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顷，福增擦了擦眼泪，说：“俺还是那句老话，俺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家乡给了俺的一切，俺的一切也属于家乡。俺感谢父老乡亲，在俺最困难的时候，一直给了俺莫大的支持和关怀！”……
漫长的冬季终于过去，但是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又遇上了“倒春寒”。人们因为没有想到，自然也就没有防备。应景追俏的人，过早地把厚重的棉衣棉裤换下，替而代之的是那夹衣夹袄。这时倏地遇上这般刺骨的寒风，走在路上不得不把衣领竖立起来，脖颈往里缩了又缩。原本卷上去的帽耳，也只得又撸了下来，束紧了耳绳。
1979年早春时节，根据群众的反映和福增的请求，县社两级有关部门按照中央精神共同组织了联合调查组，对在“四清”运动中工作组认定的福增等人的“贪污”等问题，进行一次全面、认真、详细的甄别复查。福增案件的核查工作开始比较顺利，但是后来在账目当中发现了一张署有年月日和王福增印章、签名的200元钱“欠条”，对此大家疑窦丛生：这张“欠条”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它是如何作为一个“贪污证据”定性的？为此，调查组的人员专门找了当时担任大队会计的易丙核对这一情况。开始，易丙思想负担重，各种顾虑较多，一直推说年代久远，记不得了。后来经过调查组人员耐心细致的反复说明，易丙这才张了嘴巴，道出了实情。
原来，“四清”运动开始以后，工作队在大队查账时发现了这张数目不菲的“欠条”，便问大队会计易丙到底这是怎么回事。易丙惊魂甫定，一五一十地如实招来，承认这是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借款早已两次还清，但是这张“欠条”却一直没有归还福增。几天之后，郭指导员亲自找人把易丙叫到工作队，与他个别谈话。郭指导员循循善诱地说：“看来，‘四清’运动对你易丙还是教育不深，触动不大啊！”易丙如坠五里烟雾，不知就里，反复地解释：“俺可一直愿意接受运动教育，本着有嘛说嘛，实事求是，没有一点隐瞒啊！”看着易丙惊弓之鸟的样子，郭指导员心里又好气，又好笑，直奔主题地问：“那么，你说，王福增那张200元钱的欠条，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再认真想想？”易丙依然如是，详详细细地叙述了一遍。郭指导员听后，不仅没对易丙的老实态度给予丝毫肯定，反倒脸色一沉，手指边敲桌子，边问易丙：“到了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是冥顽不灵。告诉你吧，现在你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为什么至今仍对王福增的贪污事实不敢揭发，不敢斗争，还在编造事实，隐瞒实情，欺骗组织呢？！告诉你，不管你们订下了什么‘攻守同盟’，企图蒙混过关，那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易丙一听这话，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浑身战栗起来，就连央求的话都说不出来。这时，郭指导员一拍桌子，气愤地说：“明眼人都知道，这张欠条，就是王福增一个名借实贪的铁证！请你老老实实地回答：一是他平白无故，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二是借钱过后，怎么可能那么短的时间还上？三是天底下哪有自己还了钱后，也不拿回欠条的呢？你帮着王福增去骗，骗得了你自己，可你骗不了眼睛雪亮的广大群众啊！俺告诉你易丙，再不要自欺欺人、掩耳盗铃了。今天这事说大可大，说小可小，关键是看你的认识态度，否则后果自负！”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易丙迫于压力，终于妥协。从那他便昧了良心，做了假账，改口说是“王福增欠钱未还，名借实贪”……此外，易丙还向县社联合调查组人员讲述了不少工作队、闫冰迫害福增的其他一些内幕。县社两级联合调查组认真听了易丙这番痛哭流涕、后悔莫及的叙述，经过严格、反复地核实，结果证明福增任职数年期间，不但没有贪污问题，反而个人还曾代付了应由村里集体开支的一些费用，前后一算，少说也有60元以上。
易丙到底是怎么当上高庄会计的呢？这还得从他的父亲说起。易丙的父亲就是福增的老师、私塾教书的易先生，人称“抗日教员”。1950年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易先生突然被当地政府抓了起来，据说有人举报，“易先生一次被敌人抓住，经不起严刑拷打变节自首了，出狱后隐名埋姓以教书为业，成了国民党反动派潜伏下来的特务。”当地区政府草草审讯一番就报县政府批准，准备执行枪决。当福增得知这一消息后脑袋蒙了，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他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熟悉的这个易先生是一个叛徒。福增壮着胆子找到了抗日时期就认识了的韩区长，反复请求他手下留情，再做核实。凭着对易先生的直觉，福增信誓旦旦地说：“俺相信自己的判断，愿以党籍担保，易先生绝对不会叛变。”为此，福增还差点被韩区长戴上一顶敌我不分的帽子。幸好当时县政府也感到包括这个案件在内的一批案件都有证据不够充分的问题，正在收回“成命”重新审理。后来几经核实，果然发现易先生案件是一起张冠李戴的错案。解放之初，易先生的大儿子易丙先在孙镇附近一个小学担任教师，后来高庄大队缺少一在个会计，福增考虑到易丙的家庭情况，就想办法让他回村当了大队会计。一是发挥了他的个人特长，二是可以照料年迈的父亲。多年以来，福增和易丙两人工作上一直配合默契。到了“四清”运动，易丙作为村干部以及他与支书福增的关系，照样不能幸免挨斗。不管是农闲农忙，每隔十天半月，队里总要开上一两次斗争大会，胆小怕事的易丙每次总是战战兢兢地站到台上，头上戴着一顶几尺高的、下粗上尖的“帽子”，胸前挂着一块10多斤重的黑漆木板，上面写着“打倒易丙”之类的字样。批斗以后，接着就是游村。这时有人敲锣打鼓，有人领喊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口号，易丙自己也主动高喊“俺是一个大坏蛋”之类，以示认罪态度老实。一群孩子不知深浅，觉得好玩，跟着游村队伍追打嬉闹，有的还向他投掷瓦片土块……但是，易丙虽然受到运动冲击，但是名义上却一直没被撤职。“四清”运动后期，村里领导机构重新组建的时候，他还是第一个进入村里新的班子的“前朝遗老”。
