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料得到，一块黄豆大小的胆结石几乎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胆囊结石其实是常见病，患者自己不一定感觉到，即使发作了需要剖腹，也不算大手术。可是我父亲耽搁太久了，等到透视，只观察到胆囊周围一片模糊。医生不得不打开肚子来看了，当场决定下一刀该如何下手。怎么会耽搁成这样呢？由于病发正在旅途中，由于我父亲一向不肯给别人添麻烦。而且在这一点上，我又早已养成了跟父亲相同的习惯。结果呢？结果却给不知多少人，平添了数不清的麻烦。
五月底，统战部组织人大、政协的在京常委去四川参观，年纪特大的可以带陪同。名单上有我父亲，也有我。我并非常委，分明要我照料父亲的旅途生活。父亲有我陪伴，自然愿意去。“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次参观，去四川看了规模宏大的三线建设；在十年浩劫中，听说去过的地方无一幸免，都遭到了怎样怎样的破坏，老人家放心不下，有机会自然得去看看。五月廿七午前登车。参观团二十来人，几乎都相熟。随行的工作人员，包括医生和记者，数目相当。共挂了两节软卧车厢，宽舒之极；每间二人，父亲和我被安排在一间里。下午，老人家感到腹痛，在肚脐右上方，而且越来越痛。他只对我说稍有点儿不舒服，还不许我声张，免得惊动大家。老人家躺了一会儿，说痛已渐渐减轻，大致不妨事，勉强喝了一点儿稀的就回房解衣而睡了。前几天给《文艺报》赶了篇约稿，又帮至诚改了两场戏，显然累了，躺下就着。早上五点醒来，说肚子不觉得痛了，不再当作一回事。
为照顾老年人，参观日程安排得很宽松，休息的时候多。父亲每一处都去了，总见得勉强，打不起精神来。他有个自己量体温的习惯，这一天腋下老在36.5度上下，比平日高出了半度，老人家以为是感冒的前兆，叫我冲银翘解毒冲剂给他喝，不管用。省里的医生带了心电图机来，给几位老年人做了检查，说都没有问题。在省会成都和西北各县转悠了十来天，六月十二晨登上火车，当晚到重庆。参观的安排跟在成都相仿，父亲也都去了。六月廿一离开重庆，在朝天门码头上的轮船，那一百几十级石阶，是由两位随行人员左右架着走下去的。父亲依旧贪看沿途江景，可受不住江风，总是在栏杆边站了一小会儿就躲进舱内。二十二日午睡起来，船已过宜昌。两日来，父亲的体温比平日高出一度有余。老人家说不能再秘而不宣了，我才把随团的女医生请进了舱。她先给注射了庆大霉素和柴胡针剂，再问有什么不舒服。我父亲说他多年的习惯，每天大便两次，前天上船以后还未便过，所以胃胀腹痛。医生给了两片“果导”，交代在入睡前吞服。半夜后三点，父亲叫我扶他上厕所，果然排出了一些，第二天又注射庆大霉素。下午三点，轮船靠上了汉口码头，老人家才下床，撑着雨伞下船，直奔指定的汽车，四十分钟后到达武昌东湖边一座讲究的宾馆。那是六月二十三日。
武昌医院的医生在宾馆等着了，从我父亲的耳朵上取了血样回去化验，一会儿就打电话来说，白血球增加不多，意思说身体各部分并无发炎的征兆。随团医生听了我父亲的胸部，说不像是肺炎，为了证实，要我父亲去医院透视。老人家说觉得很累，免了吧。第二天夜里吃了消化药和藿香正气丸，肚子里稍觉松动，睡得颇好。在六月二十五的日记上，父亲只写了两行字：“晨起时量体温，36.2，希望从此退净，不再反复。如厕，虽未甚畅，而排出一部分，亦较可自慰。”以后中断了一百一十七天，在日记本上画了条波形曲线，下一行是：“以下病后补记。另有两册病院中之简记，大部为兀真所书，小部系至美补充。”如今我把《病后补记》抄录在下面：
