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一点多，大家又按原来的位置坐下来继续谈，仍由德田球一同志回答他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德田同志讲：“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现在日本刚刚投降，原有的政治机构、社会秩序全部打乱了，盟军军队刚开始进入本土，一切新的机制还没有建立，全国处于战败国的混乱之中，现在谈今后的发展趋势为时尚早，肯定会有一个较长的时期，进行各个方面的恢复、建设、改革和发展，而这又与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是紧密相连的，因此我把当前国际形势中，有关影响各国社会发展的几个方面，提出我的看法和意见。”
他一气讲了两个来小时，讲得非常全面深刻透彻，袁甦忱感到茅塞顿开。特别是德田同志讲到了一些过去不知道的国际大事，比如，全世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形成，以苏联为核心的东欧七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德国、朝鲜、越南都分为两半，由美国和苏联分别接管，等等。
德田球一同志讲过之后，副总书记志贺义雄又介绍了说，日共党中央已做出决定，将在12月1日召开全日本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主要内容是分析新的形势，制定新的纲领，建立新的领导机构，确定下一步的任务、路线和方针。
下午四点半左右，他们告别离开，德田球一等五位领导同志，都下楼送出大门外，这时德田同志提议照张合影留作纪念，志贺义雄立即将摄影师找来，八个人横站一排，连拍了两次，并说洗好后给他们每人一张。可惜，由于回去后马上进入回国准备，他们竟忘了找他们要照片，这件事成为袁甦忱的一个终生遗憾。
11月21日，他们返回住地，立即召开支委会将情况进行了汇报。大家经过讨论，做出三项决定：一，由于进行了经济清算，大家得到了应有的报酬，每个党员应交纳一定的党费上交给日本共产党中央；二，邀请日共党员杨春松同志来住地，向全体人员做一次当前形势报告；三，向日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送一面锦旗。
党员们听完传达后，都积极响应，共计交纳党费1800多元，其中拿出100多元到中川边町，制作了一面很大的锦旗。支部还给日共党中央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汇报了中共海外流亡支部的组建情况，信中提出邀请杨春松同志来此一趟。11月27日，支部派张玉山和杨子明两人将党费、锦旗、信件，送到了东京日共中央本部。
但万没有想到第二天，劳工们就接到12月1日回国的通知。
（六）
回国前，海外流亡支部召开了最后一次支委会，研究了几项工作：一，立即召回在外地的流散人员；二，抓紧清理个人携带的回国物资；三，将经济保管委员会保存的钱，全部分发给个人；四，研究24个骨灰盒的携带办法。每位死者有2000日元抚恤金，连同骨灰盒，要妥善交由死者的同乡、亲友、熟人带回国，交给死者亲属；五，准备路上吃的东西，确定每个人带一天的熟食，每个中队带三天的粮食；六，做好“海外流亡支部”的收尾工作。支委会研究一致认为，经过一年多的秘密组织，现即将回国，大家一定要严肃、认真做好收尾工作。支部给每位成员写一份“鉴定”和一份“组织介绍信”。确定由组织委员杨子明同志设计鉴定表格。为慎重起见，决定到中川边刻一枚“中共海外流亡支部支委会”公章和一个“支书袁甦忱”的私章，每份鉴定和介绍信都加盖图章。油印的鉴定表、介绍信及刻的公私章，到11月28日全部准备好。
海外流亡支部从建立到结束虽然仅有一年多时间，没有更多显赫的业绩，但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在没有条件得到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在恶劣的异国环境中建立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和政治自觉，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生命力。
