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接受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的聘书，任专门委员，是一九四〇年五月间的事。武大去年那张为期两年的续聘书，失效期按说尚在十五个月之后。也许老是粥少僧多吧，对受聘的人好像并无约束。教育科学馆这个名词，当时还很生疏，顾名思义是改进教育的研究机关，馆长由教育厅厅长郭有守自己兼。去年八月在成都的讲习会上，父亲见过他几面，官气还不太多，好像急于想做出点成绩来的样子；乐山遭炸的第二天赶回来，汽车还是他亲自派人去弄到的。这回把我父亲请进研究所，他托了两个朋友来劝驾。一位就是顾颉刚先生，颉刚先生在成都主持齐鲁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工作。还有一位叫人猜不着，却是把我父亲拉进武大的陈通伯先生。
颉刚先生在信上对我父亲说：郭公那个科学馆看来忙不到哪儿去的，无非帮他出点主意，编几本书，给他的教育厅撑撑场面。到了成都，你我两个正好有商有量，花他四年工夫，编一部扎扎实实的《中国文学史》出来。顾先生这样的雄心壮志，我父亲好像不曾有过，也许就是被他代定的那个庞大细密的自学计划给吓倒的。信上触动我父亲心境的，倒是“有商有量”这四个字。跨进大学的门槛有一年多了，怎么还没碰到一位有商有量的同道呢？当时担心一个人离群索居，无处商量；而今苦闷如此，还真个应了“为薪水耳”的自嘲。何不趁此机会，提前离开算了。陈通伯先生是当面谈的，倒也直截了当。他说大学国文系竟摒弃白话文，简直不像话，他也没料到武大的守旧势力会顽固到如此地步。他觉得很抱歉，老想给我父亲找个合适的去处。郭公待人是不会错的，就是少个帮他出出主意的人。他很称赞开明的书呢，好像他夫人也是搞文艺的……我父亲说，那再好没有了，换个环境试试吧。
直到七月中旬，父亲花了一个星期才看完考卷，连同三个班学生的分数单交到了注册组，两个学年的大学教员生活才算结束。廿一日应郭有守之招，乘了十个小时木炭汽车方到成都，住陕西街开明驻蓉办事处。第二天知道郭在老西门外茶店子省政府，就一早乘洋车去等着。等了一个半小时，郭才来。说要主持厅务会议，下午他来看我父亲。下午等到四点半，郭到开明办事处来了，拿着一束将要付排的《中等教育季刊》的稿件，让我父亲看；又说约了几位馆员，谈谈国文教育成绩不佳的症结所在，以谋改进；可是今晚上还有别的会，明天去他家里吃了晚饭再细谈。说完就走了。父亲看了他拿来的稿子，大多内容贫乏不得要领。第二天五时半，父亲到华西坝郭宅，副馆长汤茂如和三个馆员已先在。饭后七嘴八舌谈了一会儿，都说教育欲谋改进如理乱丝。两位馆长说，且让我父亲拟个计划书，再大家一起商量；又叫我父亲不必天天到馆，暂时住在乐山一样可以工作。父亲听不懂他们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也许是当了专门委员，上不上班是两可的。
去年乐山被炸，父亲恰好在成都；廿四日成都第二次被炸，父亲却碰上了，也在正午以后。警报一解除，父亲立即写了一张明信片投邮，向我母亲报平安。廿六晨又写了封信给我母亲，说他还不能立刻回乐山：一是要去乡间看看颉刚夫妇；二是佩弦家在成都，联大一放暑假他就回来，正好见上一面。发了信，父亲乘洋车到崇义桥，换乘鸡公车经乡间小道到了那个研究所。颉刚先生两年不见，头发已白了一半；顾师母久病在身，瘦得不成样子。所里正在编廿四史索引和辞典，顾先生的计划总是层出不穷，两个老朋友谈了三个晚上也没谈完。白天，顾先生要办公会友，父亲找间清静的屋子，把改进国文教育的计划拟成了。三十日回成都，父亲去馆里把计划面交汤副馆长。汤看了说可行，又让我父亲起草一份六年一贯制的国文课程标准，并指定一位馆员当我父亲的助手。
