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样的办法在灯红酒绿的西方，在并不总是有革命同志关心的环境中，还灵吗？总是灵吗？难说。
所以，德国一直允许外国进修人员和研究生带配偶陪读，我们政府后来也同意这样做，是人道又明智。
只可惜80年代初还不是如此。像我吧，原本带老婆孩子人家洪堡基金会还给补贴，我却偏偏只能过独居生活。说穿了，对离开了组织和群众监督的知识分子，还是不放心。
当年长期单身出国进修的知识分子，只要生理心理健康，我敢讲，都曾忍受过性饥渴，也因此会在中国人一贯讳莫如深的性问题上，受到强烈的刺激甚至Schock（震撼）。
刺激大多是缓和而持久的，往往会增加饥渴。如我住宅近旁开有不止一家性商店，天天都要从它们的橱窗前走过，尽管当年并不清楚里面卖的是什么玩意儿，经过时也目不斜视，不听招呼的神经却仍然会被刺激得亢奋起来。
还有那些在大街上甚至电车里相拥长吻的男女，你尽管装作没看见，心理生理却没法毫无反应。再者，每天都会接触到的电视和报刊，也充满了类似的刺激。
至于所谓Schock，往往来得过分强烈，过分突然，结果却只能使神经麻木，使生理和心理都失去反应能力。前述德国朋友向我提到的Problem，像小小年纪的金花向我提的问题一样，都震得我神经麻木，无言以对。
海德堡是座古老的大学城，尽管旅游业异常发达，却仍然不失斯文的本色，比起法兰克福、汉堡、慕尼黑等大城市来，花花绿绿的色情场所就少多了，隐蔽多了，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只是无心之人不注意发现不了，便会产生这座大学城真是干干净净的错误印象，一旦什么时候与之不期而遇，难免又受到震动。
在老城步行区最热闹的正街，在我房东赫斯先生的饭店楼下，有一个原本是很好的商店门面却没有开商店，而仅仅开辟出了一条幽深的进口。两边墙上恍惚可见五颜六色的广告招贴，不走进去细看便闹不清楚是些什么东西。平时似乎往里走的人极少，加之又没有如迪斯科舞厅似的音响和招牌之类吸引人的东西，我在海德堡住了几个月也未留意到这个地方。
可是没有想到，有一次去大学学生宿舍所在的新城区参加晚会回来，顺道去看一位还在赫斯先生处打工的上海朋友。正准备下班的他领着我穿过厨房，打算从饭店员工经常走的后门出来。快走到后面幽暗的楼梯口，他停在了一扇小窗前，突然低声喊我：“老杨，你来看！”我凑过头去，一看大吃一惊：眼前竟是一个放映室，室中不见一个人，只听见机器在轧轧轧地运转，而放映到下方远处银幕上的，不说也猜得到了，是赤裸裸的、当年的我们见所未见的性放纵场面……
原来那不引人注意的幽深进口里藏着家色情电影院！第一次与这样的场所不期而遇，我真的被震得来几近休克，昏头昏脑地走出那长长的门洞，逃跑到了外面空气清新的街上。现在想起来感到十分好笑：即使是当年，这在德国算得了什么呀！更露骨、更怪诞的色情场所多的是，比如后来德国人还安排我们专程去观光了的汉堡丽佩浜。
说实话吧，在性开放乃至性放纵的西方，要我们出国人员完全做到清心寡欲，比起当年在国内来实在难多了。
怎么办？当然各有各的办法。未婚的留学生可以谈恋爱乃至同居，记得有个姓王的小伙子就恋上了一位韩国姑娘。已婚的进修人员不少也交了本国乃至异国的异性朋友，当然这种关系有深有浅，然而一概讳莫如深，除个别的后来因为闹起了家庭矛盾而彻底曝光，实际程度只有当事双方明白。大家包括党支部的同志也心照不宣，都懒得管闲事，“同是天涯沦落人”嘛，更何况在强调个人自由的国外。
当年的海德堡，在它美丽而浪漫的环境氛围里，留学人员中风花雪月的事儿真不少，足以写几部言情畅销小说，由于涉及个人隐私也只能写进可视为虚构的小说。说海德堡当然绝不只海德堡，也不只德国，凡有中国留学人员的地方肯定全一样。人在哪儿都是人，中国人也是人。长期出国人员离婚的特别多，便可说明问题。
写此文的目的，是想让国内读者多少了解一些西方的性开放，让将要出国来学习和工作的人多一点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同时呢，也希望政府面对现实，在制定相关规定时更开明一些，人道一些。须知，人的“大欲”长期得不到满足，肯定会出事。并非没有听见在国外的中国人一些更不堪的行径和渠道，只是写出来有伤大雅，不写也罢。
难忘他乡故人
