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索性打通了家里的电话。电话那头，妻子的声音听起来陌生而遥远，我还想再说什么，话筒里却传来哗哗的麻将声，妻子说“别说了，我正忙着呢”。
我叹了一口气，将手机关了。然后，我就听见了隔壁明显不同于往日的那种声音。
我想起来了，今天早晨女房东拎了一大包东西出差去了。
声音越来越大，几乎可以听见教师呼呼的喘息声了。我再也听不下去，干脆穿上衣服，来到了外面的巷子里。巷口的街灯发出橘黄色的光芒，温暖、遥远。我默默坐着，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吱呀”一声，一个高挑的身影从房东屋里走了出来。
我苦笑了一下，不过才一个多月，霜霜已经变得我几乎认不出来了。她穿了一件惹眼的淡黄色连衣短裙，胸脯高高挺着，旁若无人地走了过来。
我抓住她的目光，她显然也认出了我，脚步依然不紧不慢。她带来了一股香风，现在这股香风就要从我眼前飘过去了。忽然她停下脚步，长长地吐出一口烟圈：“请我喝酒吗？”
我没有想到，霜霜竟是个滴酒不沾的人。那天晚上，第一口酒下肚她的脸就变得通红，然后不停地咳嗽。我伸手去拿她的酒，她一把拐开我，理了理头发，仰起头，将满满一杯白酒咕嘟咕嘟灌了下去。接着她将杯子重重往桌上一放，伏在我的肩上号啕大哭，夜市上的人们都似笑非笑地看着我。那一瞬间，我想起自己，忽然感到心里也一阵酸楚。
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喝醉的，只记得隐隐约约有人搀扶着我，两个人一路跌跌撞撞，然后我似乎摸出了一串钥匙，刚打开门，我就一头栽在了地上。
早晨，第一缕阳光刺醒了我。我醒过来，却撞到了一张潮红的脸。
霜霜显然还没有醒。我轻轻挪开她压在我身上的右腿，沿着她的身体望过去，我突然看见了她左腕上有一道醒目的刀痕。我凑过去，刚要瞧个究竟，霜霜却醒来了，她一下子遮住了那道伤痕，冲我一笑：“真不好意思，喝多了。”
“没什么，吃点东西吧。”
她点点头，然后环视一眼我空空落落的房间：“出去吃吧，我请客。”
停了停，她一字一顿地说：“谢谢你上次替我解围。”
我看着她的眼睛，她的一双眼里，瞬间闪过两道清澈的光芒。我想说什么，张开嘴，却只是苦笑了一下。
我们来到街上，一大早，街上还没有多少行人。男房东骑着一辆自行车从后面撵上来，他瞧了瞧霜霜，不怀好意地冲我笑了笑，然后扬长而去。
我恼怒地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霜霜忽然笑了起来：“你真有意思，跟我在一起，他当然要这样瞧你了。”她嘴角露出半是嘲讽半是调皮的微笑，“跟我在一起，会从头坏到脚，你怕吗？”
“怕？”我回敬道，“还不定谁带坏谁呢。”
霜霜调皮地扮了个鬼脸。
我们在面馆里坐下来，趁着等待的当儿，我问霜霜手上那道刀痕是怎么回事，她嘴角的笑容凝住了，眼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云，然后她转过头，淡淡地说：“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还提它干啥。”
我身上有一半羌人的血统，与霜霜不同的是，残留在我血液中的那种桀骜不驯的野性已经被现实打磨得荡然无存了。在这个异乡的小城里，两个各有一半少数民族血统的男女一见如故。
“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好人，”霜霜在我床边坐下来，她洁白的脖子在灯光下散发着一种细腻的光泽，“和那些臭男人不同。”
“我不要做好人，我要……”
霜霜眼里笑了一下。我身体里有什么东西骤然膨胀起来。许是看出了我眼里蕴含的意思，霜霜往后坐了坐。她越向后避，我的心跳得越快。我寻找着她的目光，想知道答案。
霜霜的胸脯急促地起伏着。
“如果你要，也可以，可是……”
我堵住了她的嘴。“不。”她挣扎起来。嘴里散发着一种甜甜的薄荷味。我用力揽住她的后颈。
她忽然轻轻咬住了我的嘴唇，两行泪水从她眼里滑落，浸湿了我的脸颊。