八月二日，父亲接到朱师母复信，说佩弦明后日即可到家。父亲又写了一明信片给朱先生，请他务必约个日子见一面。五日中午前，朱先生果然来开明办事处了，带着夫人。父亲问他：“才四年不见面，怎么瘦了？”朱先生说：“犯了胃病，在昆明不常喝酒，见了酒就不免过量。上一回见面，还是去苏州看你的新屋！”父亲说：“可不，连头搭尾才四天，你就醉了四回。”朱先生说：“那时候还不识愁滋味，如今是为遣新愁。”父亲说：“今天是例外，你我见面不容易，还不该高兴高兴？”朱先生说：“就可惜今天有点儿扫兴，下午得陪竹隐去看个朋友。竹隐甘愿受罚，请大家吃真正的‘吴抄手’。有话明天再细细谈吧。”于是把雪舟先生也拉上，去东顺城街那一家吃了顿面点。
第二天下午雪舟先生做东请吃晚饭，朱师母没来。朱先生说他酒是不能多喝了，精神还可以。联大还维持着清华的老规矩，教师每隔四年可以进修一年。父亲想了想说，这就对了，朱先生从欧洲赶回上海结婚，已经是九年前的事了，因而问起新夫人还唱不唱昆曲。朱先生说一结婚就忙着生孩子，哪有工夫排练，仍旧是一出《琴挑》。父亲问联大有没有人拍曲子的。朱先生说都一个人在外头，有时候闷得慌，跟打桥牌比，拍曲子的不算多，他也愿意打桥牌。父亲问他这长长的一年假期可有什么打算。朱先生说如果有合适的题目，就写些零星的文章。父亲说国文课一向注重讲解，好像忘记了帮助学生训练自己阅读的能力。这个看法如果不错，两个人商量商量，写他一二十篇文章，把阅读教学的目的和训练方法，跟中学教师们讲讲清楚。朱先生想了一会儿说：一般教师恐怕还不曾想到，讲解课文和阅读教学并不是一回事；还有略读，跟呆板的讲解差得更远了；又说过两天再见个面，商量出个头绪来，好分头动笔。父亲却说他离开乐山已经半个月，非得回家去看看不可了，有什么想法就写信商量吧；至迟在年底之前，他还得到成都来应个差，信上要是说不畅，到那时还可以长谈。
父亲第二天就搭木船，顺岷江回乐山。在成都的半个月中，最快意的就数这一回跟朱先生畅谈。两个朋友书信稿件从此往来不断，有时为了改定一个字，你来我往琢磨达四次之多。到年底前去成都，第一本《精读指导举隅》已接近完工；第二年又接着写《略读指导举隅》。两本书都作为四川省教育厅的《国文教学丛书》，由商务出版，前头都印着郭有守署名的丛书总序。这篇官样文章是我父亲代笔的，按惯例没收在《叶圣陶集》中。我只借这件事，表明父亲在那个科学馆里的处境，并无任何别的意思。
一九八三年三月，父亲翻阅自己四十年以前的日记，翻到其中三个星期的一段，感到特别有趣，就抄下来加了个标题，《成都近县视学日记》，还老眼昏花写了篇小记，编进了纪念册《我与四川》。记得父亲在科学馆那时还有个兼差，是省教育厅国文督导员，本来是挂名而已，父亲却把虚衔当成了实职，这就非出去跑一圈不可了。他自己选定了成都西北方的四个县。临走只跟馆里说了一声，没请厅里下个通知。或乘洋车，或乘鸡公车，听说哪儿有学校就往哪儿闯，颇有点儿私行察访的劲头，却并非故意的。各个学校都毫无准备，突然来了个下江口音的老先生，有手足无措的，有应付自如的。我父亲只是听老师上两三节国文课，看十来册学生的作文本。在小记中，他特地写了一段：说他这样的调查实在不高明，应该多花点儿时间，从接触学生入手，看他们是否真有所得。也许自民国之初我父亲当小学教员以来，国文科虽然改成了语文科，视学的主要内容直到八十年代末，仍然没跳出听课和阅卷这两大项，八十九岁的老人家期待得有点儿不耐烦了。从成都回到乐山后，我父亲写了篇三千来字的视学报告，寄给了郭馆长，下文就没有了，在馆内也没有印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