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之四的后半，几乎一半的记载离不开孙家的伯南先生、树人先生。弟兄俩是我父亲的表兄，都古道热肠，为了替我父亲找个饭碗，不知花了多少邮票，磨了多少嘴皮子，结果却弗讨巧。说成功的也有一处，就是那个耗子夹似的农业学校，一踩上机关几乎脱不了身。我父亲当时很不愉快，表现很有些儿浮躁。结果让树人先生作难，系铃解铃，费尽了心思。原来教育界也是无奇不有的。
孙伯南先生是我父亲念草桥时的国文老师，据说在考据学和文字学方面，都有点功底。我父亲学写篆字的兴致，就是他给引起的。他同郭绍虞先生的老太爷是好朋友。我父亲念私塾的时候，常被他牵着去郭家，他跟鹭庼老先生谈天，我父亲就跟比他稍大的绍虞先生在庭院里玩，真个成了总角交。在家乡的老朋友中，没同过学的就郭绍虞先生一个人。
伯南先生是个老实人。他给父亲说了个在杭州的东家，当家庭教师讲国文。问他酬金多少，他回答“眉数”，眉就是八，一月八块大洋。父亲说“为了这几个钱作客他乡，不合算”。伯南先生想倒也是，就说“可以叫他加上英文、算术，合在一起可以得‘弱冠’了”。弱冠是二十，一个月二十块大洋。我父亲说：“人家恐怕不肯吧？”伯南先生想了半天，说：“姑且去说说看。”不知他真个去说了没有，下文自然不会有了。
父亲还跟我讲过一段伯南先生的趣事。草桥中学南边是实验小学，小学南边有个属于草桥中学的球场。球场东边是座衙门，辛亥革命前，是长洲县的衙门。衙门正中间的大厅上，供着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两座牌位。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太后、皇帝相继驾崩，灵堂就设在这里。每天限时限刻，老师要带着学生去哭拜，排着队面对牌位跪下，叩了头还得哭出声来，掉不掉眼泪随便，“嗄嗄嗄”的哭声可一定得有，时间好像不短，反正听从赞礼的。有个顽皮的同学正好排在伯南先生后边，闲得没事干，悄悄地把他的两只鞋抽脱了，还轻轻地搔他的脚底。伯南先生没处躲，只得提高嗓门“嗄嗄嗄”。回到学校，伯南先生把那同学叫到房里，好像脚底还在痒痒，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呀，”他说，“连轻重也勿得知。我那时不死劲忍住，你的小命也得赔上。不要在同学中逞能了，欺侮老实人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走吧。”
孙家两位老伯很可能把我父亲看作阿斗：大家替他着急，他自己倒全不在意。他们可能忘了，我父亲也会加减乘除的。当时有几种刊物愿意登载我父亲的小说，一般千字两元。如那篇《穷愁》，就得稿酬“眉数”。十天写一篇，腾出时间来正好自学。我父亲早就写信给正在念北大的颉刚先生，请他代订一个自学计划。在我的印象中（当然是后来的，那时我还没有出世），顾先生喜欢给人出主意，订的计划必然庞大。如今在父亲的日记和书信中，又证实了他年轻时候就如此，计划分经史子集，都选出若干必读的本子，甚至把哪一天，在什么时候，读哪一本的某些篇章，都规定好了。父亲在日记上也记下他的执行情况，头几天果然一点儿不落，渐渐地就保不住了；除了责备自己，还加上些客观原因。客观原因总是层出不穷，责备自己的话翻来覆去地却也厌烦了。只好把计划搁在一边，自己想读什么就读什么吧。可惜了顾先生的一番苦心和好意。
我父亲开始写文言小说，就在离开言子庙的前后，一连写了二十多篇。我在一九八六年开始编《叶圣陶集》第一卷时才读第一遍，好像看到父亲一边在模仿，一边在试探。有模仿《聊斋志异》的，林琴南译述的欧美短篇的，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的，也有模仿当时所谓社会新闻的；试探着摸清各种刊物之不同要求：看样子都颇为自得。后来看了父亲的日记，才知道他内心的矛盾。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说：“晨起绝早，餐已，握管作小说，以之售去亦可以得微资。文而至于卖，格卑已极。矧今之稗官，类皆浅陋荒唐之作。吾亦追随其后径相效颦，真无赖之尤哉。”第二天又说：“既而续撰昨之小说，信口开河，唯意所之。村头巷角，有手击小竹自为节拍而口唱歌词以娱人者，其词皆临时杂凑，初无丘壑，余之小说乃仿佛类之，亦可笑也。”在十一月十三日给颉刚先生的信中，他说：“吾今弄些零用，还必勉强写几句。然我却也自定宗旨：不作言情体，不打诳语……总之，吾有一言誓之君前曰，我决非愿为文丐者也。”难怪他一进尚公即戛然而止，不再写文言小说了。
郭绍虞先生给我父亲介绍过两回教席，这是头一回。他在尚公学校教高小语文，进步书局请他去当总编辑。他跟尚公的校长说，他的课得由叶某接下去教，才能让他放心离去。校长居然答应了，那是一九一五年四月初的事。尚公学校是商务印书馆办的实验小学，就在商务的印刷厂东南角上，操场课堂都很宽敞，尤其难得的，凡是商务出版的书籍挂图，制造的标本仪器，尚公都有一份。所谓实验大致有两层意思，一是试用本馆的各种教学用品，最主要的是教科书。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检字法，正式使用之前也在尚公试验过。二是实验国外传进来的教学主张和方法，如远足参观旅行，举办游艺会、恳亲会和成绩展览，让学生自己管理图书馆以及商店银行。还出版一种不定期刊物《尚公记》，让教职员交流经验和心得。我父亲在尚公不足一年，好像为以后在甪直五高开展教学改革做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