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选择了您那篇响彻全球的讲演 I Have A Dream 作朗读教材，一人独处，向隅放声。那时我刚“毅然”放弃学舌数年的美音，独尊英音，模仿起King's English。可是，冥冥中我却情不自禁地改用美国口音读您的“梦”。《我有一个梦》，那种节奏只能发自一片广袤无垠的土地，只能发自一堵宽厚仁爱的胸膛。我哪里是在练习英文朗诵，分明是在感同身受着一个自由之魂的附体！血液中都荡起您那梦的节奏，连声音也觉得洪亮起来。
仅仅出自对一个伟人的景仰，只顾声情并茂地练习着美国口音，却对您的业绩不求甚解，甚至以为您离我们很远。
1996年明媚的秋天里，我来到奥运百年庆典后的亚特兰大城。眩惑于目的是奥运余晖，振聋发聩的是“亚城是南方的首都、南方崛起的象征”，耳熟能详的是佐治亚的骄傲——前总统卡特与盛名不衰的才女玛格丽特·米切尔和她的《飘》。独独忘了，这里也是您的故乡。
那个周日，我置身于一座庄严而堂皇的黑人教堂里，是少数几个肤色不黑的客人之一。一时间感到天昏地暗，只看到黑暗中一双双眼睛在炯炯发亮。这里几乎没有色彩，只有黑与白的对比。
那黑人牧师在铿锵有力、声似洪钟地布道，满堂的教友在他的魅力感召下如醉如痴地与牧师对答，那一波波山呼海啸的声浪此起彼落、高潮迭起。这时我注意到，这些佐治亚白人庄园里黑奴的后代们衣冠楚楚、表情神圣，举手投足，都透着尊严与高贵。他们不再是赤身裸体、镣铐加身的非洲苦力，他们是神采飞扬的上帝的选民。我知道，为了他们的今天，您流尽了最后一滴热血。
我有一个梦，梦想着终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土山冈上，昔日奴隶的儿子们和奴隶主的儿子们能像兄弟一样围桌而坐……
您的梦尚未完全实现，但是，我在这昔日黑奴的故乡看到了博爱的太阳冉冉升起。
在众口一声的赞美诗 Glory To His Name 合唱中，一位粉衣瘦高黑人老媪款步进入教堂，场上气氛顿时更为热烈。一定是位VIP，我猜。一经探问，方知她是您的遗孀。一个与您有着活生生联系的人蹀躞而至，分明带来了您活的气息。人们开始欢呼，像是在欢呼基督的复活。她的出现突然提醒我：或许您离我们并不遥远。可我竟然不知道您的生卒年月。
这个时代太容易教人患健忘症。我似乎觉得您是一个世纪前的人，您领导的那些黑人罢工、示威、民权、非暴力运动似乎是遥远的传说了。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世事板荡，还是因为光阴如白驹过隙，或者压根儿是我心已麻木的缘故。
却原来您生于1929年，仅仅长我三十一岁，正是我的父辈。过了而立之年后的我明白一个三十一岁的年轻父亲是多么青春荡漾，用自己血运旺盛的双臂将粉嫩的婴儿抱在怀中是怎样一种满足；而娇嫩弱小的孩子有一个年轻如同大哥一样的父亲一起玩耍，又是怎样一种至高无上的快乐！天伦，人情。作为父亲和孩子，我能懂得一个三十一岁的父亲和幼儿双方的幸福。因此我感到您离我是那么近了。
是在您生命最为闪光辉煌也最为惨烈悲壮的年月里，我来到这个世上。20世纪60年代我童年的生命历程恍若昨天，历历在目。我就在它的背景上写着一部自以为是心灵中史诗的小说。那里面有童稚的视网膜上“文革”的枪林弹雨和良心贱卖、红色俄国的坦克滚过捷克的绿色田野、珍宝岛的战火硝烟、“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汲汲惶惶，甚至有纯洁心灵中的阿尔巴尼亚和胡志明……却没有您，我甚至不曾记得您在我八岁的1968年被一颗罪恶的子弹夺走了生命，因为那个八岁小孩正在“文革”武斗的枪炮声中瑟瑟发抖，那冀中平原上“索德姆”之城的腥风血雨阻断了孟菲斯城里那声罪恶的枪响。我也不曾记得全美国和世界各国千百万人是如何发起声势浩大的哀悼活动的。在我童年的记忆库里您竟是一个空白！不该，不该！
今天，我终得与您近在咫尺。
您就长眠在这碧蓝的水池中央，这是我迄今见过的最为别致的墓地。您恰似一艘洁白的航船，又似一座不沉的珊瑚岛，泊在蔚蓝的海面上，又似要随时起锚远航。欢乐悠闲的黑人川流不息地前来拜谒您这颗洁白的自由灵魂，您仍然在带着他们飞翔，飞向自由的未来。
“终得自由！终得自由！感谢上苍，我终得自由！”
我真想和那些黑人一起在您面前歌唱，但我知道我并不能完全分享他们的幸福感。我们有着不同的命运。
我来到您的生平展览厅，浏览了满墙的历史照片后在您的遗物前伫立。引人注目的是华贵的西装、精美的皮鞋、洁白的衬衣、科隆香水和一箱耀眼夺目的珠宝首饰。只有这个时候我才想起金是个私生活上不拘小节的男人，时而也会放纵自己。这时，我身后的一群黑人小学生正在老师带领下参观，几个小姑娘全然不顾老师的讲解，自顾对着眼前的珠宝首饰发出赞叹，我回头看她们，她们的黑人老师冲我耸耸肩，摊开手，无奈地笑笑，随后像赶羊群一样把孩子们推向那些历史照片。
这情景让我猛然想起几年前在鲁迅展览馆里一群中国孩子向老师的提问。他们问的是鲁迅为什么能有那么些钱买下一座独院儿，他怎么有两个夫人。那位老师的回答是：“干吗老问这个？”为此我在文汇报上写了一篇随想《为什么不老问“这个”》。两个国家的儿童，面对他们的前辈伟人，关注的首先是衣食住行问题。天真烂漫的儿童时常叫成人自愧。
是这些小精灵似的黑孩子让我猛然意识到，马丁·路德·金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住在亚特兰大一座安妮女王风格的花园洋房里，那是亚城黑人事业有成的象征，这一片豪华住宅区是上层黑人的骄傲，他们自豪地称这条奥本街为“亲爱的奥本”。您在这中产之家长大，成了神学博士，少年得志，与父亲一起做了教堂牧师。
您是个书香弟子，高贵是您生命的底色。您自身就是一个绅士的典范：绅士的举止、绅士的谈锋和绅士的服饰，周身散发着的科隆香水气息与高贵的绅士气度互为表里。只有您才会在那个万人聚会上这样掷地有声但又抒情浪漫地说：
但是，站在正义宫殿那温暖门槛上的人们，我必须向你们进一言。在争取我们合法地位的过程中，咱们千万不可误入歧途。咱们绝不能饮鸩止渴，以仇恨的方式获得自由。我们必须严守纪律，恪守尊严，在斗争中不失高尚。绝不允许我们创造性的抗议沦为低下的暴行。我们必须不断地升华到用灵魂对抗暴力的崇高境界。
尽管困难重重、挫折无数，我仍有一个梦，这个梦深深地根植于美国梦之中。
金博士，您是上帝的黑皮肤使者，向世人展示着一个完美的人格。我分明在听到您那抒情诗一般的檄文时，也看到了您的名牌西服，嗅到了科隆香水的馥郁。
在亚特兰大，我想我补上了童年的重要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