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回，我有了经验，带了两本书去排队。长龙依旧，但是我有书为伴，倒也不难打发，从早上七点十分到九点二十分挂完号为止，正好看完一本《等待的哲学》的书，理论配合实际，我自认对耐心等候有了崭新的认识。
等候门诊的时间，我翻开第二本叫《如何抗拒焦虑》的书，由焦虑形成的原因开始细细看起。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我不时抬起头查看闪着应诊号码的灯志。到十点半左右，我确信自己已有足够的理由加入焦虑者的行列了。家里的脏衣服忘了放进洗衣机里，学生的作文还有一大迭未批改，报社编辑的催稿电话铃声交相在脑海中鸣响，房子的贷款该缴了，女儿的数学像一盆糨糊，邮局里还有一封等着前去领取的不知是谁寄来的挂号信，书桌上还有一篇等着结论的学术论文……而我像傻瓜一样呆坐在这儿焦虑地看一本叫《如何抗拒焦虑》的书，只为了排一个门诊手术的时间，从早上七点直等到十点半，前面的灯志仍迟迟不肯发出慈悲的光芒。管它什么腱鞘囊肿！我本想拂袖而去，然而，既已等了那么许久，只好拿常训勉学生的“功亏一篑”的道理来自勉一番。
终于，再差一号就轮到我了。正当我重整委顿的旗鼓，想以昂扬的斗志再度和焦虑抗衡时，灯志突然一闪，又跳回了五号。我手脚一软，那本抗焦虑的书终于溃败地滑落医院冰冷的磨石子地上，跌出了黯淡灰败且充满焦虑的容颜。
终于见到了医师。憋了一整个早上，一肚子的委屈，正想和他细说从头。他瞥了一眼转诊单上的记载，做了个制止的手势说：
“你应该挂骨科，这是骨科大夫开出的转诊单。”
我吓了一大跳，想到要重新再去挂号，我的脸都绿了，急得舌头差点儿打结，说：
“可是，我还特别请教了挂号的小姐，她说这是外科手术应该挂外科的。大夫！就请你可怜可怜我吧！我从七点多开始排队，一直耗到现在，要我重新再去挂号，我只好……”
“一头撞死”的口头禅差点儿脱口而出，大夫倒是个体贴的人，大概也不忍看我这般的知识分子发誓诅咒，忙接口：
“别急！别急！……密斯黄，帮她转到八诊骨科去……你跟护士小姐从里面过去。”
我感激涕零地再三弯身致谢。到了骨科，骨科大夫皱皱眉头说：
“你是要开刀嘛！开刀到这儿做什么？你到十三病房去安排开刀时间就成了。”
我捧着那张转诊单直奔台大最后方的十三病房，七弯八拐的，终于在一个暗无天日的角落寻获。灯光下，一屋子的医生、护士各自忙着，我几乎是卑躬屈膝地请教，总算找到了一位可以当家做主的医师。他一边和别人说着话，一边拿出一张小纸片画着，我莫知所以，惶恐地肃立等候进一步的说明，来向他请示的人络绎不绝，得了个空，他说：
“现在没有病床，先留下你的姓名、电话和地址，有病床时，我们再通知你。”
又要住院？丈二金刚的我被搅得糊里糊涂的，纳闷地问：
“要住院吗？住多久？不是说不用住吗？”
“大概三天左右。”
我长叹了一口气，留下电话号码。心里忐忑不安地沿着中央长廊走回大厅。长廊上，各式人等面无表情地来来去去；有大踏步冲刺的医师，有坐在轮椅上表情麻木的患者，有带着水果探头探脑寻找病房的探病人，也有伫立窗口茫然沉思的身份不明的人，当然，更多的是像我这般在大海中泅泳却抓不到浮木的……像一场无声的电影，镜头里全是生死的挣扎，而长廊外的花草树木却活得恣肆嚣张。
经过公共电话边儿，听到一位穿着制服的护士捂着左耳，语调匆促地对着话筒说：
“……对……帮我挂进一张农林的，什么……就照牌价。啊……味全多少？就这样，病人在等啦……”
这真是一个荒谬的世界。护士搁下正和死神展开拉锯战的病人，而投身另一个金钱的追逐战，而我，小题大做地为了一个小小的肿瘤，放下大堆的工作，任凭这些故示郑重的医师摆布。
我遵照转诊服务台小姐的叮咛，回来和她们报告结果。小姐看了转诊单说：
“你的转诊单到明天就逾期了。如果今天没排定开刀日期，你就得回公保大楼再重新来过。”
