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还很小，还不到上学的年龄。对于一个处于蒙昧状态的孩子来说，世界是陌生而新鲜的，也是令人感到惊悸不安的。平时我总在灶间，因为妈妈天天在这儿，这儿是最安全的，起码不用看别人的眼色。
不知为什么，我早早能看懂别人的眼色。对于这个世界，记忆的开端是一个眼神，说不清我有多大，可能刚刚会走路，在模糊的记忆里，我走近一个女人，她坐在矮凳上，手里端着一只大碗。我仅仅是站在她跟前，并没有什么意图，可能我的脸上还带着傻傻的笑。不料，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种眼神，我至今还记得，里面含着厌恶、警惕，还有些许的轻蔑。这是世界给我的第一本教科书。
我看到了世界对我的不欢迎。也就自然而然学会了和它保持距离。
白天，我常常一个人游荡在茫茫草原上。累了，就睡在苏鲁花丛里，那时，我的个子很小，甚至低于一棵草。夏天，茂密的草丛几乎能掩住我小小的躯体。每天傍晚回家，妈妈在灶间做饭，我就拌在她脚下，尽管她常常嫌我麻烦而呵斥我，但我还是喜欢这里，唯有在这里，我不要手足无措地面对这个世界。兄弟们已经学会用刻薄的腔调嘲笑我是个磨锅台的料。的确，一个沉默寡言，举止羞怯的孩子身上，看不出任何的天真可爱，也看不出任何的天赋。其他孩子擅长唱歌、跳舞，他们的父母也常常引以为骄傲，众人面前，孩子的表演赢得了啧啧称赞，父母也觉得脸上有光。我没什么本事能让父母面上生辉，就经常圪蹴在灶间，拨一拨炉膛，看橘红的炭火从炉子里掉下来，迅速变暗、熄灭。起初，它们多像天上的太阳啊，到了熄灭的时候那么凄凉，比苏鲁花凋谢更凄凉。不到六岁，我已经会干简单的家务活，比如烧开水、熬米汤。这是一项不需要什么技能的活儿。只要锅里的水一开，往里倒半碗米就行了。赶车的老王不相信我会做饭，就盘问我，水开了是个什么样子？同龄小伙伴们大多摇摇头，但我知道，水面上咕嘟咕嘟冒起泡泡就代表水开了。
很多个下午，妈妈从地里劳动回来，用头巾打打衣裤上的灰尘，洗洗手脸就可以坐在小板凳上喝香喷喷的米汤了。这时，她会很慈爱地说：“我娃长大了。”我多么盼望快快长大啊！童年的生活那么长，那么寂寞。每天早上，妈妈出门的时候告诉我，太阳落山的时候，就会回来。我望一望太阳，它斜挂在半天，一动不动。感觉好长时间过去了，又望一望，它还是一动不动，拿钉子钉在了那里似的。我每天盼望着太阳快快落在祁连山的背后。当金色的阳光铺满草滩，我的手和脸上也被染成轻金色的时候，妈妈就下班回家了。
妈妈就是我的家，只有在她的怀里，我是安全的、放松的。
后来，奶奶也来和我们一起住，她是那么老，腮巴是瘪的，脸都快挂不住了。手上尽是青筋，还布满了褐色斑点。我不喜欢她身上的气味，说不清的感觉，好像是一种衰老的味道吧，就像门前的地窖里，那些胡萝卜和大白菜烂了发出的气息。每次经过她的身边我总要屏住呼吸。
奶奶很爱热闹，家里常常聚了很多人，多数是女人。她们在一起纺羊毛织毛衣、缝裤子补袜子，说长道短，很是愉快。
一天，不知谁拿来一碗黄豆，奶奶就叫我到灶间炒豆子。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多么想让大人们注意到我，夸赞我能干。
金黄色的豆子在铁铲子的指挥下欢快地跳跃，房间里渐渐升起炒豆子的香气，这是一种充满人间烟火的，让人欢悦的气息。有几颗豆子蹦出了锅，在漆黑的灶台上蹦跶了一阵子后，停了下来。我的腮巴里早已经噙满了口水，看着那些蹦出锅的豆子，我想，它们是不算数的，应该可以被我吃掉的吧。
我刚刚把一颗豆子放进嘴里的瞬间，门帘子一挑，奶奶进来了。
“偷吃！”她怒吼。劈手抢过铁铲子。我被奶奶拉到外屋，在众多眼睛的注视下，她开始指责我嘴馋，害了馋嘴痨，并刻薄地说，好吃成这号，看将来谁要你呀！我并不明白“没人要”的含义，但是，众人的目光仿佛像一簇簇箭头，直刺皮肉，我感到了疼痛和羞耻，可是又无处可逃，只好站在人们围成的圆圈当众接受目光的翻阅和审视。
我记不清那些细节了，也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记忆有意识地删除了这一段。
后来，妈妈知道了这件事，专门煮了一碗豆子。她把香喷喷的豆子放在炕桌上，对围坐在炕上的兄弟姐妹说，今天这碗豆子要我先吃，因为我最乖、最听话、最能干。我从来没有被人如此隆重地夸奖过，良久，我捏起一颗金黄的豆子小心翼翼地放进嘴里，分不清那咸咸的味道究竟是盐水豆的还是我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