“六月廿五下午登京汉车，余上车即卧。六月廿六下午到京，到家即卧。夜间痛大作，无法忍受，六月廿七日入首都医院，自此住院一百有余日。无时无家属在旁陪侍。每日上午至美轮班，下午则兀真。至于夜间，在前段则为两人为一班，至善、至诚、永和、兆言、薛明五人每夜两人值班。及兆言、薛明南归，则至善、至诚、永和轮流值班。
“七月七日动手术，自胆中取出一颗结石，大如黄豆。此后复有咯血之灾，一日而止。来访者不能全记，友情可感。
“十月九日自首都医院回家。回家后仍如在医院然，大部分时间休卧，一切生活琐事皆由他人代为料理。舒适胜于在医院中。来访者虽不多，皆极殷切。平伯来，佩弦夫人陈竹隐特从清华来，尤可感。书信颇积，无法一一回复，只得缓日再说。
“以上十月二十日补记。以后日记，拟取最简单之方式，聊云不废此事而已。”
这段“补记”简单得可以，叫我不得不作些注解，添几句说明。病院中的“简记”两本是学生用的练习本，没规定的格式，记病情记治疗，也记别的琐事。字迹潦草，都用的钢笔，薛明也偶尔记上了一两句。他的《射虎口》写得了，来北京听听我父亲的意见；看我父亲如此狼狈地回家来，第二天上午，由急救车接进了医院，就自告奋勇参加夜间值班，好赶着和我谈他的戏。兆言是至诚去信唤来的，正好凑他在准备高考，两人南归的时候，我父亲已出了危险期。永和是我打电话去汉中唤回来的。满子没参加值班，她得在家里做好后勤，回答探问的电话，接待登门探问的诸亲友好。首都医院就是曾改名反帝的协和医院。
进院的第一天，父亲眼球已经发黄，体温超过三十九度。医生的注意点集中在肝和胆上，透视所得前边已说过，知道病发已有些日子了；白血球并不明显增多，说是老年人生理反应已趋迟钝。用了冰袋，注射了两种抗生素，没能使体温降下来。医院通知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和教育部办公室，两方面都来了领导人，听了汇报，指示全力抢救。各科的专家们，还有几位从别的医院请来的，又进行了会诊，会诊的结果我在前边也已说过。开刀是外科的事，外科专家、北京医院的副院长吴蔚然答应亲自主刀。我父亲已周身发黄，经过几天高烧，筋疲力尽，思路仍旧清晰。吴蔚然医生跟我父亲耐心地说了治疗方案，老人家全部同意。第二个轮到我了，护士长按惯例送来了家属同意手术的志愿书。其实只要签个名就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添上了一句话，写完一看，十二个字错了六个，只好涂上六个墨团重写。这是句什么话呢？当晚就想不起来了。真个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
七月七日上午动的手术，取出胆石一小块，在前边也已说过。父亲八点过送进手术室，半身麻醉，十一点半才送回病房。神志清醒，处于兴奋状态。伤口痛，血压过低，输血，注射了止痛针，服用了安眠药方能入睡。后来听说，手术中曾因血压突然下降而进行过抢救。又听说，胆囊肿胀已经穿孔，胆汁自孔内泄出，使周围的肝脏局部发炎，甚至糜烂；胆囊粘连在肝脏上，无法割除。取出胆石后，把胆囊内清理干净，扎住胆管，不让它再担当贮存和调节胆汁的功能，让它逐渐纤维化而留在体内；肝脏的修复，靠注射抗生素和提高患者的再生本能。我听到的已尽在于此，记录未必准确，只能大致表明这次手术的意向，请读者诸君切勿当作医案看待。肝脏受损太甚，使我父亲食欲全无，每顿喝不下两匙汤，维持体温还远远不够，哪儿谈得到再生本能的提高呢？医生采用了鼻饲的办法，把一根又细又软的硅胶管，一头从鼻孔塞到喉咙口，让患者一口咽进胃里。老人家很配合，一次成功，还说并不觉得有根管子留在食道里。鼻孔外边的那半段硅胶管，在小电泵带动的两个偏心轮之间穿过，接到盛营养液的瓶子里。电门一开，两个偏心轮相对转动，就源源不断地通过硅胶管，把营养液缓缓压进患者的胃里。这日本玩意儿，设计思想还真有点儿巧妙。
