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十月廿三，伯昕先生和志成先生两个约定了来看我父亲。我记不起他们上一回一同造访是哪一年了，分明有公事。果不其然，他们说民进跟其他民主党派一个样，停止活动已十年有余。明年春天，五届全国人大和五届全国政协将同时召开，代表和委员的人选，要各党派跟各方面共同协商。两位都说十年来变化极大，却大家不见面，对会员们的情况，他们也知之甚少，只好从访问调查做起。我父亲知之更少，按理说只能做被调查的对象。他们倒说是来汇报的，脸上还带着歉意的笑。我父亲看着听着，总觉得有些儿异样；后来才知道他们已经跟统战部商量过了，要把我父亲安排进民进中央的领导班子。
各级人大、政协，包括各党派、团体，看来大致一个样，开会做准备的第一要务是起草“报告”；逢到“换届”，得添一项，就是协商与会的人员和会后的领导班子。我没有看过《会议筹备须知》这一类小册子，只是由经验得之。两个“五届”都是十年浩劫之后的头一次大会，非同小可，在协商名单方面，自然得多花些工夫。二十四年前，协商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时候，我父亲说他已由江苏省推举为全国人大代表，不必再在政协占个名额了，这个意见被采纳了。这一回我父亲的姓名又出现在两个推荐名单上，老人家又提出了同样请求。伯昕先生来劝说了：列上名单，正因为目前有这样的需要；请叶老勉为其难，无非多开几个会。我父亲一向怕开会，伯昕先生早就知道。老人家说：“开会去坐坐也难，人家看见我出席了，其实我看也没看清楚，听也没听清楚：眼镜不管用，助听器也不管用，在大庭广众中只听得一片嗡嗡，要把这小匣子凑到你嘴边，才能听清你说的话，在会场上比不用还糟。”伯昕先生说：“周建老新买了个日本货，听说很得用。下回见着他问问。再说，开会也不一定都去。有什么重要报告，我会托志成、纪元来跟叶老转达的。”说到了这个份儿上，我父亲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一九七七年岁余转眼过去，新年不同于春节，来客不多。二日上午，晓风兄来跟我父亲闲谈，他自干校回来，年年如此。我父亲已经掐准了，见了面就要托他起个稿子，还说清楚只是偶或相烦，并非经常。稿子中要说的，他老人家近日来已经跟好几位朋友谈过，都说“四人帮”逃不脱党纪的处分，这是肯定的。把他们永远开除出党固然大快人心，可是他们还犯着国法呢，还得组织人民法庭予以公审，按罪行的轻重分别判以徒刑或死刑。晓风兄听我父亲说完，要求再说一遍，好让他用笔记下一些来。老人家说还得自己再考虑考虑，写下几条来，过几天给他寄去，烦他排比贯串，写成个发言稿。十一日上午，晓风兄把稿子送了来，写得条理清楚，语言顺达，我父亲大为满意。在那天的日记上挂了一笔：“询其费时若干，云止二小时，且尚应付其他杂事。此子心敏手快，视前益进，真可慰也。”三月二日，在人大江苏组的小组会上，我父亲根据晓风兄整理的稿子做了发言。
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二月廿六开幕，三月五日闭幕。政协委员列席人大会议的整个过程，因而会议提前两天开幕，推后两天闭幕。在两个会议的预备会上，我父亲都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三月三日，新华社的摄影记者约我和父亲，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内大厅拍了张照片，发给了各报社，说明是一同参加政协的叶某父子俩；好像没说父亲属民进组，儿子属新闻出版组。在照片上，我做搀扶父亲状。后来两会分别投票选举，我父亲成了人大常委，又成了政协常委。在会场上，尤其在政协的会场上，我父亲见到了好几位多年不见的老熟人。巴金先生，五年前父亲在上海受“四人帮”爪牙的阻挠，没能见上一面，这一回在休息室里碰见了，想不到已经满头白发。可是看得出来，难以忍受的长期折磨并没把他的精神压垮。一时说不成连串的话，是由于兴奋过了头，他眉间嘴边，仍带着坦诚的微笑。父亲去年送给巴金先生的诗的开头说：“诵君文，莫记篇；交不浅，五十年。平时未必常晤叙，十年契阔心怅然。”“十年”是个成数，一九六六年后，巴金先生就没有到过北京，多少契阔的老朋友还在怅望着他呢。等大会闭了幕，他搬到前门饭店住了一个星期，由小林陪着，一家挨一家登门造访。看望我父亲是十日上午，他捧着一小坛二十年陈的绍兴，诚心诚意为送酒来的。说了十来分钟话，在走廊上迎着阳光摄了张纪念照，巴金先生就告辞了。他做好计划，一个上午还得赶两家。
