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景南县、景北县合为一县，于王谦寺正式成立，称为景县人民政府。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解放区里以过去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政策，已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要求，他们迫切希望获得土地。福增的家乡高庄，率先获得解放，成为华北解放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时，中央顺应时代潮流，便决定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运动，并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决定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
1946年3月县政府从王谦寺迁至景州镇，时辖9个区。翌年，福增的大哥福庭以一区区长兼区委书记的身份，参加县委扩大会议，并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学习培训。随后，包括景县在内3个革命老区成为全省土改试点地区。同年10月，县一区确定高庄为本区土改试点村。一区土改初步分为3批进行，每批一般都要经过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和分配土地、复查总结4个阶段。这时，福增的三弟福钧，已经在外学徒回到家乡。因为读过两年左右的私塾，而且经过在连镇、天津等地的学徒生活，得到了锻炼，眼界开阔了，阅历增多了，也跟着两个哥哥参加了革命工作，并且当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福钧受党组织派遣，在一个小学教书，以这种合法身份，积极地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土改这年，福钧也和大哥福庭、二哥福增一起，根据上级要求，投身土改运动。当时，县委考虑福庭是一区之长，需要领导全区的土地改革等项工作，公务繁杂，不宜远离机关再去下乡包点，于是安排福庭指导福钧共同搞好家乡高庄的土改试点工作，而福增则到孙镇附近的韩庙村，独挡一面地开展土改运动。
高庄的土改，虽然就经济方面内容而言并不复杂，但是由于是在自己的家乡，又是试点，所以福庭、福钧他们的具体操作细致稳妥，慎之又慎。在土地调查、土地评级、评定阶级成分、挖财宝、分浮财、分土地、发土地证等各个阶段，土改工作进展顺利。不过，当时部分群众害怕以后“变天”，不敢接受从地主手中没收过来的土地、房屋和财产。福庭、福钧为了打消群众顾虑，首先从自己做起，第一个领取了从地主手中分得的20亩土地和三间房子，还把自己家里原有的房子借给那些胆小的村民暂时去住，福庭一家则住进那些被没收过来分给自己的地主的房子里面。福钧在会上对高庄的穷苦村民解释说：“地主家的房子分给你们了，可是你们不敢去住。其实，那些房子可比俺家分得的房子好得多了，俺们可以暂时交换住着，你们嘛时候想搬到从地主手中分得的房屋里去，随时来换！”后来，农民觉悟不断提高，胆量大了起来，福钧又将没收过来的地主家的房子一一返给了各个村民。接着福钧组织贫下中农打地主、斗恶霸。高庄在村里搭了一个大棚，召开诉苦大会，把涉案的地主恶霸统统拉上台来，让受迫害、受剥削的“苦主”诉苦。诉苦大会开得哭声震天，大家痛诉曾经如何被恶霸、地主欺侮、剥削、迫害的痛苦经历，讲得很凄惨，令人听了感到辛酸，非常同情受迫害的农民兄弟。在划分阶级过程中，高庄村里还发生了两个插曲。第一个插曲是，一天早上开会，福钧正在会上宣读关于划分阶级成份的政策，忽然人群中“哗哗”地大笑起来。福钧抬头一看，发现一个姓石的女人的裙子滑落下来，原来是有人看不惯她的装扮和做派，用小刀悄悄割断了她的裙带。为了制止混乱，福钧赶紧宣布暂时休会。后来查明，姓石的这个女人时年25岁，曾经当过国民党乡长的姨太太，群众对她有不满情绪，故意在大会上当众出她的丑，侮辱她。福钧一方面教育村民不要采取这种侮辱人格的斗争方式，一方面叫来农会的妇女代表，交代她们要保护好姓石的人身安全，防止群众情绪冲动，弄出事故。第二个插曲是，划分阶级大会后，几位群众十分冲动，把姓高的地主抓起来吊打。福钧闻讯马上制止，劝说群众。福钧说：“咱们共产党的政策是不准乱整人、乱打人，咱要斗争的是地主阶级，但不是针对某一个个人，大家有话要在大会上说，不要在台下私自乱动拳脚。何况，姓高的这个人虽然是地主，但他能够悔过自新，奉公守法。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对我党有过积极的贡献。”福庭以一区区长兼区委书记的身份，还专门在高庄召开土改队工作会议，他把自己参加《中国土地法大纲》学习培训的知识，原原本本地向大家传达，并将姓高的地主本人和他的亲戚如何帮助我党的事情经过，给大家叙述了一遍。后来，人们才把姓高的地主放了。