1945年12月1日，劳工们上午八点多就全体到达了中川边火车站。杨春松代表日本共产党中央前来为劳工支部全体成员以及全体劳工送行，中川边町的群众也都来送行，由于大家在该地已经住了半年，有些熟悉的日本朋友很自然地前来握手告别。中川边町町长在欢送辞中说，过去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损失，我们日本人民今后决不再走这条路，中日两国是近邻，我们要世代友好下去，你们在日本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我代表日本人民向你们赔礼，祝你们回国一路顺风，早日与家人团聚。
杨春松同志随大家一起上了火车，又把大家送出一站。火车下一站到了，杨春松才起身下车，袁甦忱他们全体200多人都在车厢里起立，鼓掌对他表示欢送。火车走出很远，还看到他挥手告别的身影。
回国后，袁甦忱、商庆祥、杨子明等劳工支部的主要成员，到冀中军区政治部集体汇报各自被俘、被掳到日本做苦工、建立支部以及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况。
1945年12月15日下午，冀中24团在接待宴请袁甦忱、商庆祥、杨子明一顿中午饭后，就将他们三人介绍到分区交通站，由农民兼任的地方交通员，按交通网的路线把他们直接送到冀中十分区所在地牛驼镇。17日上午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接见了他们，对他们被俘送去日本做苦工表示同情和慰问，对回到自己部队表示欢迎，叫他们先好好休息几天再说。
12月20日，商庆祥回了家，袁甦忱和杨子明就先向分区政治部有关领导同志进行了口头汇报。对被押送日本做工的情况，成立中共海外流亡支部的过程，以及到日本投降后进行的一系列的政治活动，都做了详细说明，同时把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的名片，日共中央收到党支部交纳党费后的收据，以及流亡支部委员会的公章等，都交给了领导机关。
政治部韩副主任对此非常重视，并说这一情况涉及一些重大组织原则问题，绝不是一个小小的分区政治部所能解决的，说不定还要经过八路军总部、军委或党中央来审查。他建议袁甦忱他们写一份正式书面材料，越详细越好，并将他们上交的物品和材料一并交到冀中军区党委。
从21日起，袁甦忱和杨子明就坐在房东的土炕上，以小饭桌为写字台，开始写汇报材料了，因为杨子明同志原来当过报社编辑，文字功底深，写文章又快又好，材料基本由他执笔，大约用了十天时间写完了第一稿，这时他们急切希望商庆祥赶快来到，以便集体讨论修改。
又过了一段时间，政治部首长又找他们谈话，中心意思是说，对他们写的汇报材料已经看完，但对此事的最后结论，还必须上报军委，对有些过程也要作进一步的调查证实，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解决的问题。因此领导上考虑，先给他们分配工作，这对个人及革命工作都有好处，如愿在冀中军区工作，表示欢迎；愿意回原单位冀南军区去，可以负责介绍，请他们自己好好考虑。两人都愿意回原单位去。
年底，袁甦忱途经冀中军区司令部回冀南军区，在河北任丘县城里，居然见到了北京西苑战俘收容所认识的韩冰大姐，她已经回到原单位恢复了工作。韩冰见了袁甦忱非常亲切，还叫他副股长呢。袁甦忱向她说明了情况，两人相对而笑。
袁甦忱回到原单位开始几个月都是帮助工作，或临时性外出工作。1946年10月，调他到新兵营去当营长，但他那时还没有恢复党籍，不能参加营党委会，虽然派去的营教导员比他年纪轻资历浅，对他很尊重，但不能参加党委工作，他心里总是有些别扭。
1947年春，冀南军区组建新的独五旅，组织上调袁甦忱到独五旅司令部作战科任副科长，并口头通知他说，五分区政治部已对他的被俘问题做出结论，决定恢复党籍。听到这一消息，袁甦忱一扫回国后这段时间的郁闷之情，立即投入了极为紧张的战斗生活。
直到1947年2月份，在一次紧张的战斗空隙，袁甦忱收到了从后方送来的一大包文件和信函，当中有一份《关于恢复袁甦忱同志党籍的决定》油印材料：
袁甦忱同志被俘后，在敌人审讯时化名金文华，并以很多假情况哄骗敌人，未暴露真实身份，政治上表现是好的。出国后，曾担任伙夫班长和中队长等职，但群众反映不坏，抗日胜利前后，曾积极组织过一些进步组织，如“流亡支部”“俘虏联合会”等。领导群众进行了一些斗争，表现是好的。回国后，很快返回原部参加工作并积极要求恢复党籍，这说明袁甦忱同志的组织观念较强，阶级立场是坚定的，调查材料与本人交代的问题基本上是一致的，故认为问题已经弄清，被俘问题应作为历史问题看待，同意原冀南五分区党委的结论意见：恢复党籍，被俘期间计算党龄军龄。
袁甦忱含着激动的热泪，将材料反复看了无数遍，直至痛哭失声。
节选自《一腔无声血》，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