姚雪垠先生送来了才出厂的《李自成》第二卷。父亲和我在付排前读过原稿，新书到手，就寄给了至诚。在信上父亲跟他说，这第二卷中的某某几段，颇适合改编为京剧或地方戏，要他挑定一段，向团里提出建议，如果能通过，就请求让他到北京来编。这是年初的话，居然成为事实。至诚挑选的是红娘子劫牢救出李信，一同投奔李自成一段，就取名《红娘子》。等到两会闭幕，至诚就回家来了，还带来了一个薛明。他仍在给无锡县锡剧团编戏，也挑选了一段，取名《射虎口》，是个类似《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他想跟着至诚，一同去见见《李自成》的作者。至诚的戏共六场，看提纲安排得大体可以；薛明的也还可以，却有个基本缺点，锡剧是旦角当行，演武打戏非但难以发挥，观众还可能不接受。三月廿四下午，我领着他们两个去请教雪垠先生。推进门去，有位胖子正讲得眉飞色舞，经雪垠先生介绍，才知道是电影名编剧李准先生。我介绍了至诚和薛明，幸而没打断李准先生的兴致，他接着说他的剧本，就是后来崔嵬主演的那一部。虽然前半部没听见，我们三个已十分满足，雪垠先生也满脸堆笑。等到李准先生告辞走了，我先简要地跟雪垠先生说了至诚他们造访的意图，接着说时间已经不早，改日再让他们来征求意见吧。四月五日，至诚已写完第一场，薛明还没动手，动身回南方去了。他走之前去见了雪垠先生没有呢？我不知下文，也忘了打听。那时候还不知道，改编而不先征得作者同意，是个侵犯了知识产权的问题。
四月十日，新华社打电话来，说要请我父亲给国内记者训练班讲一次文风。我自作主张，代父亲答应了。父亲常说文风问题得从《人民日报》抓起，如今新华社找上门来，他怎能拒绝呢？电话挂断，我跟父亲说了。父亲说应该答应，讲之前总得做些准备，又得好几夜睡不稳。十多年没讲课了，两三个小时，不知还能不能讲下来。讲过还不算完，还得送记录稿来要求校阅……老人家是实话实说，他手上正有一篇记录稿：只因为在一次座谈会上做了三十分钟的即席发言，谈的也是文风。改了两天实在改不下去，只好另起炉灶。这样的苦恼别人不知道，我是清清楚楚的，包括老人家的健康情况。听我说已经答应，父亲并没责怪我。去新华社作讲是廿一日下午。前一天晚上喝酒，父亲跟我和至诚商量该说些什么。上午写提纲，列了不相连贯的八个小题目，十一点才写毕。下午两点半，新华社领导乘车来接，我们兄弟俩一同跟了去，准三点开讲，还好，听讲的才一百来人。中间休息了一刻钟，五点半讲毕，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席间，主人向我父亲把提纲要了去。
后续的校阅任务自五月初开始，先是对外部发往国外的一篇稿子，主要报道我父亲跟青年记者谈了一次话，讲了些什么。父亲看了叫我修改一遍，得注意三条原则：他说过的话，稿子中没提的，不用补充；稿子中提到了，而记得脱头落襻的，需加以补足；起稿者顺手添加进去的一些套话空话，一律删掉。我改完了，父亲仔细看了一遍，又做了几处改动，叫我打电话让他们来取。又过了十天，新华社才把讲话的记录稿送来，说准备在内部通讯上发表。稿子整理得不错，不用多改动，叫我喜出望外。动笔的似乎是同乡，听得清我父亲的口音；又有我父亲自己写的提纲作依据，所以能有如此的成绩。父亲听我这样说，叫我再看一遍，他手头正忙，就不看了。我凭回忆，改正了几处小错。不想我掉以轻心，竟放过了常识方面的一处大错。在后边，我会向读者诸君做坦白交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