这时，我不得不承认，医院的确是一个最能制造惊异效果的地方。这件事可真是非同小可。好像玩一种过关斩将的游戏，费尽了力气，好不容易快接近终点时，突然有人出来宣布，刚才统统不算，一切得从头来过，而且连什么理由都没有。我忙问有没有方法补救，她埋怨地说：
“你们这些人就是这样，总是等到期限快过了才来……现在除非你请大夫帮忙，今天就排定日期。”
我飞也似的原路折回。那位当家的医师已不见踪影。我束手无策，决定赖在那儿等。一位护士小姐说：
“没用的啦！没病床，他怎么给你排时间？我看你还是重新到公保挂号吧！”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大厅，转诊处的小姐又说：
“哎呀！这不行的啦！如果没排定时间，你这张转诊单今天就得交回，我们得对公保处有交代，你得让刚才那位大夫帮你签名说明为什么不能在期限内完成手术。”
“可是，他不在呀！”我无力地挣扎着。
“不会不在的啦！大概巡病房或到洗手间什么的，应该会回来的，你等他一下嘛！”
我脚步沉重、神情委顿地第三度穿过中央长廊，由前厅直走到最后方的病房时，觉得自己和坐在轮椅上的病人几乎已没什么差别了。再这么可笑地奔走下去，我笃定自己不必等到手术开刀，就得因心脏衰竭或其他什么的而提前住院了。我后悔没把儿子的滑板带来代步。
寻寻觅觅，使出了小时候看来的亚森·罗苹的侦探功夫，终于在一个角落的研究室门口逮到那位医师。医师听完了我声泪俱下的陈述，不耐烦地抱怨：
“真是官僚！医生当这么久，从来也没遇到过这样的事。还得交代未开刀的原因！”
我哈着腰，赔着苦笑，伙同着数落，他想是同情我的狼狈，施舍般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枚印章盖上，摆摆手说：
“我盖章，至于什么理由你自己写，我才不写，真是岂有此理！”
经过这一番折腾，可谓元气大伤。我休养了几天后，找了个时间，决定再接再厉，重到公保挂号。没想到快轮到我时，先前那位医生的名字上突然亮起“额满”字样。不瞒您说，我真是“万念俱灰，了无生趣”呀！一位同时排队的人，见我失魂落魄，好心地传授我秘诀——等门诊开始，再找医生加挂。
我带着姑妄信之的心情前去，医生问明缘由后，轻描淡写地说：
“哎呀！还挂什么号！不是跟你说了，不必住院，只要门诊开刀嘛！这些人搞什么！你再去台大，挂一号门诊，就说排门诊开刀时间，很简单的。”
我实在快气疯了。怪不得有那么多父母坚持强迫孩子学医，受这么多气，还申诉无门，干脆把医院开在自己家里。
我连奔带跑，恨不得踩个风火轮，终于赶在挂号截止前奔至台大。医生排定日期后，只简净地嘱我前去记账缴款。缴款完，小姐让我去取药，我当是听错了，再问一次，小姐不答理，径自叫下一位。我只好按照指示，讪讪然去大厅取药。
为什么要取药呢？是什么药呢？还是一些手术器材如手套、剪刀之类呢？如果是，又为什么发给患者保管呢？还是领取后交给医护人员呢？我满腹狐疑，不得结果。
领药处递出了一袋子药，厚厚的，看起来挺可观的。我虚心请益：
“请问这是做什么的？”
小姐愣了一下，旋即反应灵敏地调侃我：
“药是做什么的，难道你不知道？小姐，药是吃的。”
说着，还把食指往张大的嘴巴比划了一下，引得四周的人哈哈大笑。我涨红了脸解释：
“不是啦！我是说这药怎么吃？”
“怎么吃这上面都有说明，你认得字吧？”
小姐许是受到那些笑声的激励，益发地尖嘴利舌。我接过来匆匆浏览，不过说明“空腹食用”、“饭前”、“饭后”等，我又凑上前去问：
“我是说什么时候开始吃呀？”
那位小姐露出几乎是不敢相信这世界还有这么愚蠢的人的表情揶揄我：
“小姐！药当然是生病的时候吃，你难道等病好了再吃吗？”
我不敢逗留下去了，抛下一屋子的笑声落荒而逃。
为什么要吃药呢？我一直反复寻思。到了夜里，我突然想起来是不是这药可以软化肿瘤，使手术时较容易摘取。如果是，那么距离开刀还有一星期，这三天的药到底该现在吃呢？还是等快开刀的前三天再吃呢？我把这些想法和外子研究，外子虽斥为无稽，却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到学校和同事闲聊，同事一致的结论是：
