曾在魏玛唱道：
愿人类高贵、善良，
乐于助人！
因为只有这
使他区别于
我们知道的
所有生灵。
是该死的墙，使我在短短旅途中碰见的一些人失去了本性，变得来猥琐、多疑，相互蔑视、敌视。这墙看来真该倒了，我当时想。可不料还在差不多一年之后，如潮的人流果然就冲倒了它，淹没了它；得知消息，我忍不住长长地，长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新的辉煌新的忧虑
说圣地蒙上了尘垢并不只是比喻，事实上，除去那令人感到压抑的社会气氛，除去那些令朝圣者不快的人和事，当年的魏玛确实也已灰头土脸，暗淡无光，活像个饱经沧桑的老人。仅只因为歌德的故居还在，国家剧院前歌德席勒并肩而立的塑像还在，我仍视这座地处图林根盆地边沿的小城为神圣，仍期盼着、梦想着什么时候能再次走近它，能安安心心住下来，听它细述自己的悠久历史，细述文化巨人们的光辉业绩。
1996年秋天应邀赴明斯特大学做研究工作，人却长住杜伊斯堡。一天去邻近的杜塞尔多夫拜访歌德博物馆的馆长汉森教授，交谈中顺便提到了我多年来一直想加入国际歌德协会的愿望。汉森教授告诉我他也是协会理事，与现任会长科隆大学的凯勒教授十分熟悉。他认为像我这样长期研究和译介歌德的中国学者加入协会乃理所当然，说着已走到办公桌旁给科隆挂电话，在简单介绍情况后便把话筒递给了我。于是，从电话的另一端就传来一个异常热情、异常文雅、异常悦耳的男中音，“以歌德协会的名义对来自遥远的中国的同事致以亲切的问候”，随即又讲：从此时此刻起，本人已是总部设在魏玛的国际歌德协会的一名正式会员。
多年的愿望转瞬间便实现了，无须任何手续，没有任何形式，怎不叫人喜出望外，感慨万端：这才是自称世界公民的歌德的作风，这才是人与人之间满怀同类亲情的魏玛精神！在我们这些以研究歌德的创作、弘扬歌德的思想为己任的人们中，不分民族、宗教信仰和政治倾向，确实存在着歌德所说的“亲和力”啊！
自然很快还与凯勒教授见了面。他的穿戴、举止、谈吐，一如我在电话中听见的嗓音、语调，都给人留下一个儒雅、谦和与厚道的印象，令人不由得想起歌德的“愿人类高贵、善良，乐于助人！”这样的诗句。
还是第一次倾谈，在了解了我正从事的研究工作以后，凯勒教授便讲：“什么时候您想去魏玛，只需写封信给我就行了。协会不时从景仰歌德的个人和团体募集到捐款，数量虽说有限，用于接待我们尊敬的外国同事还是够的。”措辞、声调那样的平和、亲切，没有丝毫的倨傲和矫饰。我呢，则趁机请他以国际歌德协会会长的名义，为我和刘硕良先生主编的《歌德文集》写一篇序言，他自然也爽快地答应了。
1998年7月下旬，果然是应凯勒会长的邀请，再次踏上朝圣的旅程。将近上午十一点在杜伊斯堡搭乘从科隆开往德雷斯顿的地区间快车，径直向东驶去。除了两次例行的验票，无须转车，也没有任何的关卡。途中努力搜寻原来隔离东西德的带电铁丝网，却已不见一点痕迹。宽大、舒适的车厢旅客寥寥可数，独自坐着多少有些无聊，便回忆起上次去魏玛的经历，一个片断，一个片断……
下午四点差五分，列车正点达到。似曾相识的魏玛车站正进行翻修，在临时通道的尽头见到了前来接我的冯·茨崴多夫太太。趁她去开车来装行李的工夫举目四顾，发现站前广场已经变样：地面镶嵌得漂亮了，增设了一些花坛和座位，四周公共汽车往来穿梭，还有几辆上次根本见不到的出租车停在一旁。那家曾有幸下榻的“国际饭店”，也名副其实地更名为了“图林根旅社”。
冯·茨崴多夫太太驱车穿过市区，我惊讶地发现一路上都在大兴土木。“明年就是歌德诞辰250周年，早已宣布为‘欧洲文化都城’的魏玛即将迎接来自全世界的贵客，不能不梳妆打扮一下呀！”胖胖的冯·茨崴多夫太太不无骄傲地解释。
我被安排住在市区北面半山腰上一幢花园别墅的顶楼，卧室虽小却有盥洗间，有厨房，既窗明几净，又安静舒适。冯·茨崴多夫太太给了我一些有关魏玛的资料，一册附近城市艾尔福特、艾森纳赫的游览指南，告诉我电灶如何使用，最后才指着厚厚一沓大小不等的淡蓝色毛巾道：“这该够您使了吧？”
第二天上午正式去招待我的歌德协会报到，在称作王宫的公爵府邸的侧翼三楼，见到了协会办事处以奥伯豪瑟尔博士为首的三名女将。谈笑间，我讲歌德一生红颜知己多于男性友人，贵办事处也堪为佐证，听得三位女士乐不可支。
