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夏天，从高原深处刮过来的强劲的旋风都会光顾这座小城，当地人叫它“女娃”，意思为姑娘。每当这位嘻嘻哈哈粗手大脚的姑娘从高原上噼噼啪啪地俯冲下来时，这座可怜的小城就抖动在了一片昏暗的灯光当中。
零点，街树的叶子开始微微抖动起来。大街上已空无行人。从窗帘的缝隙里望出去，一辆又一辆出租车打着前灯，正恍惚地游荡。
老板和那个神情忧郁的姑娘上楼去已经整整两个小时了，还没有完事的迹象。我抽了一支又一支烟，起初还有一句没一句地回答着那胖乎乎的女人的话，后来我干脆闭上了眼睛。
见我沉默，她们也开始打起了呵欠。这是她们这一行的规矩——绝不去打听客人的秘密，有时候，她们这种态度会令你莫名其妙地想发火，但转念一想，正是靠这种把生意和情感区分得清清楚楚的保护措施才使她们饱经沧桑的心一次次免受了伤害。
这是一家看上去普普通通的理发店。我和老板走到这里时，稍稍犹豫了一下——我看见了一束迎风摇曳的野百合。
这是野百合含苞待放的季节。小城的屋顶上，山坡上，漫山遍野都涌动着洁白的火焰。借着昏暗的灯光，我看见这束还沾着露水的花骨朵正被一双忧郁的目光紧紧注视着。我的心抽搐了一下，正要离开，老板却凸着发福的肚皮一步就跨了进去。
几束暧昧的眼光充满笑意地包围上来。老板摆了摆手，将手机和皮包给我，然后径直坐到了那束野百合旁边。
浓妆艳抹的她们立刻识趣地避了出去，其中一个又慵懒地跌回到沙发上，眼睛空空地望着喧闹的电视。我低下目光，功率很大的吊扇在头顶呼呼地响着。远处的卡拉OK里，传来涩涩的歌声：
我的家乡在日喀则，
那里有许多美丽的传说……
老板的手落在一头浓密的黑发上。那双忧郁的目光忽然抬起来，冲老板笑了一下。
我注意到，那是一双圆圆的、美丽的眼睛。
满布灰尘的街树的叶子开始剧烈地晃动起来。一辆出租车熄掉前灯，在街对面的另一家店前等着，过了片刻，一个中年男子带着两个“女娃”上了车。出租车迅速地离去。
我的上下眼皮开始不由自主地想粘在一起。我挣扎了一下，然后一点一点地向梦中坠去。
突然，楼上传来了“砰”的一声，紧接着老板恼羞成怒地吼起来：“他妈的烂婆娘，不识抬举……”
她们纷纷坐了起来。
我睡意全消，三步两步冲向狭窄的楼梯。这个时候，我脑中唯一的念头就是不能让老板败兴。尽管我知道他荒淫无耻，尽管我在心底不止一次地痛骂过自己，但我一家大小的饭碗在他手里，我永远也忘不了下岗之后待在家里无事可做的滋味。没有办法，这就是生活。
楼梯狭窄，昏暗，爬上楼去，几间用层板隔开的密不透风的斗室弥漫着强烈的廉价香水味。出乎我的意料，身材臃肿的老板却退缩在了一旁。灯光下，我看见一双黑得发亮的眼睛里喷射着怒火。
见我上来，老板将身子挺了挺，声色俱厉地吼叫起来：“老子叫你好看……”
发廊里的人们不知什么时候已围了上来。有人不停地打着圆场：“老板，你消消气，霜霜，快来给老板赔个礼……”
她们满脸倦容，梦游般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那个叫霜霜的女孩子却始终一言不发，洁白的虎牙紧紧地咬着嘴唇，灯光中瞧不出她的真实年龄，只看见她那一头黑得发亮的长发。
我悄悄把老板拉到一旁，耳语了几句。老板微微怔了一怔，脸上的表情阴晴不定地变化着，然后他操起了方言味很浓的川普：“瓜婆娘，老子改天再找你算账。”
见我们要走，女老板立刻换上了一副冷冰冰的面孔。老板很不情愿地从钱包里摸出一张百元大钞，头也不回地走了下去。
外面，从高原上刮过来的“女娃”旋风已经开始呼啸起来。满天尘土，噼噼啪啪地响着。我把后车门打开，老板像一头猪似的挤了进去，嘴里喃喃骂着。
