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袁甦忱看到一位工友腋下夹着一个纸包，那张包东西的纸引起了袁甦忱的极大兴趣，那是一张日本最有名气的报纸——《朝日新闻》，上面刊载着一些战争近况，袁甦忱如获至宝，饭都不吃就仔细地看了起来。他虽不懂日语，但日文中有不少汉字，大体上能看懂内容。袁甦忱从这张报纸上看到，1944年6月，联军在德国北部登陆，形成了对德国的夹击之势，减轻了东部苏联的负担。苏联军队从1943年由被动转为主动，由防守转为反攻。由此看出，苏德战争不久就会结束，希特勒就要灭亡了。
袁甦忱看过后非常激动，好像在黑夜里看到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亮光。当晚，他将在屋里休息的人员召集一起，大声向大家宣布：“我今天向大家报告个好消息……”是的，德国灭亡，日本就快完蛋了，到那时我们就是胜利者了，就有回国和家人团圆的希望了。袁甦忱提议今后大家都要注意收集日本人的报纸，偷偷拿回来，以了解当前形势。
1945年6月，劳工们结束了长崎的工程，乘坐窄轨火车，经一夜时间来到了日本岐阜县的中川边，开始了新的工程。原来分住三地互不联系的三个中队，集中住到了一起，这样大大方便了支部领导和统一行动。
到了新的地方，支部秘密召开了一次支委会，主要内容是研究当时的形势任务。那时没有条件也不允许作文字记录，大家都把情况记在脑海里，会议决定了几个问题：一，要坚定胜利的信念。国际形势对我国抗日战争很有利，意大利已经灭亡，德国法西斯也于上月投降，希特勒已经自杀，只剩下一个小日本，失败的命运不可避免。因此党员要振作起来，随时迎接胜利的到来；二，支部党员要有随时应付突发事件的思想准备，预防敌人狗急跳墙，拿我们开刀或者集体屠杀，必要时要组织暴动，万一遇到这种情况，流亡支部的党员都要起带头作用，决不能畏缩不前；三，随时准备迎接国际反日联盟的到来，到时要根据实际，给予支持或设法破坏敌人的防范，必要时可设法集体投向盟军；四，随时注意原国民党被俘人员和原伪军缴枪人员的思想动态，严防他们阴谋活动。要团结他们的进步派，争取教育他们的中间派，打击孤立他们的顽固派；五，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24周年纪念日，可以搞秘密庆祝。
到了“七一”这天，袁甦忱同二中队的一名党小组长，一起来到东面山坡上一棵小松树下面，秘密进行了庆祝仪式，他俩肩并肩地面向中国延安方向行了三个鞠躬礼，然后举起右手，向伟大的共产党、英明的领袖毛主席宣誓表示了决心：虽然与党失去了联系，脱离了党的直接领导，但决不会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无论多么艰难困苦，都要遵守党的规定，勇往直前，决不后退。最后，两人用低小的声音合唱了《国际歌》。
没有对党的无比忠诚，哪有这样虔诚的行为。
（四）
1945年8月15日，炊事班和往常一样提前起床，为大家准备早餐，七时左右按时开饭，白班上工，晚班回来休息睡觉。下午一点半左右，上晚班的人还在休息，突然被一阵很大的嘈杂声惊醒。原来是一中队工地上的人全都回来了，紧接着二三中队的人员也陆续回来了，这是到日本做工以来没有出现过的事。袁甦忱问他们为什么回来，大家都说不知道，只说日本工头突然叫他们回来。
下午，在中川边作业所做杂工的人也陆续返回，其中有个人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一个认识的小孩，跑过来把双手向上举过头顶，嘴里重复着“马改大，马改大”的声音。下午四点多钟，最后一个在中川边工头家干零活的人回来了，他向大家叙述了比较完整的情况。他说早晨一上工，就看到各家都在擦拭收音机，说是中午有重要新闻。果然，十一点五十左右，所有家庭人员都跪在收音机下面等等候，十二点广播正式开始。收听的人表情先是尊敬，既而转为惊愕，后来是悲伤，最后竟有人哭了起来。日本一定出了大事。
这时有人提出，日本小孩重复说的“马改大”是什么意思呢？于是跑去问一位姓苗的翻译“马改大”作何解释，苗翻译说是“失败、缴械、投降”的意思。这一下，大家才开始从这方面去想，但仍然想不通，因为没有听到盟军登上日本国的消息，怎么日本就投降了呢？
