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父亲长长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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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

查父亲初到北平的日记,头十天中最兴奋最热闹的,自然得数三月廿五下午,聚集大家一同去西郊,欢迎中共中央迁到北平,见着了毛泽东等各位领导人。此外的集体活动,或全体或部分,应邀出席各方面各层次的欢迎会或宴会,有的还带看戏,子夜方得归来。公务性的活动是参加文协等三个全国性团体的座谈会或筹备会,谈倒不是非谈不可,一坐总得四个小时左右。个别活动的时间就不多了,无非是访旧友,逛大街,吃小馆子。有一回几人相约在附近小酌,提到了佩弦先生,父亲悲从中来,大哭了一场,竟不知所云,醒来已躺在饭店自己的房间里。伤心加之疲累,克制不住,难免一触即发。

真个巧得很,翻到第十一天,三月廿九上午,“胡绳已自石家庄来,今日来访,渠在中宣部,将与余辈共谋教科书之工作”。当晚“七时半,至华北局出席教育问题的会议。……谈两点:一为下学期教科书的供应问题。决赶快组织一编审机构。……回寓已十二时,连夕迟睡,颇觉难支”。一连五天,日记上未提到下文。直到四月四日才记着,上午“与少数友人集会,筹备组成教育座谈会……又谈及编审委员会之事,此会专治教科书,余辈之本位工作即在此矣”。到这时候,我父亲似乎才明白过来,开政协大会之外,他还另有任务。五日夜得空跟胡绳和云彬、彬然三位先生谈了一次。七日夜胡绳就来传达,教科书编审会暂属华北人民政府(开国后属中央人民政府);我父亲为主任委员,他和建人先生为副主任委员。

四月十一的日记上又有一条:“昨日与柳湜、胡绳、彬然谈办一种类似《中学生》之杂志,以应目前青年界之需。此事他们三位甚感兴趣,而芷芬亦然,以为可由开明出资。……谈及主编之人选,共谓各人有事,兼顾必致两失……因思及超构。今晨与超构谈起,承渠应允。今时人事变动至多,不能作长久之计……出版之期定于五月四日。今年为五四三十周年,又当华北解放之际,自不宜放过此大有意义之日子。”父亲实做他的“篑土为山宁肯后”,撂在开明的那副担子,一头是中小学课本,一头是《中学生》杂志,又双双挑上了肩膀。日记上还记着,开各种名目的会,花的时间太多,老是欠困也受不了;等“立国规模”共谋定了,总会有所改变的吧。回怀夏楼,得过几年再说了。

五月三日,“《进步青年》已印成,大家观玩,甚觉有味”。《发刊辞》《迎接五四》《与在校青年谈话》等三篇文章,仍是我父亲见缝插针挤出来的,校样是我父亲母亲熬夜看的。超构先生并非食言,他忙着准备南下,去才被渡江部队攻下的南京,专等上海解放,好马上接收申、新各报。临行前,我父亲“托其带《进步青年》之纸型一副,俟上海解放即付开明在上海重版”。九月一日,《进步青年》出至第五期,与《中学生》合并在上海编辑印行,才跟我父亲脱掉了干系。我父亲恐怕没觉察到,肩膀上那根扁担的倾斜率发生了些许变化,因为在这一头的箩筐里,已经增加了分量至大的砝码。此乃前话,得把日记翻回去看。

六月十一,“齐燕铭来访,言十五日始,开新政协筹备会,余被推为筹备员之一。余于此等事实非所习,参加时亦不过默然听之,因告以能免为佳。彼又言开会之次数不多,不必推辞云云”。筹备会本身也得筹备,所以第二天,参加筹备的人先按所代表的方面分小组开会,宣布筹备会自十五日开始,先后需开全体大会五次,所有决议交秘书处执行,正式大会将在两个月后召开。“晚膳后,筹备代表共至中南海。会场在勤政殿……此会全名‘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八时许开幕,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陈嘉庚七人依次讲话,皆不甚长,作用同于序文。”十六日三时,“参加第二次大会,李济深主席。讨论新政协筹备会条例,大体照草案通过。并推出常务委员二十一人”。十九日三时半开第三次大会,“通过以后正式参加会议之参加单位凡四十有五……又加特别邀请之一单位,以容纳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等人,俟常委会及各小组工作完成后,再行召开大会”。我父亲被分派在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的小组。

七月五日晚饭后,全体乘车至怀仁堂开第四次大会。“缘纪念‘七七’,新政协筹备会将发一宣言,表明我国之立场。此稿已由常委会通过,周恩来即据此而为说明,以齐各方之意见”。在这一段日子里,文代会、教代会都在筹备,都规模空前。为协商出席新政协的代表,时间非抓紧不可。我父亲不善于推托,开了这个会又赶那个会,在他的日记上,为了分辨哪个是哪个,我真费了不少眼力。九月十七日下午,在勤政殿开政协筹备会闭幕大会,“通过各小组所拟政协组织法、政府组织法及共同纲领,即可提交将来之正式会议。又通过大会主席团名单”。这一段新政协的筹备始末,是我从父亲三个月头绪纷繁的日记中归理出来的,采用了摘抄的办法。因为不在父亲跟前,我没法穿插些自己的亲见亲闻,结果像流水账似的,看来是失败了。九月廿一人民政协开幕,十月一日开国大典,那十一天,还是请读者诸君劳神,看《北游日记》片断之二的最后六面吧,我父亲写得才热闹呢。

