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一生，主要从事讲学和著述。他曾两次入齐，三度担任稷下学宫的祭酒。他还到燕国游历，到秦国进行政治考察，并向秦昭王讲说儒家“王道”的政治主张。随后，他返回赵国和临武君议论兵法，认为应该兴“仁义”之师，争取民心。后来，他接受楚国春申君的邀请，入楚担任兰陵令。春申君遇刺身亡后，荀子也丢官，从此定居兰陵直到终年。当时，荀子的名气很大，不少人投拜门下，弟子中数韩非和李斯最为杰出。苟子的传世之作是《荀子》三十二篇。
（一）荀子是先秦唯物主义思想家
战国后期，封建制度已在各诸侯国稳固建立起来。结束分裂割据，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成为不可拦阻的时代大势。荀子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在意识形态领域，自觉地担当起综合“百家”的任务。苟子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都有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正是在分析、批判诸子思想的基础上，荀子扬长避短，逐渐丰富充实了自己的思想，建立起一个规模宏大的学术体系，成为先秦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荀子自称儒家，以孔子继承人自居，他对当时子思、孟子等儒家门派都有批判，他不同意子思、孟子“法先王”的主张，认为孟子宣扬“性善论”是歪曲孔子学说，甚至指斥子夏、子游之流是“贱儒”、“俗儒”。他批评墨子，非难其兼爱平等的观点，但对其“尚贤”主张有一定继承，对墨子后学中认识论和逻辑学方面的成果，更是予以吸收。他批评自己的老师宋研“见侮不辱”、“情欲寡少”，同时，吸收了宋研关于“气”的学说，从而使自己的天道观建立在唯物主义的“气”本体论基础上。应该看到，荀子学说的博采众家之长的特点，正是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积极向上的思想风貌的体现。
荀子建立了一套唯物主义的天道观。他反对殷周以来有神论的天道论，不相信宇宙受着一个有感情有意志的神的主宰。他说，日月的照耀，众星的旋转，四季的更迭等全是自然现象，依照一定的规律进行，“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与人事根本无关。他进一步提出“天人相分”的命题，指出自然的“天”是没有意志的，它不能主宰人类的命运。至于自然界出现的变异现象，无非“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像日食、月食、风雨不调、彗星、流星的出现，每一个时代都会发生，禹的天下和桀的天下都免不了，但禹却能修治天下，桀只能扰乱天下。可见，政治的成败，人事的好坏在人而不在天。他指出只要人们注意发展生产，生活节俭，那么，“天”就不会使之贫困；只要人们注意饮食营养、经常锻炼身体，那么，“天”就不会使之害病；只要人们顺应事物的自然规律而行动，那么，“天”也不能使之遇祸。更可贵的是，他提出了与其“从天命而颂之”，宁可“制天命而用之”的主张，认为人类能够掌握自然规律，并以此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这“人定胜天”的思想，把古代唯物主义自然观推向了一个高潮。他的“天人”思想，对两汉时代的哲学思潮有着深刻影响，对后代中国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作用。
（二）荀子的“性恶论”思想
在社会政治思想上，荀子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兼收法家的政治主张。他针对孟子的“性善”说而提出“性恶说”，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而“善”则是后天人为的结果。“人性”就是饿了想吃饭，冷了想取暖，劳累了想休息，愿意得到好处而不愿意受损害。基于这样的“人性”，人类社会就产生了：人人都有各种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追求，如果追求时没有人、己权益的界定、没有适当的分寸，就会产生争斗，一有争斗天下就乱了，一乱大家就都陷入困境。于是，圣人就出来申明礼义，教化百姓，建立法律，治理天下，施行刑罚，使人们不敢为非作歹，这样，天下就安宁了，就符合“善”了。如果说，孔子“礼治”的思想中，已颇有“法”的意味，那么，苟子明确地将礼、法相区分，一方面强调礼义教化的重要性，强调对人们进行思想教育，一方面则主张严刑峻法治理天下，认为没有法治，天下就会大乱而不可收拾。荀子指出了“礼”、“法”作为统治手段应该互相补充，缺一不可。事实上，他已为后代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制定了大方略。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除了最初的秦王朝忽视了“礼教”的软的一手，其他王朝无不“王霸杂用”。只不过，他们不像荀子那样公然宣称要把礼义教化与强有力的刑法结合起来，而是打着“孔孟”、“仁义”的幌子，掩盖自己对天下百姓的专制统治和压榨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