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书店有个同人组织，叫明社。当然不是工会性质的，形式有点儿像大家庭。起劲的是一部分比较活跃的年轻人，逢到一些全社性的活动，连总经理范老太公也参加，像这个大家庭里的老长辈。明社是抗战期间办起来的。大约是彬然先生他们羡慕生活书店的业余生活，提出了这么个设想，加强团结和进步，范老太公和雪山先生都说可以。雪山师母弄勿清爽，说到“开明”则冠以“呃啊”（我们家的），说到“明社”则冠以“伊拉”（他们的），泾渭分明。说不定雪山先生在家里这样说惯了，他对明社似乎不怎么热心。到了上海，发动过一次全社讨论：明社到底是工会还是俱乐部？起劲发言的仍旧是少数年轻人，结论是按目前的情况看，只能说是“同人组织”，只有做到哪里是哪里了。大家推我父亲作一首《明社社歌》。他以出版界传颂的，也是开明同人引以自豪的《开明风》作题目，写了歌词，说开明“好处在稳重，所惜太从容；处常绰有余，应变有时穷”。回顾二十年来，在屡次关键时刻，或因决策失误，或因行动迟缓，遭到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今后怎么样呢？“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解放思想，开拓进取”，这一类现在听着耳熟的短语，那时尚未诞生。父亲用的是“加强阵容”、“增进事功”，后四个字在当时就见得有点儿生辣了。最后以“我们要创造新的开明风”作结尾。父亲把歌词寄给了小提琴家马思聪先生，请他谱曲子。没出十天，曲子谱得了。明社歌咏组练了两回，唱起来居然像个样子。父亲听了很得意。
开明创建二十周年纪念的庆祝活动，年前在重庆就开始筹备了。重头是出版一本文史方面的论文集。论文得请有名望的学者写，因而动手最早，应邀的学者共九位。我父亲为这本论文集写了序，说纪念创建十周年，开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十年》，作品都是特地邀请当代的作家写的，也为了纪念新文学运动成长，开明在这方面出过一些力。他接着说，这一回以学术论文集来纪念创建二十周年，却因为抗战以来，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学报和学术论文集刊很少见到了。想提个醒，大家来改变这个现象。还说明了这本论文集只限于文史，因为开明出版的书多数属于这两个方面。序文恐怕也只好这样写，我父亲不会不明白，大局不定，一切美好的愿望都是画饼。
开明是一九二六年八月间开的张，二十周年庆祝会却是十月十日开的，凑“国庆节”大家放假，是个技术上的理由。父亲在那天的日记开头说：“今日为国庆，实无可庆。和平谈判濒于破裂，内战之局扩及数省，国趋于殖民之地，民处于困绝之境，复何可庆者。唯我店以此日纪念二十周年，则不无欢慰之意。”对庆祝会却记得很略，如发言，只挨次记下了发言的有谁，没记他们说了些什么。我依稀记得先是范老太公和雪村先生，分别对开明这十年来，在内地和上海的经营做了简要的报告。来宾马叙伦、吴觉农、沈雁冰三位先生讲了话，“皆就开明之作风为言，颇不同于寻常的颂祷”。最使开明同人受到鼓舞的是沈雁冰先生的话，他说：“斗争需要一些人赤膊上阵，也需要一些人有点保护色，不要赤膊上阵。斗争不赤膊上阵也可以。”看来我父亲也同意，在三日夜作的《题开明二十周年纪念碑》中间那八句是：“开明夙有风，思不出其位；朴实而无华，求进勿欲锐。但愿文教敷，遑顾心力瘁？此风永发扬，厥绩宜炳蔚。”跟茅盾先生说的不是一致吗？那天在会上，我父亲代表全体同人致了答谢，又以“有所爱，有所恨，有所为，有所不为”，请大家共勉。
第二天十一日，开明全体同人带着家眷去无锡旅游。这次一日豪华游，以明社的名义举行，规模空前，也是绝后的。我那时是社员推选出来的总干事，襄理卢芷芬兄代表经理室，两人于八日先去了一趟无锡，把游船和餐馆都定妥了，都是第一流的。父亲的日记上有篇流水账，我不再啰唆了。晚餐后从无锡回来，我父亲母亲在苏州下车，进城夜访母亲的表妹计圣南；第二天早上见到了相别九年有余的硕丈，就是母亲的三姑夫计硕民老先生，我的长胡子公公。父亲和母亲去青石弄看了看故居，又到葑门外看了看母亲的二姑母胡铮子先生墓，是她做主，成全了我父亲和母亲的婚姻。在这位月老的墓前，他们俩一定会想起亲逾骨肉的吴天然。她在一九四〇年春节中病逝了。我们在乐山被炸后，她赶织了一大包毛线衣托人带给我们，支持我们过冬。没想到毛线衣还在路上，我们就再也见不到她了。父亲和母亲这一回过苏州只逗留了一天，日记也蜻蜓点水似的。因而我给好久没提到的母亲娘家的几位，作了这段小小的注。