她把我轻轻推开，然后将挎包从肩上取下来，眼里涌动着百感交集的情感。她望着我，从挎包里取出洗浴露，说：“等一等。”
卫生间里传来哗哗的水声。我点燃一支烟，躺在了床上。霜霜的挎包就放在床上，拉链没有合拢，露出了一角信封。我将它抽了出来：
“姐，你在工厂里那么辛苦，要给爸治病，我却一点忙也帮不上。家里的房梁没有塌，我打了根撑子，是用你栽的那棵麻柳。砍的时候，想起小时候我们无忧无虑的样子，我哭了……”
那天以后，我同霜霜维持着一种类似兄妹般的感情。我不是圣人，可是我清楚，一旦我们越过了那道线，我们这种纯洁的感情就变质了。我不能把自己的欲望强加给霜霜，尽管她不会拒绝，可从她的眼里我能读懂，她希望和我这样清清白白地在一起。她把身体给了别人，可她的心在我这儿。
关于她手腕上的那道伤痕，我一直渴望知道是怎么回事。可她总是守口如瓶。在我那间幽暗的出租屋里，我们常常默默地相对，一种忧伤而又甜蜜的感觉从我们的心里涌出来，在屋里静静地弥漫。
屋外，是欲望喧哗的尘世。
我们真想就这样永远坐下去，可惜，黄昏降临了。嘀、嘀、嘀，传呼机一遍又一遍地催促着。
霜霜急匆匆地冲向门口。我一把拉住她说：“别做了，转行吧。”
她扮了个鬼脸：“从良吗？现在是笑贫不笑娼啊，你醒醒吧，同志。”
我苦笑着，想想自己的处境，不得不松开了手。
霜霜“上班”的那些日子里，我常常一个人来到发廊外。在街树浓密的树荫里，我悄悄坐着，担忧地注视着灯火暧昧的对面。野百合盛开的季节早过去了。霜霜依然像我第一次看到她时那样，神情忧郁地在角落里坐着。有时，她去后山上采来一束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就那么沉默地凝望。
进出发廊的男人们匆匆忙忙，霜霜不时被人带上楼去，又神情淡漠地下来。
天凉了，老板来电话通知我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准备调我回厂里上班。就要同亲爱的女儿团聚了，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早晨，霜霜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我注意到她双眼微红，脸色发青，就问是怎么回事。她迟疑片刻，恨恨地骂道：“丧尽天良的家伙，早晚会得报应。”
我连忙追问，霜霜犹豫着，半晌，她望着我，眼里流露出又疼又怜的神情：“你斗不过他们的，听我的话，回去陪你的乖女儿吧。”
我注意到她话中有话，再要追问，她凄然一笑：“别问了，你去上班，我困了，什么事我以后再告诉你。”
我是被一阵又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的，刚一接通，里面就传来一个陌生女孩带着哭腔的声音：“杨哥吗？快来，霜霜姐她……”
外面下着冰冷的秋雨，风把满街的梧桐叶子驱赶得满地飞跑。我不知道是凌晨几点，只听见自己的心在黑暗中咚咚直跳。在发廊外一堵阴冷潮湿的高墙下，我看见霜霜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躺着，旁边蹲着两个明显还带着学生气息的女孩。
我跑过去，两个女孩不停地流着泪。
在医院里，两个女孩一边擦着泪，一边一五一十地向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原来，她们是刚被骗到发廊里的，店里强迫她们坐台，她们死活不从，就被关了起来。霜霜伺机偷了钥匙，帮她们逃走，不料却从楼上失足跌了下来。
我给了那两个女孩一点钱，等我把她们送到车站，天已经微明了。我回到医院，霜霜还在进行手术。在急诊室外，我屏住呼吸，望着东方通红的朝霞，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念道：霜霜，你醒来吧，醒来吧……
我记得许多次，当我试探着想进一步问问霜霜的身世时，她总是哈哈一笑：“干什么？你查户口吗？耐心等着吧，等我心情好的那一天就告诉你。”我再也等不到这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