我理了理凌乱的头发，抬起头，却看见那双黑得发亮的眼睛在楼上紧紧盯着我，睫毛下，什么东西正一闪一闪。
没有想到，我对老板撒了个真实的谎言：这家店的确有警方败类做保护伞。关于这一点，是那个叫霜霜的女孩临死时在我怀里吐露的。她叫我不要报警，她说她死了这世上不过少了一个肮脏的女人，却多了一分干净。
我终于违背了她的遗言。
当这座小城市里那些大大小小的假理发店被彻底取缔，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保护伞被一个个揪出来时，我特地从山上采来了一束洁白的、含苞欲放的野百合，再一次来到和霜霜初次相遇的地点，物是人非，那双黑亮的眼睛却依然一次次在我眼前闪动……
后来，我知道了霜霜身上有一半景颇族的血统，这似乎解释了她为什么总是那么野性难驯。那天老板败兴而回，一路上总在咒骂，后来他骂累了，我以为他睡着了，回过头去，却见他用了一种惆怅的目光在沉思，然后他忽然自言自语地冒了一句：“这小妞还真他妈的有点味道。”
老板在小城一共待了两个星期，剩下的时间里，他没有再寻花问柳，而是一门心思扎进了生意里。我们推销的是建筑五金——就是类似于你家里的扳扣、插销之类毫不起眼的玩意儿。我对这些东西并不陌生，从前我所在的工厂就是生产这些破铜烂铁的。很久以前，老板还只是我们厂里面一个逢人就满脸堆笑的临时工，后来，他也办起了五金厂，和我们对着干。不同的是，他的厂越办越红火，我们的工厂却说垮就垮了。
每天在烈日下东奔西走，老板与那天在发廊里的表现判若两人，变得精明、强悍。和他在一起我常常想起我们厂里的老书记。老书记每天总是第一个进厂，脚上总是一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逢到我吊儿郎当，他总是语重心长不厌其烦地教育我该如何做人，如何坚定远大的人生目标……厂里正式宣布破产的那一天，我晃晃悠悠最后一个赶到时，空旷、寂静的厂区里，老书记孤独地站立着，风一遍遍撩起他鬓角的白发。
每天晚上，当我在老板的呼噜声里辗转难眠时，眼前总出现老书记老泪纵横的样子：我们的工厂咋说垮就垮了，我对不住同志们啊……
我真想把老板叫醒，然后对准他的脸狠狠一拳。
妻子来电话说，老书记病得很重，恐怕熬不过今年了。
和中国所有大大小小的城市一样，小城也正在进行着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我们的产品很快就出现了良好的供求局面。老板决定回去开足马力加班加点。我则仍然留在小城负责销售工作。
临走的那一天，老板特地叫我把车开到霜霜上班的地方。车停在发廊对面，老板却沉默不言，久久注视着那扇窗户。这是个晴朗、炎热的午后，明晃晃的阳光穿过颤动的树枝，落在车身上。
老板手里燃了一支烟。不知为什么，发廊的门始终紧闭着。良久，老板叹了一口气，说走吧。
我把手伸出窗外，手臂立刻感到热乎乎的。我猛地踩了一脚油门，车子几乎跳跃着向前冲去。车过拐角的时候，我看见懒洋洋的阳光下，一辆蓝白两色的治安巡逻车停在树荫中，里面空无一人。
每天下午，当燃烧着的火球坠落到山那边时，整个小城就淹没在了啤酒的泡沫之中。骑着大功率摩托车的青年人成群结队地从街上呼啸而过。他们阴沉着脸，从不戴头盔。他们都是来自城郊失去了土地的青年农民。
我总是很晚才回到暂住地。我的房东是一对看上去恩恩爱爱的中年夫妇，男的大概在一所学校里教书，眼镜后面总有一种愤愤不平的神情。每天深夜，我总是被他们弄出的声音搞得心神不定，无法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