父亲题丁聪兄的《现象图》，请他再画那半边儿，陕北和敌后根据地。这本是国统区人民的普遍愿望，法西斯反动统治越暴虐，人民越是急不可待地希望得到来自那半边儿的生活信息。在有些群众集会上竟扭起秧歌来了。文协那时偶尔办售票的文艺欣赏会，票价很便宜，与二轮影院相仿。售票是为了剧场小，容不下太多的观众。我父亲常被拉去当主持人。因为是公开的，节目没有过多的刺激性，文艺档次可不低。电影明星唱几支歌是少不了的，有诗人和名演员、剧作者的朗诵，也许碰巧，遇上马思聪拉他自己作的《思乡曲》，配上戴爱莲的舞蹈。有一回压轴，竟是陕北来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原汁原味，演员是欧阳山尊和李丽莲两位。那掌声，差点儿没掀掉屋顶。我们明社的歌咏组只在内部或新书业的集会上演出，也唱过“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白毛女》开头的“北风那个吹”。末一场“太阳出来了”更带劲儿，我们也练过，只是中间有变调，没有点儿基本训练的人唱起来容易走调：我们不敢拿出来。
正因为对那半边来的生活信息视如珍宝，我父亲代表开明接受了全国木刻协会委托，编印了《抗战八年木刻选集》。七月十一那天，陈烟桥、李桦两位来找我父亲，说他们协会将在“九一八”开展览会，展示木刻历年来的进程，希望选出一百幅来印成画册，以便流通。父亲听说展览品中一半来自陕北和各根据地，另一半则大多反映蒋管区沦陷区的痛苦生活，就回答说大致可以接受，两天后给回音。父亲当然愿意接受，说“大致可以”，因为他没编过画册，没有经验；开明也只在头两年出过几本子恺先生的画册，不知如今还有没有这个能力。父亲送两位客人到楼梯口才回转身来，整个编辑部已经开了锅，都说这样及时的稿子送上门来，非接受不可，要尽可能讲究，材料挑最好的，技术用最新的。只求“便于流动”，气派未免太小了，要成为珍藏本，要推向国外。大家七嘴八舌，信息接二连三从四楼流向在二楼的出版部。开明一向没有美编室和设计科，所有抽象的设想都由出版部化为具体的要求，由主任唐锡光先生分配给有实力承接的几家工厂，随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促使他们通力合作，精益求精。
七月廿三，木刻协会交来第一批画稿；九月十五，开明就送去了第一批画册。我父亲在日记上说：“今日一编入手，尚称可观，为之欣慰。”这可是成功的喜悦呀！从陈李两位来开明接洽数起，整整两个月。两个月来，我父亲为这本画册花了多少心思，做了多少工作，日记上连个大致也没记全，比如写序文，他就漏记了。我决非自夸，这本《抗战八年木刻选集》在当时，不论形式和内容，都是首屈一指的。在这本画册中：沦陷区一片凄惨景象，敌人烧杀掳掠，人民颠沛流离；蒋管区贫穷，饥荒，强迫劳役，抓壮丁。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则是一片兴旺景象：生产，学习，选举，练兵，歼敌，斗争地主老财，政府和人民之间、军队和人民之间，到处是和谐一致的祥和气氛。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不就在那一边吗？那天陈列在展览会上，真可以说：“得其所哉”。父亲没有跟去。我想也是不去为好，去了肯定会受到热忱感谢，把大家的劳动成果都归在他的名下，他一时难以分说，岂不尴尬。
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是十月十九日下午，在辣飞大戏院举行的。大戏院其实不大，布置朴素庄严。台中央挂先生的巨幅画像，两侧挂先生的语录。我抱了一大沓《抗战八年木刻选集》去出售，因为木刻运动是在鲁迅先生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画册的封面题签又集的先生的手迹。才一会儿，场子里坐满了人，连过道里也挤满了，我只好退到门口。大家都注意台上来了哪几位。邵力子、沈钧儒、周恩来三位发了言，没到散场都走了，可见时局的紧迫：国民党拿下了张家口，是不是就要单方面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呢？共产党将如何应付呢？周恩来的发言悲壮沉着，显然胸有成竹，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其他党派和所谓社会贤达，倾向共产党的居多数，可还不能掉以轻心呀！纪念会安排得肃穆而不呆板，以唱缅怀先生的颂歌开端，发言之后，还放了十年前摄制的先生的葬礼纪录片。详情请读者看我父亲的日记。第二天上午，还有数百人到虹桥路万国公墓，去先生的墓前举行扫奠。我父亲在两次集会上都讲了话。头一天的发言，他自己在三天以后做了整理，发表在周建人先生主编的《新文化》半月刊上，题目是《相濡以沫》。
中共代表团自六月起，直到撤出上海为止，每月下旬，都邀我父亲和少数文化界人士便宴，主和客一般坐满两桌，或借郭沫若寓，或就在思南路称作“周公馆”的办事处，为的通报军事形势和国共谈判的进程。周恩来如果在上海，他一定亲自出面。在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的第二天，周恩来和第三方面人士到南京才两个小时，蒋介石乘机飞向台湾，表示已无意于谈判；十一月半，宣布召开“伪国大”。周恩来发表谈话，声明共方不承认“伪国大”，不日将返回延安。我父亲再见着周恩来，是在一九四九年，已经和平解放的北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