赫斯先生
他是我第二次到海德堡见到的第一个熟人，也是我能顺利地落脚并且住得舒舒服服很快就能开始工作第一个应该感谢的人。因此上午在大学报了到，领了奖学金，中午便赶紧来到他的中国饭店，一则与他签租住房屋的契约，同时抓紧把第一个月的300马克房租，交付给我的房主赫斯先生。
对我这个中国房客，赫斯先生非常客气：签约前就让我住进去不说，也没要预交保证金什么的，对契约的条款也不怎么讲究。我交完房租准备离开，他却执意留我吃午饭，而这，后来竟成为惯例，每次去交钱都要在他的餐馆里白吃一顿。
赫斯先生在海德堡正街的这家饭店“文士阁”，在当地可算颇有名气。原因不只是口岸好，更重要的是已故王婉贞女士经营有方。你看，它除了中国味儿十足且古色古香的“文士阁”，还有个同样富有中国传统和大众特色的名称叫金龙饭店，再者，明明白白的中国饭店，在其所在的二楼窗口有时又飘着几条日本人过节才挂的彩色绸制鲤鱼做招牌，在充分利用和发挥中国古老烹调艺术号召力的同时，又特别注意到了那年头日本大量旅欧游客鼓鼓的钱包。从这种种细微之处，从饭店入口到大堂的整个装修陈设，都可看出一位有相当文化素养的中国女性的良苦用心。
在海德堡，王太太的精明在生前可谓有口皆碑。人说她出身台湾的大户人家，早年来德国求学，不知怎么就爱上了一表人才，性情敦厚，然而却穷光蛋一个的标准小伙儿赫斯。二十多年前，德国人虽说很少不吃苦受穷，但年轻的赫斯碰上了王婉贞，因而早早时来运转，却不能不说是自己的福气。也就难怪他心里有着不解的中国情结，一般说来对中国人都相当好，条件当然是你也不坏。这完全符合德国人的待人和交友之道，因为从性格看，赫斯先生同样是个标准的德国人。
我成为赫斯先生房客的时候，尽管妻子不幸早逝，赫斯先生却仍然是海德堡有产有业的富人之一。他带着一个已在上高中的女儿索菲，按妻子的办法继续经营着自己的饭店，辛苦自然挺辛苦，生意却还是蛮不错，特别是在每年的旅游旺季。单只说海德堡的秋节等节庆期间吧，赫斯带着一帮身着“民族服装”的中国临时工，在店前楼下的街边上现炸现卖春卷，每天收入就超过一万马克。
在自己小小的领地里，在他指挥的五六个饭店员工中，不苟言笑的赫斯先生俨然像位国王，有时显得威严，有时显得仁慈。因此谈起他这个人，我后来在海德堡认识的中国同胞对他可谓毁誉参半。
认为赫斯先生不好的主要说他“抠”，说他给在他店里打工的中国留学人员每小时才付十个马克左右，说他经常调换厨师也是给的工钱不尽如人意之故。对于这样的微词，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几乎所有在国外打过工的人都赌咒发誓，要打工绝不再进中国饭店，因为老板们剥削起自己的同胞来实在心太黑。只不过呢，赫斯先生并非我们的同胞，充其量只是个亲戚。而且据我观察，当时海德堡的中国留学人员，年轻学生也好，一大把年纪的进修人员也好，却是喜欢上他店里打工，有几位甚至与他关系挺好，成了朋友。
记得其中的一位要回国了，赫斯先生不但多付了一点工钱，还来回三小时亲自开车送他到了法兰克福机场。我因为也是他的朋友，便跟车前往送行，有机会在赫斯带领下第一次进入机场大楼外的Besucherterasse，即参观者或送行者专用露天平台，饱览了这排名全球前列的国际大机场的壮观景色，观看了世界各国的大型客机在停机坪上不断起降。
为饱眼福进入露天平台是要买票的，在入口处我想自己也该花费一点，便问赫斯先生：
“Darfichbezahlen？（让我买票好吗？）”
“Wenn Siewollen.（听便吧。）”他随口回答，自然而似乎未加任何考虑，更无丝毫要来争抢的表现，而在我们中国人，却多半会这样做的，特别是他显然比我有钱得多。
总共十马克的票钱由我付了。然而，我的收获却远远超出这点金钱的价值。这件小事，不但让我看出了德国人务实的金钱观乃至交友观，而且，我想也使赫斯先生对我这个中国人一定又多了几分好印象。
我安安静静地，舒舒服服地在涅卡河滨住了一年多，赫斯先生对我这个中国房客十分满意，十分放心。第二年年末，在回国之前，我想应该向海德堡的德国朋友告个别，便决定花钱在“文士阁”办个招待。当我去交房租时顺便告诉赫斯先生我的想法，他脸上带着少有的微笑回答：“放心，我一定为您操办好。”
