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以写山水田园诗著称，但写起讽喻诗来，也毫不逊色。他的《洛阳女儿行》，描述了一位贵族妇女的生活，她的容颜看上去十五岁左右，她丈夫家境富有，骑着美玉做嚼子的骏马，优哉游哉，她吃着侍女用金盆送上的鲤鱼等美食。她们家拥有深宅大院，“画阁珠楼尽相望”，园子里被红桃绿柳美化得如同花园。她乘坐的是绫罗作帏的香车。她的丈夫少年得志，轻浮狂傲。她们过着富人间相互来往应酬，歌舞嬉戏，轻浮放纵，纸醉金迷的生活。
在十分铺排地描写了这位贵妇人奢华的生活与空虚的内心后，王维笔锋一转，以贫穷家庭的女孩子与这位贵妇人做了鲜明而深刻的对比，也发出了跨越时空的心灵叩问：“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越地出美女，越地的美女因为家庭贫贱，只能在江边浣洗棉纱。在这里，贵妇人的生活与浣纱女的际遇，简直有天壤之别。
描写贫富差别以及穷人内心酸楚的诗很多，王维的《洛阳女儿行》算一首，宋代张俞的“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算一首，唐朝秦韬玉的“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贫女》）算一首。还有很多很多。
如果将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杨玉环的生活与贫贱的越女比，那更会让人欷歔不平。
客观地讲，人类自形成社会之后，贫富便存在，差别便存在，贫穷者贫贱者的失落感、苦闷感、不平感便存在。用一句“文革”时时髦的话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甚至于客观规律。
中国历代的文人尤其有较大成就较大影响的名人，之所以写了许许多多描写贫富生活状况，揭露贫富差距的诗文，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人民性，他们同情贫苦百姓，并对富人、贵族的盘剥、骄奢持批判与否定态度。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在以怜悯穷人为由头，悲悯自己多舛的命运，宣泄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和仕途的坎坷艰辛。
中国的封建社会，皇权高高在上，臣民们是不可以随便议论朝纲朝政的，对社会制度、社会现状是不可以批评的，对自己的不平遭遇，也是不可以随便发牢骚表达不满的。但文人们又极有头脑，极有思想，因此怨气也极浓极多。怎么办？只有以别的方式，比如以同情受苦之人的方式表现出来。
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贵妇人们过的生活大抵都是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最为奢华时髦的生活，而贫贱的“越女”们，则过着最为简单寒酸基本的生活，看孩子，喂牛喂羊，浣纱下地。极为贫穷的，连裤子都没得穿，只能窝在家里。
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皇帝皇族们，外戚宦官们达官贵人们大抵呼风唤雨，要雨得雨，要风得风，风流潇洒，自由驰骋，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在皇权制所提供的空间里，淋漓尽致地玩弄了权术，表现了才能。而命运不济的士子文人，则过着躲避朝廷迫害、颠沛流离、贫寒寂寞的生活，或者去归隐山林，遁入空门。
如今的社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时期，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时期。如今的中国，也是贫富差距极大的时期。贵妇人们的生活方式如何，奢华现代化到何种程度，我们已不难了解。因为影视的发达，资讯的发达，让身居下层、藏于山林的人也能了解富人们在如何挥霍金钱，享受生活。那位洛阳女，包括历代的皇后皇妃们，与今日的女大款或大款的女人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比。这种不可比性，不单单是时代的相对差异，还有经济实力的绝对悬殊。而如今的“越女”“养蚕女”“绣女”们呢？浣纱的有，养蚕的有，做绣工的有，务农的有，进城打工的有。总之，他们同古代的贫穷女一样，在出着苦力，做着劳工，凭自己的双手维持着最为基本与简单的生活。城市浩如繁星的灯海里，没有她们的一盏。相信她们的内心，也有着极度的悲凉、不平与愤懑。
与古代不同的是，假如今天的“越女”们果真“颜如玉”，那她们大约不会甘心于“浣纱”了。她们会干什么呢？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上学、进城，摆脱落后封闭的环境，摆脱自己悲苦的命运。她们会去做模特，去工厂做工，去公司上班，最不济，去当保姆去饭店当服务员。一定数量“颜如玉”的“越女”，她们的选择是当二奶，当坐台小姐，甚至更为不堪。这大约是转型时期社会的阵痛，或者说是社会发展中难以避免的现象。总体上，今日的“颜如玉”以及颜不如玉的“越女”们，较之唐代，境况还是得到了大大的改善。王维如果生于今日，他会有新的更多的不满，但对于“贵妇”与“越女”的差别，估计不会再发表再多的意见。
2008.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