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理论工作者，经常会收到各地信任的作者惠寄的文集、杂志、民刊等资料，本人自是对这份信任非常感谢。但是，很多人写地址时还是会把“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写成“诗歌研究所”之类，虽是不起眼的疏忽，也没耽误邮件的寄达，但里面透出的信息让人不安。
诗学研究是文艺理论的主要线索和支撑，它要面对的是文学的文学性，而对一般的文学作品的评论并不是它主要的对象。“诗学”绝不能被肤浅化地理解为“诗歌评论”。在学术界，评论的分量往往低于研究，诗评写多了，会被严肃的学者认为是学术能力不足和无法沉潜。因此，我很少为人写评论，即便写，也仅仅是把文本当做我的诗学理论的材料而统摄之。试想，一个理论工作者没有自己强大的本体论体系，而仅仅是就事论事地将文本内容复述一下，展开一下，这样的文章，不让人笑话还能如何呢？这些年，很多诗人会自己写点儿随笔式的评论和感悟性的文字，但大多没有理论密度和深度，往往流于印象式的感受，对诗歌美学的流变和前沿缺乏起码的认识。极少数诗人兼批评家的文章，能够将美学与历史结合起来。这方面比较可信的有周伦佑、欧阳江河、臧棣、王家新等，很少很少。多数诗人的文章，只能算是其文本之外的边角料，有些里面不乏模糊的意识，但由于没有理论的支撑，只能强词夺理地“我觉得如何如何”，或是将所谓“天才论”泛化、神秘化。在学术上，“觉得”是不管用的，你觉得，我还觉得呢，对吧？但凡诗写到一定层次的，才华应该说都是差不多的，天才毕竟是极其罕见的。
再比如，中国式解构的后现代诗歌，其主体往往知识并不很多，甚至很是无知。而在后现代源头的美国，几乎所有的后现代诗人都有很深的文化背景，大多在大学做教授，即便雷克斯罗斯这样不在大学系统的诗人，他依靠勤奋的自学，居然成为美国最有学问的几个大诗人之一，掌握了十几种外语。不久前，我还通过他翻译的法语诗发现了一个与马拉美同时代、但在国内所有法语诗歌选集中都不见踪影的大诗人。得先有文化，才有资格反文化。你连幼儿园也不懂，你的反文化只能是笑话。弗罗斯特一生务农，可是你看他不多的文章，那里面的见识，可绝不是没有文化的人所能够得着的。
诗人朋友们，别急着抒发你那一点儿可怜的小悲哀、小布尔乔亚，多开阔开阔视野，多学点儿东西，向生活也向书本，这些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都是财富。我不信任没有文化的诗写者。文化和受教育程度自然有关联，但也不是绝对的，通过自学，你不是博士，也可以有文化。周伦佑、欧阳江河，据我所知，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可是他们通过自学，掌握的知识可能比一般的博士还丰富，再加上其丰厚的人生阅历的积淀，所以诗歌和有关诗歌的思考都达到相当的深度。比如周伦佑，新时期这30年的汉语诗学中，如果说仅仅有两个诗人有自己的本体论体系的建设，他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不客气地说，就是本人。这方面，欧阳江河还次之。欧阳江河虽是真正少数的大诗人，但他懂得尊重学问。记得在北京时，他送给我两大册海伦·文德勒的原文著作，还与我一起选了一些篇目，让我翻译研究，这种信任和尊重，更显得他的修养和专业意识。
我但凡与人相交，人品上乘，彼此合得来，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则。但是如果是诗人，我会“考察”一下他关心什么，读些什么，如果哪个说“他家里没有书”，就会给我很不正常的感觉。结果，回头一看他的文本，天啊，哈哈，饶了我吧！
还有一次，在夫子庙一个特价书店遇见一个女性书写者，她给儿子买外国文学名著，居然专挑一些不知名的出版社的那套烂书，还说“便宜”，当妈的便宜了，当儿子的可就亏了。那是名著，不是看热闹玩的，不但要看什么社出的，还要看是谁翻译的，甚至责任编辑是谁。是草婴的，还是汝龙的平明版，你得看看。小小一个细节，完全破坏了本来尚存的对这位轻盈得像一个形容词的女性书写者的一丝好感。没文化，你想她还能干出些什么呢。而越是没有文化的人，越是缺乏敬畏之心，他绝对不会尊重你。
我家大哥永平，高中毕业，可是他读的书比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多，坦白地说，他当兵那些年读的外国文学名著，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读全。大哥的生活经验远比我要丰富，这方面不成问题了，他缺的是技巧，是文化知识，可是他懂得尊重人，像我这个老弟，我们谈问题时我会毫不客气，不顾及他的一点儿面子，他也会接受。大哥不停地看我的书，看了大量的文本，也读理论书，我的博士论文，我导师罗振亚的专著，郑敏的专著，陈超的书，他都看，认真地看。我相信，这就是在积累实力。这样的诗人写出来的东西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