晚宴被特别安排在“文士阁”高出大堂几个台阶的雅座里。我的导师德博教授、大学副校长迪特里希和外事处处长施耐德博士，都带着夫人准时光临。所有的菜肴酒水全是赫斯安排、搭配，既气派十足又合乎德国客人的口味，同时不多不少。席间交谈融洽，主客尽兴尽欢。赫斯先生还不断亲自前来了解我们的愿望需求，服务格外周到。
客人们散去后，我留下来向赫斯表示感谢，同时掏出准备好的300马克饭钱来付给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却坚持不收，一而再再而三地请他收下仍然如此。没奈何，最后也只好听他的便！
这300马克，和上面讲的那10马克一样，也加深了我对于德国人的金钱观和处世观的了解和感受。
继续讲赫斯先生的故事，我心里真是感到十分难受。简单交代一下吧，据说在往后的一些年，他的饭店便每况愈下，原因主要是再也管理不好他从中国来的那些厨师，而记得最开始的两位大厨，还是曾经在他餐馆打工挣钱的上海进修人员介绍来的。这些人未去时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去了发现工资可能比其他地方少又不懂德语，无法与他沟通交涉，不多久便一走了之，结果他当然十分狼狈。1988年夏天，我去海德堡看他，发现他竟亲自下厨房炒菜，心想这样的中国饭店还开得长么！
赫斯先生的金龙饭店——我已经不好意思叫它的雅号——仍顽强地开着，因为它的口岸太好了，海德堡又总是不缺旅游者，又总是有许多节日要欢庆，而年已不惑的赫斯，又是个脾气倔强固执的德国男人。
大概在90年代初，还是在他的饭店里，我又见到了他，见到了我的房东也可算是朋友的赫斯先生。这次我惊讶地发现他在独居多年之后终于结婚了，而妻子竟是位拖着大堆小孩的土耳其妇女！
首先我要申明：我对在德国的土耳其人丝毫不存偏见，不抱恶感，甚至恰恰相反，他们常常令同为外国人的我觉得亲近。我惊讶的是，不解的是，赫斯先生为什么没再讨个中国妇女来帮助自己开中国饭店，难道他的中国情结完全消失了么？难道他对中国人实在伤透了心么？那一次，我在他店里真叫如坐针毡，面对着沉默寡言的他，面对着他仍未出嫁的女儿，面对着他与我没有什么话好讲的妻子。
告别赫斯一家出来走在海德堡的大街上，我的心里实在是难过。其时正值盛夏，天空中丽日朗朗，白云飘飘，正街上游人熙攘，笑语不断，我却感觉心灰意冷，感觉海德堡已非我曾经无条件无保留地倾心和深爱着的海德堡。
又许多年过去了，赫斯先生和他的家人还有他的中国饭店，现在怎样了呢？每当自己想起和与人谈起海德堡，我都忍不住要问。
德博教授
要不是他亲口告诉我，真难想象温文尔雅的德博教授长时间地当过兵，长时间地蹲过战俘营。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军俘虏营里，他邂逅一位有名的汉学家，从此与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战后，普通德国人开始苦撑苦挨那些饥寒加屈辱的岁月，年满26岁的德博却赶紧进入勉强恢复的慕尼黑大学，成了汉学专业寥寥可数的学生中最年长和最勤奋的一位。
“为取得这个学习资格，我按规定还先做了三个月清除废墟的工作啊。”回忆往事，德博教授不无感慨。他说，正因为潜心于中国文化的学习，潜心于唐诗的研究翻译，他才能比较轻松地克服和度过了当年物质和精神的困厄。
初次见到德博教授是1982年的初夏。其时，古老的大学城海德堡阳光灿烂，繁花似锦，正举行由他发起和主持的“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开幕前，我随冯至老师去对他做礼节性拜访。一踏进他那雅洁而富于个性的办公室，便不由一怔：宽敞的室内不见任何杂乱和多余的陈设，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挂着一幅中国书法，上写着颇见功力的一个斗大“忍”字。再有，就是对面靠墙一列玻璃柜里叠放得整整齐齐的线装书，一色的蓝布封套，令人肃然起敬。
大小会议和交流活动有条不紊地持续了四天。气氛的紧张、热烈，越发显出主持者德博教授的从容大度、文质彬彬，脸上总是带着友善、热情的笑意。难怪冯至先生说：“德博这样的老汉学家一生浸淫在中国文化里，自然便养成了儒雅君子的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