营养液想来是营养师按医生的意向配制的，不外乎牛奶鸡蛋，牛肉汁鸡汤，淀粉糖类，水果蔬菜汁，加上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医生还嫌不够，把医院里剩着的几剂Vivonex用上了。这是美国的新产品，供宇航员使用的，是经过各种消化酶处理过的营养液，国内的市面上还没有供应。卫生部请准了外汇，直接向美国的公司购买，约定班次，让晓风兄和兀真去飞机场取货，至少取过两回吧。Vivonex冷冻包装，密封在一个特制的冰盒里，捧到医院就送进冷藏库。我没见过，不知一盒有多少剂。这样的特殊化真有点儿过了头。这句话，当时确曾在我脑袋里闪过，现在又觉得非记下来不可。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鼻饲用的那根日本硅胶管有个最大的优点，它又细又软，插在喉咙和食道里，毫不妨碍食物在口腔中咀嚼和通过喉头下咽；只要小电泵开着，患者即使睡着了，营养液的输送一秒也不中断。连续灌输了一个星期，父亲的精神见长，食欲也稍稍开了，每顿能吃一小块饼干或蛋糕，后来可以坐在床上由兀真喂小半碗面片了。这届高考出的语文试题有点儿新意，老人家听我说了挺兴奋，说待出了院，要写篇小文章叫一声好。医生们经过会诊，说外科的任务可以算结束了，以后的着重点是恢复，是疗养，把我父亲交给了内科。病房不需搬动，主治医生换成了十年前就结识的黄席珍。那是八月廿一。
黄医生来查房，征求我父亲对治疗和护理的意见。老人家说都很满意，只有一个要求，是否可以不再喷雾，喉咙口呛得不太舒服。黄医生说，喷雾就为给喉咙口一点儿刺激，引起咳嗽，把留在气管里的痰吐出来。她叫我父亲张大嘴，检查了一遍又说：“没问题，喉咙口也没多少痰，还是咳出来的好，积多了可能引起肺炎。过些日子下了床，就不用喷雾了，再忍耐一两个星期吧。我扶您下床走两步试试。”老人家一手扶着她，一手扶着至美，两脚才落地就嚷嚷不成，脚底下好像踩着棉花。什么都得从头学起，试了几天，居然能移步了，一直到月底，身体好像已恢复正常，能够到窗口坐一会儿了，只是没有精神看书。大家说再过半个月就可以回家了。
九月四日晚上，轮着永和值班。政协发来《叶塞尼亚》的电影票，我去看了。没看到一半，银幕旁边映出一条通知：“叶至善委员速去医院。”我立刻出了会场，骑上车就直奔病房。那间病房里只留着两个护士，和永和一同在换沾满鲜血的被单。险情似已过去，医生们都在会议室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父亲脸色刷白，奄奄一息，闭着眼睛，显然失血过多，可能还把自己吓着了。这时我才知道，父亲入睡前例行喷雾，才咳出少许痰，忽大呛几声，连连喷出大口的血，鲜红的血点子直喷到脚后的粉墙上。医生们全赶来了，护士推来了临危急救的小药柜，又是止血，又是止呛，又是维持血压，又是预防感染。至诚和兀真也赶来了，跟值班医生护士一同守到天明。病因是呛破了气管。夜里还咳过两次，痰中还带血。总的趋势是往好处发展。四天以后不再见血，饮食也逐渐增加。父亲遭了这一大挫折，脾气越发急躁，好在医生护士都像家里人一个样，知道防范和化解。
十月九日上午回家，父亲的生活，应该说是一家人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如果不是旅途耽搁，很可能就没有这次大病，也许能自然践约“活上一百岁”，不用跟许多老人那样，挨过偃蹇的植物人的阶段。可是也用不着懊恼，父亲自己已于十一年前填过一首《蝶恋花》，下半阕说：“七十余年似电火。往事思量，倘许重来过。想入非非宁复可？明年花岂去年朵。”往事是没法重来过的，即使重来，也满不是当事人所巴望的那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