袁甦忱立即带着几个人，以领取东西的名义，沿着公路向中川边走去。走出大约一半的路程，就看到两辆小汽车开过来，车里坐着作业所一个名叫钱坂三郎的日本人，此人是个中国通。老远大家就喊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挥着手说：“日本已经投降苏联了，你们很快就可以回家了，赶快回去告诉大家，都欢喜欢喜吧！”
捂着的盖子，一下揭开了，原来真是日本投降了！
欢呼！欢呼！欢呼！
天地都被狂欢呼吼淹没，估计两三公里外的中川边町都会听到。
在大家狂欢之际，袁甦忱找来大队长和各中队长，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家的意见是立即召开一次支部委员会，但是支委会是秘密组织，只好先召开行政扩大会，把各中队长、炊事班长和几位活跃人物都找来，苗翻译和日本人钱坂也参加。
大家的心情很不平静，讨论问题也不集中，有的人提出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比如立即派人去接管中川边的政权，要砸烂作业所，要去兵营接收武器等等。后来经过一番争论和研究，确定首先做两件事，一是召开一个庆祝大会，二是与作业所交涉改善生活问题。
那天半夜，为大家准备好了夜餐，这是到日本后他们第一次吃上纯白面的面条。
1945年8月16日，天高云淡，惠风和畅。走出屋门，首先看到住地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院子东头的土台上，已经搭好了一座20多平方米的宽大台子，外面用苇席围好，里面挂上绛紫色的幕布，在席棚的正上方，挂着一幅七八米长的红色横幅，写着“热烈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大会”14个方块大字。
九点大会正式开始，各中队整队入场。庆祝大会由一中队长苍欣书主持，大队长、中队长、炊事班长，都请到主席台上就座。
会议第一项是全体肃立，面向祖国，向全国抗日将士、祖国人民和家乡亲人行三鞠躬礼。第二项是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默哀三分钟。第三项是请大队长商庆祥讲话。第四项是请金文华（袁甦忱）班长报告二次世界大战的经过。
袁甦忱过去担任过政治指导员，对二战的起因和经过知道一些，但已被俘两年，再没有听过报告、看过文件，所以心里没有底，不知该讲些什么。再加上心情激动，思绪一直不能集中起来，只用一张小纸片写了个简要提纲，心想讲到哪里就算哪里吧。他小跑着走向台前，面向大家开始讲：“难友们！同胞们！从昨天下午开始，我同大家一样，心情非常兴奋，无限激动，没有办法平静下来，大家要我讲讲二战的经过，真不知应该从何说起，现在请大家看看这次大会的会标，什么是法西斯……”
袁甦忱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虽然讲得有些乱，但对整个战争大体经过都讲了出来，得到长时间热烈鼓掌。
会议最后一项是唱歌，他们想找一首合适的歌曲来表达劳工的心情，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唱《大刀进行曲》。
会议结束后开始游行。虽然衣服不华丽，但大家步伐整齐、士气高昂、口号响亮。这支特殊的游行队伍走遍了中川边町所有的大街小巷，与那些精神萎靡不振、低头耷脑的日本人形成了鲜明对照。
8月16日晚上，袁甦忱抓紧时机召开了一次支委会，正式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眼下的工作。大家认为现在日本已经战败投降，所有的工程会全部停止，劳工们再不会做工，日本人也不敢再管理大家，但不会很快把大家送回国去，这就要大家自己来管理自己。支部的中心任务是帮助大队领导出点子、想办法，使大家平平安安度过这一时期，千万不能再死人，大家团结一致，争取早日安全回国。
一方面是解决实际问题，改善大家的生活，如吃饭、穿衣、清算工资等大家关心的问题。二是想法多组织些活动，如文化娱乐、体育游戏等。三是要进行思想教育，提高民族自尊心。
劳工们再也不用吃糠了，主食完全改为大米、白面，还增加了肉食，基本上一周吃一头猪，一月吃一头牛，住处不远有个养鱼池，大家还经常去抓鱼吃。每人领了一套日本军人穿的粗呢子服，还领了一双新胶鞋和一两双线袜。每个人都领到了工资。大队成立了文化补习班，编成初小和高小两个学习班，文化程度高的教文化低的人，学语文和算术两门课，会唱歌的人还教大家唱歌。