提起这张欠条的来龙去脉，调查组人员也曾问过福增：“听说过去你在敌人面前都是那么刚直不阿，无所畏惧，可你为什么要承认这个子虚乌有的所谓‘贪污’行为，不像你的性格啊？”福增一声叹息，感慨地说：“说句实话，那时在俺心目当中，有一个错觉，感到工作队就能代表‘党’，积极分子就能代表‘群众’。俺心里一直坚信毛主席说的要充分相信群众、相信党，所以对工作队说的话，心里虽然有些想法，但是一般都是言听计从，遵照执行。就是对有些事情感到有些夸张或是缩小，不大实事求是，自己一般也没再往深处去想，只是埋怨自己的理论水平较低、分析能力不够。别人一上纲上线，自己就不再争辩。再说，当时的逼供信手段，也由不得你不承认。因为，这毕竟不是过去那种对敌斗争！说到底，这也是自己觉悟不高、眼睛不亮所造成的啊！”联合调查组人员联系当时的实际也认为，当一个人被折磨到了“生不如死”的境地时，工作队和积极分子所希望的口供便就比较容易地得到了。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刑之下，要啥有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高庄不少过去挨整的村干部在调查中也都反映，自己遭受的刑讯逼供包括殴打、罚跪、针扎等等，不堪回首。这样的折磨和摧残，让他们大小便失禁，那些村干部说，工作队和积极分子直到逼出他们想要得到的口供，才算罢休。这种刑讯逼供手段，也让联合调查人员“大开眼界”，他们说，按照孟子的说法，没有恻隐之心者便与禽兽不远了，可就算是凶残的虎豹豺狼，它们对待自己的同类也未必这般凶残！联合调查组人员通过多方核实确认，当时福增的所谓“贪污”供述不是个人真实意思的表达，只是本人希望早日获得人身解脱的心理驱使下，所作出的不真实的违心表述。联合调查组人员说，逼供是封建时代的司法制度，主张“无供不录案”，官员审理案子时，常常采取残酷的刑讯方式以获取案犯的口供。“棰楚之下，何求不得”，由此酿成杨乃武与小白菜式的千古奇冤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后，联合调查组人员郑重地签署了集体意见：福增当时没有索回的、已经还清了200元钱欠款的那张借条，不能作为“贪污”或者“挪用”的证据。在联合调查组内部讨论会上，组长还说：“高庄村王福增一案，是一件地地道道的冤案错案，过去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拖了这么长时间没有解决。尽管现在仍然存在落实的阻力，但俺看咱们就是要排除各种干扰，尽快予以纠正。”一位队员发言说：“是的，昨天我们已与任老三等人核对了当时的有关情况，感到震惊，这是一个典型的蓄意导演的冤假错案，应该尽快处理解决。由于拖的时间较长，问题又比较复杂，咱们又都是新手，有些问题一时不见得看得很清楚。特别是涉及人的处理，俺的意见一定要过细，千万不要结了一个冤案，再造一个错案。”组长说：“那是自然。如果没有别的意见的话，咱们就提交县委常委会讨论决定。”
这天景县县委召开了专题全体会议，已经重新出来主持县委全面工作的梁书记，开宗明义，直揭主题，他说：“今天把各位领导都请来，主要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落实中央精神，甄别关于高庄村王福增等人‘四不清’问题。对于这个案件，调查组做了专题调查，从调查情况看，这是一桩冤案，事实清楚，俺没有疑义。刚才大家也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谈得很中肯，也很实际。早已事实清楚、真相大白的案件迟迟得不到平反昭雪，不能及时落实有关规定、政策，这是咱们的失职。一个年富力强的人，就这么背着一个黑锅，白白地浪费了10多年时间。同志们，一个人能有几个10多年啊？俺觉得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应感到痛心！”说到这里，梁书记那深邃灼人的目光移动扫描了一下整个会场。少顷，只听梁书记拍板定夺似地说道：“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会议决定，尽快给予高庄村王福增等人所谓‘四不清’问题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不久，按照上级政策，除了那张欠条完璧归赵之外，福增家里被扒走的房子檩条、大梁也被追回偿还，其他家具物品已经无法找回，公社责成村里折款予以赔偿。福增知道此事以后，要求村里停止执行公社意见，并和大队有关干部一起，专门去了一趟孙镇，请求公社党委不再进行经济清算。福增诚恳地说：“现在全家几十口人都在南方，只俺一个人在家，也不需要什么家具物品，搬走的财产不要了，折款赔偿的事也都免了吧。再说，俺的损失，也不是用钱财所能补偿的。如果继续这么清理下去，俺担心会伤害一些人的感情，那样于公于私，就会本末倒置，得不偿失了。既然已经平反了，其它的也就微不足道了。俺还是那句老话，俺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家乡给了俺的一切，俺的一切也属于家乡。易丙会计与俺共事多年，他的为人俺还能不了解么？虽然易丙有些方面做的不对，但是他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他是违心而为的，不是故意的，何况那时他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俺能理解易丙当时胆小怕事的处境和艰难。此一时彼一时嘛，不管怎么说，咱们不能再在旧伤口上再抹盐了。好在这件事毕竟已经过去了，既然已经过去了，现在咱们都没必要、也没时间，再去纠缠那些历史旧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