在这九个月里,我们收到母亲的信比父亲的多,也比较详细。从信中我们知道,两老在六国饭店住了一个多月,大军过江后,于四月廿五搬到东四二条教科书编审会办公室暂住;到八月廿八才搬到东四八条的一座四合院。那一天的日记上父亲记着:“余家居北屋三间,为全屋之精华,与其他房屋均不能比,因而显见其特殊。余往日之不欲居此,即以是故。地板,前后玻璃窗,有洗浴室,盖上等之家屋也。”云彬先生家、彬然先生家住的东屋和西屋,使我父亲心里更不舒畅。到北平不久,母亲在信上说通过组织,与至诚已联系上了,在江北某地。已命他等上海一解放,立即给我写信。也是一封密信,怎么措辞的我记不得了,既着眼于保密,这段话大可不提。上海解放,我们家在苏州河北,比河南晚解放一天。我一天一封,一连写了两封信,详详细细给两老做了报告。母亲来信大大夸奖,说给上海去的朋友们传观了,有人甚至说看了如身历其境。真有那么好吗?我说让我自己再看看,母亲回信说不知传到谁手里了,找不着了。

上海一解放,至诚果然就来信了,说是紧跟着先头部队过的江。蒋匪军逃得真快,连夜不停地追也没追上,绕到了松江才把他们截在上海了。现在驻在松江城东的一个军营里,单位叫松江文工团,进不进上海得听候上级的命令。我想他不能来,我去看他总是可以的。开明的几位年轻旧同事本来跟他要好,同我乘火车一起去了松江。文工团原来是部队编制,生活穿着都跟士兵一个样。战士家里来了人,团长、指导员都热情招待。这样的场面,如今在电视屏幕上看得有点儿熟汤气了,可是在那时,我握着的真个是火热的手,接过的茶缸里真个是新泡的茶。听他们笑着说着:过了江一直走了两天两夜,一边走一边打瞌睡,耳朵里只听得:“跟上,跟上。”说完了夜行军,又兴冲冲地说,他们正赶排自己编的大型舞剧《江南农民大翻身》,配合土改。要我们多住几天,帮他们提提意见。我们婉谢了。

我去至诚的宿舍看了看,问他的被子怎么会变得如此之薄。他说背着太沉,过江前披成了两半。我说那一半送给同志了吧。他笑了笑算是回答,叫我回家别跟满姐姐说。我说:“满子早以为你把铺盖全扔了呢。”过些天,他请假回了一天家,满子赶着给他做喜欢吃的,哪有工夫问这些。我带着他在北四川路上逛了逛。我说:“你路边上站一站,等我去买根棒冰你吃。”他说:“不行,我们不准边走路边吃东西。”我说:“那么去咖啡馆里吃冰激凌。”他又说:“不行,哪有穿了军装进咖啡馆的!”没想到散漫惯了的好兄弟,居然也有被治住的这一天。他告诉我那个大型舞剧彻底失败了,贫下中农不赏识,说“你们又不是哑巴,为啥光比画不开口!”他根据土改宣传提纲,用江南方言写的歌辞《啥人养活啥人》却大出风头,唱遍了半个苏松常、杭嘉湖地区,给土改的动员阶段造了声势,后来获得文化部和文联颁发的群众歌曲二等奖。这倒是应该记一笔的。我们叶家得奖的,他是头一个。远在北平的两老知道了当然高兴,尤其是母亲。我还把这支歌编进了《开明少年》。

才解放的那一阵,不少热血青年离开了上海:有的参加了南下工作队,跟着先头部队去接收新解放的城市;有的去了北平,新建的许多行政机构都缺少人手。开明的各个部门都有走的,编辑部走了两位,校对科走空了。挽留是不作兴的,哪能拖后腿呢?握别的时候还得脸上堆笑。六月底边,母亲来信说,王先生回上海处理先前的住所,叫我去上海大厦找她。母亲说的是周建老的夫人王蕴如,我从小唤她“王先生”。她和杨之华阿姨同住一个房间,二位见了我都说:“你怎么还不去北平呀?”语气那个亲切,好像怪我老不去她们家串门似的;又好像说,我只要到了北平,什么都好办。我说现在还去不成。开明已经派人去北平商量了,到时候再说吧。至美在中学里教英文,还没有接到下学期的聘书。既然已经失业,她想带女儿北上去父母身边,向王先生说明了情况。王先生说,“那就跟我一同走吧。”七月六日,至美带着宁宁就跟王先生动身了。同行的还有一位朱文叔先生。他是中华的老编辑,把老伴、女儿都撂在上海,孤身一人投奔革命,去华北教科书编审会工作,住东四八条那座四合院的后院。

大约拖到年底,开明的经理室才做出逐步迁京的决定。叔湘先生早就该北上的,他已接受了清华大学的聘书,为了赶完我父亲托给他的两部高中国文课本,他已经向清华请了半年假。清华那边又来催了。而文言读本在挑选课文方面,遇到了一些先前没考虑到的新问题,叔湘先生认为,必须到北京跟我父亲当面商量之后,方可决定是否再往下编。清华和开明,双方如何兼顾,也得他到了北京才能解决。他们家决定二月廿一动身。我托吕师母把三午先带到北京,好不耽误春季入学。其余五人,从八十五岁祖母到两岁半的小沫,都是四月十四到的北京。母亲和至美到车站来接,说父亲昨夜又发低烧。好在他心里一高兴,烧就退了。在日记上他说:“我母尚清健,一别一年余,今始会合,大可安慰。”又记着“如今只至诚一个在南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