劳工们办起了《新闻简报》，派人每天到作业所去要报纸，再找几个文化高的人将日文报纸登载的消息翻译过来，用墙报的形式进行公布、报道。为了丰富文化生活，他们向作业所要了几副麻将和象棋，后来又安装了篮球架，找来了一架手摇留声机和唱片。
到10月中旬，报纸上公布了《国共重庆会谈纪要》和《双十协定》，大家又进行了一次座谈。当时有人提出给重庆政府发个电报，应该让国府早日知道这里的情况，于是很快写了个电报稿，大意如下：
中国重庆中央联合政府：
我们原为抗日军人，在战争中不幸被俘，后押送来日本国做苦工，已年半有余，现日已投降，做工停止，但长期无人过问，前途无望。从报纸上获悉，国共两党已举行谈判，为和平建国大业达成协议，闻之欣喜万分，诚致贺意，并恳请政府速来联系，望早日回国与家人团聚，是为至盼。
日本国岐阜县中川边町300名华俘劳工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五日
这个电报稿交到了中川边町的电报局，也不知日本是否给发出去了，也不知中央政府有没有收到。
日本投降了，大家无事可干，可以随便行动，但当时日本实行“配给制”，对食品控制很严，全国都不准卖吃的东西，下饭馆必须自带食物。劳工们也不会说日语，有组织、有计划外出的活动还是很困难，特别是中日两国人民在外形上没有多大区别，单人或少数人乘车、住宿、吃饭等都有很多麻烦。后来有的人外出时就用白布条写上“我是中国人”，别在衣服上，这样上火车不用买票。后来他们还到镇上的小店刻印了一些“青天白日”帽徽，钉在帽子上以证明身份，于是方便多了。
袁甦忱在这段时间外出过三次。第一次是坐一夜火车，去看望了老师国桐梧，他是第一批从北京西苑战俘收容所押送来日本做工的。因为都是从西苑收容所来的，很多人都认识。当晚，他与国桐梧老师睡在一起，共同讨论中国战后的发展形势，他俩都估计还要打一场内战。
第二次外出，袁甦忱是去找一位被俘的红军老干部。有天他们队外出回来的人告诉他，今天去的那个队里有一位被俘的老红军，是冀南六分区的一位部长。袁甦忱原来在冀南六分区司令部工作过一段时间，团以上干部大都认识，因此他就下决心去看望他一下。他很快见到那位老同志，他叫周仕霖，四川人，早年参加红四方面军，被俘前确实是冀南六分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是在袁甦忱离开六分区之后调过去的，所以他们没见过面，但说起话来感到特别亲切。晚上他们俩睡在一起，几乎谈了一个通宵。袁甦忱把组织流亡支部的事，也向周仕霖做了汇报。
还有一次外出，袁甦忱去拜访了那位在长野县做工时企图炸毁日本发电厂的李强，袁甦忱十分仰慕他，他因组织暴动未成而被捕，成为政治犯被投入监狱，直到日本投降才获释。李强中等身材，因长期被关在监狱，脸色有些苍白，对袁甦忱的拜望多次表示感谢。看样子，他确实是一位意志坚强、爱憎分明、不怕牺牲的革命青年。
袁甦忱还花35日元在商店里买了一块表，戴了一二十天后出了一点小毛病，就拿到中川边町的一家修表店去修。店主十分客气，看他是中国劳工，马上停止给别人修的表先给他修。当袁甦忱拿出钱给他手工费时，没想到他不但不要钱，而且还找出一块手表和一块怀表送给了他，并用一张纸写了“中日友好，永不战争”八个汉字，并落上他的名字作为纪念。看来，日本广大国民也恨透了军国主义，不想被拖进战争的泥潭。
（五）
在劳工们急盼回国的日子里，支委会派大队长商庆祥去了一趟东京。他到东京后，虽然找到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但大使馆早就关门了，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头。商庆祥由于没有带粮食，在东京没吃的没住的，饿了两天饭回来了。
袁甦忱于是决定亲自去东京试一试，看能不能联系到中国政府方面的人。他和作业所的日本头头很熟，就向一个头头表达了想去东京玩几天的想法。那个头头给他写了一张纸条，让在东京的朋友给他安排住处，另外还派了一个日本人当向导，背着一袋大米和他一起去。要出发时，三中队的炊事班长贺小敏听说去东京，也让袁甦忱带他同去。于是，三个人一起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