为了宣传土改意义，保卫胜利果实，福钧组织村里的民兵采取唱民歌、扭秧歌等文艺形式，讲国家大事，讲革命形势，讲土改意义，吸引百姓观看。那时，民兵经常在村里表演《兄妹开荒》、《十二把镰刀》、《王三宝转变》等等紧贴实际、通俗易懂的剧目。就连村里的征兵、收粮、选举，以及减租减息、支援前线等工作，也经常通过这样的文艺形式进行宣传贯彻。随着形势不断深入发展，福钧还在试点过程中利用冬季闲暇，动员大家参加以识字为主的扫盲班学习，组织全体村民分别参加庄稼栽培、纺线织布、妇婴卫生、珠算记账和公文知识等培训。那时，不少人嘴里都会唱《识字歌》：“不识字，马大哈，活人成了睁眼瞎，钞票路条看不清，书信报纸解不下。毛主席，想办法，号召咱们学文化，冬学夜校识字班，咱们大家都参加……”由于大哥福庭的及时指导和村民的积极参与，高庄土改试点按计划提前完成，为全县开展土改积累了一定经验。
“高庄试点”取得经验之后，土改工作迅速在全区铺开。1947年下半年，受一区组织派遣，福增率土改队进驻韩庙村开展土地改革。福增和土改队一律住到苦大仇深、作风正派的贫雇农家里去，以他们为“根子”，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制。那时，农民的生活非常艰苦，他们吃什么，福增带领的土改队也吃什么，没有土炕，就在地上铺一层麦秸睡觉。福增的“三同户”是韩庙村里姓韩的一个人，他是打工出身的雇农，每天只煮北瓜、啃山药，不见米面。住进韩家后，福增一边同他一起下田地，做家务，一边做他的思想工作，把土改的目的讲清楚。福增说：“韩家兄弟，俺们是共产党派来的，领导咱们农民闹翻身来了……”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交往，不少“三同户”终于放心和福增谈心，讲出真话。取得“根子”信任后，他们又组织“根子”去串连其他贫雇农。就这样，通过一个“根子”，串连几个贫雇农，又通过这几个“联子”分片串连，以点带面，把贫雇农组织起来。然后，福增和土改队分片召集贫雇农来开会，鼓励他们要团结起来打地主、斗恶霸。通过这些“根子”和“联子”的工作，搞好贫雇农和中农的团结，壮大和巩固了农民阶级的基本队伍。接着，他们召开贫雇农群众大会，分片选出代表。福增所在的这个村分成六片，每片选出三名代表，共选出18人，然后组成农民协会。
为了开好斗争地主大会，福增和土改队鼓励贫雇农“韩家兄弟”等人大胆发言，把地主压迫剥削的罪恶一条一条地揭发出来。由于“韩家兄弟”他们上台之前做好了充分准备，一一列举了地主的剥削罪状，所以大会开得十分成功。土改队还召开各种会议，组织农民学习《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使人人掌握划阶级成份的界线。韩庙村划分阶级采取自报公议、民主评定、领导批准、三榜定案的办法，深入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组织农民起来评阶级。村里评出第一榜，张贴公告。再组织召开农代会复评，张贴第二榜公告。审议批准后，又张贴第三榜定案。福增和土改队、村农会紧紧把握政策尺度，在韩庙村评出9户地主，12户富农。其中，拟把姓李的和姓白的评为守法地主。
一天，土改队“根子”、“联子”开会，姓李的地主来到会场，向土改队说：“共产党的土改俺拥护，按照政策，俺家是地主。俺对不起政府的同志，对不起大家，过去俺家剥削农民，俺来向大家交代俺的问题。俺以前有一些光洋，分给了5个儿子，明天带来交给政府的同志。”福增说：“如果你肯承认问题，交出不义财产，人民是会宽容你的。”第二天早上，姓李的带着5个儿子来到土改队驻地，他和儿子们跪在地上，说：“实在对不起政府，对不起乡亲们，过去俺家剥削农民，现在向政府的同志向乡亲们低头认罪。”姓李的把一袋子的光洋倒出来，堆在地上闪闪发光，土改队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光洋，眼都看花了。听说，从1935年到现在，在国统区一块银圆在市场上什么商品也买不到，因为银圆已经禁止在市面上流通了。不过土匪、军阀们在黑市交易中倒是经常使用银圆，不是用来买米、买牲口，而是用来买卖军火和烟土。土改队经过清点了光洋和旧币，进行了造册登记。姓李的地主还补充说，家里有多少砖瓦房，多少耕牛，多少田地，多少粮食等等，他同意全部交出来。福增和土改队马上把这个情况上报给区、县土改委。区里和县里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工作成果，并批示：“韩庙村姓李的地主可评为守法地主。”姓白的也是村里有钱的地主。一天，姓白的来找土改队，说：“俺家过去雇用长工短工，剥削乡亲们，现在俺来交代问题……”他把家庭财产情况向土改队交代，土改队认真记录，并对他说：“你主动交代问题，承认错误，俺们欢迎你，请相信党和政府不会冤枉你的。”后来，姓白的也交出了光洋，旧币，房屋，田地，马牛等财物。土改队根据实际情况，也把姓白的评为“韩庙村守法地主”。
1948年2月，福增和土改队评定阶级后，开始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工作。根据“土改法”，贯彻执行“五没收，五不没收”的政策，没收地主的5大财产：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多余的房屋，等等。土改队组织村里农民，成立民兵队、运输队、儿童团等组织，到地主家中，没收他们剥削来的财产，集中交到村农会，候待分配。对于分配土地，采取“原耕不动，填平补平”的办法。在没收时，采取“先没收，后分配”的办法。把地主、富农霸占的耕地没收，然后也分给他们该得的土地。分配地主财产前，福增和土改队还召开农代会、村民会，在会上作动员，同时成立分田队，负责分配田地。分配时，优先照顾贫雇农、烈属、军属、工属，以及有功者。至此，韩庙村与县一区的土改运动一起宣告结束，并且受到上级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