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功能内涵是随着大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公元11世纪，在博洛尼亚大学等世界最早的大学建立之初，大学没有今天的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诸多功能，它似乎仅仅是一个谈天说地、海阔天空的地方，人才培养的目的很微弱。直到19世纪初德国人洪堡先生创办了洪堡大学后才赋予大学科学研究的功能，大学才真正有了科学精神的内涵。1862年，美国国会颁布了《莫雷尔法案》，授权政府通过赠地资助各州建立农业、机械等实用专业，培养实用人才，并最早在威斯康星州实施了这一法案，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由此诞生。这是高等教育发展演变的过程。2011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文化传承因此成为大学的第四个功能，并业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界接受认可的观点。这是继欧洲人和美国人之后，中国人对大学功能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当然，这一观点还需要我们的教育家们进行深层次地理论阐释，争取成为全世界普遍认可接受的观点。
虽然经过近千年的发展，人们对“大学要干什么”这个问题有了越来越清晰和丰富的认识，但具体到某个时段、某个国家、某个学校，在大学的功能定位上仍然存在着忽左忽右的现象。就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等教育来讲，我们会发现，60余年来有两种理念在其中交织而行：一种是要恪守“大学就是学术殿堂”“大学是学术共同体”诸如此类的理念，认为大学就是探索未知、钻研学问的地方，大学就是象牙塔，大学生就应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另一种则是大学必须与社会紧密地结合，为社会服务，满足社会多种需求才是大学存在的根本价值。
大学的这两种观念不仅表现在个体认识上，而且还体现在国家政策层面。记得我在复旦大学上学时，有位很有名气的教授，曾说他所研究的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诸多问题与当下的“四化”建设没有多少关系。虽然我们明白先生此言有些“赌气”的味道，其实是说给那些今天识了几个字、明天就想暴富的功利之徒听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学教授的研究不可能与“四化”完全没有关系，至少也应算作是文化建设的内容或成果，但从中反映出两种观念在认识上的不同。新中国成立初期，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与毛主席畅谈学问，临别时毛主席送了金先生一句话，就是让他多接触接触社会。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有位文史大家叫童书业，这位先生在给学生上完课后竟然找不到自己的家在哪里，跑到派出所求助，让民警送他回家。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些学者大概就是第一种理念的忠实践行者。
在国家政策层面，这两条线索的交织也是清晰可见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强化了高等教育应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理念，一度把这种理念推向极致，曾经在江西省成立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教学方式以半工半读为主，坚持面向农业、面向生产、面向基层的理念，直到1980年才更名为江西农业大学。“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早稻田大学”，农林口的大学基本上从城市搬往农村办学，直接融入农业生产。1964年，面对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刘少奇同志曾明确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实际上就是上述的两种教育理念。由于在深入社会、服务社会的这条道路上走得太猛，似乎又偏离了大学应有的轨道。“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总理曾指示一些高校可以招一些研究生，单纯从事学术研究，也培养出了不少人才。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秉林先生就是这一政策的受惠者，这一做法应该是对第一种理念的回归。改革开放以后，高校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生态，同时也在不断地调试、调整，以适应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赵紫阳同志提出了“高等院校要同生产单位建立科研、教学、设计、生产联合体”的观点，与今天我们所强调的产学研联合的内涵基本一致。20世纪末，国家决策层接受了经济学家汤敏等人的主张，进行暴风骤雨般的扩招，似乎与刘少奇同志当年提出的“两条路线”的观点和理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梳理中国高等教育走过的历程和办学理念的发展演变，今天我们难以用对与错来评析两种理念的交织运行。从学理上分析，上述现象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适应论”，若失去社会服务的功能，大学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犹如舞池中一对翩翩起舞的恋人，相依相爱，一刻不能分开；二是“回归论”，大学就是大学，大学就是研究学问、探究未知、求索知识的殿堂，就像一只独自觅食的白鹤，优雅的动作之间保持着自己的一份高贵与淡泊。看来，我们真需要回到原点，重新认识“什么是高等教育”这个问题了。
只要高等教育存在，上述争论也许会一直存在下去。今天，重视实践教学业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界的共识，这种认识倒不是来自对上述教育理念甄别、讨论、辨析的结果，也不是对新瓶装旧酒的质疑，因为一种新思想的出现是何等的不易，我们可以梳理出从孔子开始至今到底产生了多少新的教育理念、新的教学方法。事实上也没有多少。前些日子翻阅了一本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感触颇多，其中一些理念正是我们今天所提倡和践行的。比如，毛主席在视察天津大学时提出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同生产劳结合起来。除了群众路线外，其他两点也是今天举办高等教育最主要的东西。现在的情况是“不是理论创新急，而是形势逼人紧！”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每年庞大的大学毕业生涌向就业市场成为悬在高等学校头顶上的一把利剑。通过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从而使学生容易找到工作。事实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这些年来，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正是秉承这样的理念，争取为每一个孩子搭建实践锻炼的平台，例如，学院每个专业都创办了提供学生练笔、练手的刊物，并坚持了十几年的时间，在校园中产生了一定影响。这套丛书即是从这些刊物中遴选的学生作品结集而成，既是对学生成果的展示，也是对这项工作的总结。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家长送孩子来大学念书，基本上是冲着孩子未来就业而来的，每年新生报到时，总能看到家长们提箱携眷、忙前忙后的身影，一些家长为了省钱，舍不得买瓶矿泉水而爬在洗手间自来水管上饮水，令人有一种难以说出的滋味！此情此景，我们这些大学里的园丁能做的，也是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待学生好一些，再好一些。
是为序。
杨蕤
丙申惊蛰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