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东的盛夏，骄阳似火。
烈日下，周开达正在进行着红苕的栽培育种。
1951年7月，周开达学习期满，从江津县立农业中学毕业了，分配到了江津德感区当生产助理员。在那里，他成天上山下乡跑村串户，进行着征粮购粮、农业普查和指导农户进行栽种。此时，江津地界上还不安宁，新生的农村政权和征粮工作队，时常都会遭到国民党残兵和土匪的袭击。
尽管当时社会还不安定，但初出学校的周开达，这时已怀揣着一个梦想，希望有朝一日能培育出高产再高产的红苕种来，尽快为农民解决饥饿问题——为什么周开达刚开始要进行红苕的栽培，而不是水稻的研究呢？其原因很简单，红苕的栽培相对容易，且产量很高。江津这地方，自清乾隆年间由当时的县令曾受一从江浙引进苕种以来，它已成为当地农民半年的口粮。但200多年过去了，由于当时引进的苕种品种单一，品质退化，产量已经一年不如一年了。
早晨黄昏，夏去秋来。
正当年轻的周开达在苕种培育上取得一些成效时，1953年10月，《江津日报》上登载的一则简短消息，让他眼前一亮，甚至有些激动起来。这则消息称，湖南一位农业劳动模范栽种双季稻喜获丰收，亩产竟然达到了600多斤——好呀，如果江津这地方栽种的水稻，亩产也能达到600斤以上，那全县该增产多少粮食呀！湖南和四川基本处于地球同一纬度，土地气候条件也相差不多，人家栽种的水稻亩产能达到600多斤，而在江津地区，当时水稻的亩产最高也就三四百斤，在某些山区，亩产只有一二百斤的比比皆是。
周开达夜不能寐了。
这则来自湖南的简短消息，触发了周开达从事水稻研究的想法。在搞红苕和水稻研究之间，他对水稻的研究似乎更有兴趣。红苕毕竟是舶来品种，而水稻在中国，至少也有六七千年栽培的历史，且大米是中国人特别是南方人几千年来的主要食粮——可，要搞水稻的研究，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呢？那时政府实行的还是供给制，对于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学生来说，他既没有钱，更没有任何参考资料与实践经验，该怎么办呢？
周开达这个人，言语虽说不多，但他生性倔犟，只要认准了的事情，就是10头牛也休想将他拉回。
春天来了，天气渐渐转暖了，育种的季节到了。周开达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些瓦罐水缸，摆在了他宿舍外的坝子上。瓦罐水缸里装着水土，他精心选来稻种，就在这些瓦罐水缸里孕育起来——就在这些瓦罐水缸里，周开达开始了他初期的水稻育种试验。
在周开达的细心呵护下，种子发芽了，芽孢长大了，到了秧子可以移栽时，他挑选了双河乡罗盘村的一块水田，一个人来到这里，亲自犁田耙地、挑粪施肥，栽秧除草，无论早晨黄昏，还是盛夏酷暑，都像照顾宝贝一样照顾着这些秧苗。
几个月过去，稻秧开始拔节了，稻子开始抽穗了，稻穗开始扬花了。这时，他冒着夏日毒辣的太阳，光着脚站在稻田里，一株一株地仔细地去雄授粉。几经挫折，他毫不气馁，凭着浓厚的兴趣和百折不挠的精神闯过了第一关。秋后，他果真收获了一些谷穗长、籽粒较多的稻谷。就这样，经过连续两年的选种育种，他已经积攒了一些育种的经验，并收获了几束优异的稻种。那时，他设想通过稻种的筛选培育，最终实现田间的稻谷增产。这样试验的结果，使他看到了科学种田的力量，让他看到了田间稻谷增产的一缕曙光。
就在周开达不声不响进行着他的试验时，他的言行举止，以及他执著的钻研精神，感动了一位在区里分管教育工作的一位钟姓领导。
“小周呀，我看你年纪也不小了，就知道成天泡在田里书里，恐怕也不是个事呀！”一天，这位姓钟的领导来到周开达的试验田，关切地对他说道，“你也该考虑一下个人问题了呀！”
周开达听领导这样一说，他放下手里的秧苗，只是抬头羞涩地笑了笑——是呀，从学校出来，他每天只是忙着走村串户、种田看书搞试验，仔细想起来，自己年纪还真的不小了，在他的同学和同伴中，有的孩子都在满地跑了呀！为了这个事，父母不止一次念叨过他。
“我给你介绍一个吧！”钟领导认真地对周开达讲道，“我给你谈的这个姑娘，就是打着灯笼也不好找呀，她不但出生书香门第，很有文化，在学校教书，人家还是个党员呢！”
“算了吧，既然人家条件那么好，能看得起我么？”
“小周呀，你的条件也不错嘛，你同样也有文化，又积极要求进步，人也踏实肯干。”这位领导说，“我看，你们还是找个时间见见面吧。”
“我的家庭条件差，而且，又不是党员……”周开达嗫嚅着回答。
周开达对领导说的也是大实话。自解放后，他的父亲不能再教书了，只好回到农村参加劳动，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从政治条件来讲，按他的现实表现，入党应该是没有问题，区上的党员干部扬辉宗等人，都曾郑重地向组织上推荐介绍他入党，但因周开达大哥解放前曾当过乡上的保安队副，这就对他入党的事造成极大障碍了。
“家庭条件差，那是可以改变的嘛，你不是党员，还可以争取呀！”钟领导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就这样，你们找个时间先见个面！”
在钟领导夫妇的安排下，周开达和那姑娘见了面。
岂知，周开达和这个叫李仁恕的姑娘见面后，竟是十二分的满意。他一反平时的矜持和羞涩，主动地给李仁恕写了一封信，信中委婉地表达了他的爱慕之意。在那个青年人都在追求政治进步的年代里，这个叫李仁恕的姑娘，在征求了他父亲的意见后，给周开达的回信竟然只有几个字：你把《入党申请书》寄来！
这个李仁恕，真的还算有心计。因为那时的人，在写《入党申请书》时，不可能写有虚假的东西，对自己的家庭情况、入党动机、现实表现更不会对党组织有丝毫的隐瞒——《入党申请书》上的内容，就是一个年轻人家庭和个人真实情况的写照呀！
一来二往，两个年轻人心生爱意，走到了一起来。
1956年初，周开达和李仁恕在江津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结为了伉俪——就这样，在他们以后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活中，无论是聚少离多也好，是贫困疾病也罢，是灾祸挫折也好，是失败成功也罢，他们相濡以沫互敬互爱，共同携手走过了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