“还不是些维他命之类的，反正吃不死人的。公保嘛！医院就随便开些药赚钱呀！”
既然吃不死人，我就乖乖地按指示服用。三天，药吃光了，便静候开刀。
开刀那天早晨，女儿一大早揉着发红的眼睛，神色仓皇地冲进我房里，抱着我痛哭：
“我梦到你被切成两半，变成两个细细长长的人，头发直直的，眼睛也直直的，脸细细的，我不知道要亲你什么地方才好。”
我被她说得毛骨悚然。然而，万万没有被一个九岁小女孩吓得打退堂鼓的道理。午后，我在外子陪同下，硬着头皮上路。同时段开刀的还有几位中年妇人，大家互探病情，有胸部硬块、头部肿瘤，也有脚踝异状，大伙儿换上手术衣，彼此勉励一番，分别躺上手术台，任凭宰割。
医生很年轻，全副武装，口罩、帽子、手套，但由说话口音及五官露出部位判断，绝非我接触过的任何一位。手术刀和麻醉针交替使用，我感觉刀子在骨头上刮过的痛楚，但非不得已，我不敢随便乱喊痛，我想起一位老师说过，他曾在开刀时，因为痛楚难当而没办法忍受医生和护士轻忽地打情骂俏，出言制止，结果医生悍然指挥护士：
“多给他打些麻醉药，教他闭嘴。”
约一小时左右，终于大功告成。医生吩咐护士扶我起身后，脱下手套，隔着口罩，语音模楜地说：
“好了！回去把药吃了就可以了。”
我灵光一闪，大惊失色，忙问：
“药！什么药？”
医生奇怪地反问：
“上次排开刀时，难道没开药给你吗？”
我脑子“轰”地一声，霎时一片空白，颓败地斜靠在手术台边儿，无力地问：
“那都是些什么药呢？”
“止痛药、抗生素和胃药呀！怎么？……你该不会已经把它吃光了吧？……”
这未免太过荒谬，偌大的医院，枉担虚名，居然用这样的态度来服务病患，怕是不知道有多少患者因为如此的轻忽而丧命！我僵直着手，虚弱地沿着开刀房外的长廊往外走，坐上电梯，门开处，十数双焦灼的眼睛齐齐地直射过来，我竟然有些愧赧，为着这般的劫难却依然能够偷生。想到多少正和死神拔河的人是如此热切对医院寄予厚望，走到医院外璀璨阳光地的我，没有劫后余生的喜悦，只是步履沉重。而一颗心，就如女儿所说的，被切成了细细长长的，好痛！
1990年1月
在碧绿的夏色里
教书已然堂堂进入三十六个年头，人生最辉煌的岁月都是跟学生一起度过。美好的仗，我已打过，其中固然不乏困惑与烦恼，偶尔也不免萌生职业的倦怠，但整体而言，教书真是个幸福的职业。
讲台一站这么多年，深知“作育英才”之类的说法，实在太抬举老师了。老师哪有什么能耐“作育”学生！每星期充其量二至三小时和学生相处，大半时间都在赶授该科基本课程中过去，往往话还没说完，下课钟声就已然响起。每到学期末，总懊恼“岁月如梭、光阴似箭”。其实，若是用功一些的学生，自己花些时间到图书馆里去摸索，那些专业的知识，也是同样可以取得的。所谓的“英才”，多半是因为自己有心，在师父领进门后，不断努力修行所致。倒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一句话淋漓尽致地道出我多年来为人师表的心声。而我所谓的“英才”，或者和一般认定的“有着杰出成就的人才”稍有距离，在我的认知当中，只要是在求学过程中清清白白做人，和和气气与师长同学相处，且具备强烈求知欲、像海绵吸水一样勤于汲取知识的都是英才。
近日也许因退休在即，在午后碧绿的夏色中，我常常会想起这些英才带给我的鼓舞，感受人生无限的美好，不禁对教书生涯有些恋恋不舍起来。
在时代的浪头上逐渐退位
接获接近十年前在世新毕业的学生彦晏从脸书（Facebook）上捎来的问候。学生深知我的迷糊，所以，一向写来的信总是左弯右拐、牵丝拉线以供老师恢复记忆，就怕我记不得她们，这回彦晏也是。她说：
“我是世新中文第一届的曾彦晏（XDDD有跟若霜去拜访过老师的那个人）。”
吊诡的是，我虽然迷糊成性，但脑袋自有一套特殊记忆，她是否曾与同学一起来访，我已然忘得一干二净，但我对她的印象其实不必仰赖她的同学。于是，我即刻给她写了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