离开歌德协会，便上近在咫尺的安娜·阿玛利亚公爵夫人图书馆办借书证。图书馆大楼原本也是公爵妇人府邸的组成部分，现在楼下为目录室、借阅处和阅览室，楼上则是她那间现在用于藏书的富丽堂皇的洛可可大厅。负责接待的女馆员见是来自中国的歌德学者，态度显得格外的亲切、热情。从此，便无偿地在馆里查资料、借书刊，在问讯处请求解决疑难，在阅览室披览不外借的珍贵典籍；仅只为从耶那大学图书馆调借一本魏玛没有的勃朗兑斯著作，本人才花了三个马克的手续费和寄费。还有，并非不重要的是，这座藏书丰富、服务一流、远近闻名的图书馆，除去一位看门的中年男性，同样清一色的女工作人员几乎个个文雅、漂亮，楼内因此似乎显得更加的温馨、宁静。读者诸君如有机会去魏玛，即使不借书，仍不妨到里边体验体验那俗世难有的特殊气氛。
有地方住，有书读，就算安顿下来了。随后的将近一个月里，差不多总是晚上在家看电视、读书，白天抓紧时间穿街走巷，访古探胜，浏览市容，亲身体验一下这歌德席勒终老之地的生活，就近观察重新统一八年后一个小城的社会风情。九年不见，魏玛确实已经大变样，而且还在飞速改变。
在面积只相当于我们一个小县城的魏玛，最热闹莫过于步行区的席勒大街和紧连着的市集广场，最幽静莫过于伊尔姆河畔的歌德园林别墅，最肃穆莫过于历史陵园中的君侯墓室，最吸引参观者莫过于圣母广场边上的歌德故居博物馆。在席勒大街，我注意到咖啡座已摆到露天，也有了吹拉弹唱的街头艺人，行人的衣着和商店的货物都丰富多样，色彩鲜明了；在市集广场，我发现而今真正是商贩云集，原来的越南打工仔改行做起了花卉生意和每件一马克的小商品买卖；在歌德园林别墅，我曾于不同的时间去散步、闲坐，看孩子与小狗在伊尔姆河畔的大草坪上戏耍追逐，一批又一批的歌德景仰者踏进诗人的故居，出来时都若有所悟，神色庄严；在深藏地下的君侯墓室，只见歌德席勒的红色棺匣并排摆放在离楼梯最近的靠边位置上，除了姓名别无装饰，而居于正中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和其他王室成员的棺柩则高大、气派，装饰着贵胄的纹章和繁复的雕刻，但却唯有两位诗人的棺前摆着瞻仰者敬献的一束束鲜花，为德国乐圣“世间公侯千千万万，我贝多芬却只有一个”（大意）这句含义深刻的名言做了很好的诠释，因为在德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歌德、席勒同样都只有一个；在圣母广场的歌德故居博物馆，不同种族和肤色的参观者络绎不绝，又证明歌德确确实实不只属于德国，也不只属于欧洲，而属于全世界、全人类。
为了迎接1999年的歌德诞辰，一展“欧洲文化之都”的风采，魏玛正抓紧时间精心打扮，为此，各级政府加上团体和个人准备拿出的资金，多达12亿马克之巨。一些重要的历史建筑，如王宫广场边上的李斯特音乐学院和安娜·阿玛利亚公爵夫人图书馆，都已粉刷一新；歌德故居博物馆和德国国家剧院外面也搭起了脚手架，修葺工作正紧张进行。一天中午途经歌德广场，但见工人们头顶烈日，身上仅穿着一条三角裤，在挥汗如雨地用拳头大的石块一点一点地镶嵌路面，以恢复小城在歌德时代的古朴容颜。还有一次在火车站附近迷失了方向，热心领路的魏玛人说：“幸好您是步行，要开车连我也说不清该怎么走了；到处都在修，说不定今天哪儿又临时改了道。”可不是吗，全市有55条大小街道要陆续翻修，难怪整个市区变成了一片巨大的建筑工地。
还有旅馆和餐饮业也比九年前发达多了，市中心古老的“大象宾馆”早把最佳的称号让给城边上新开的希尔顿大饭店；一些越南侨民捷足先登，已在城里开了两家仿冒性质的“中国餐馆”，上餐厅排队等座位的现象早已成为历史；其他服务设施也增加了不少，整个旅游行业一派兴旺景象。说来有些叫人难以置信，现在每年来魏玛参观朝圣者已达150万人次之多；而在1999歌德年和“文化之都”年，肯定还会有更多世界各地的宾客和旅游者汇聚云集，躬逢盛事。
当然，发展、开放在这小小的文化古城同样产生了负面影响，引起了新的忧虑。
特别扎眼的是路上的小汽车比九年前多多了，而且还主要是德国的名车如欧宝、大众、奔驰等，原民主德国产的因小而丑被轻蔑地称作“特拉比”（Trabi）的卫星牌（Trabant），已经难逢难遇。可不是吗，歌德故居前的圣母广场本来道路就窄，而今路边上不仅停着成排的出租车，私家小汽车也穿梭往来，别说威胁游人的安全，更破坏了圣地原有的肃穆气氛。再有一旁的绿廊下，公厕前，供游人歇息的长椅现在常常被流浪汉占据，而且一副旁若无人的德行，看样子已把与歌德为邻视为自己的荣耀和特权——我猜当年那位“好朋友”没准儿也在里边吧。对如此有碍观瞻的景象却似乎没谁在意；这倒也好，既符合于歌德倡导的宽容精神，也显示出当前宽松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