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特别畏祖敬祖，不但祖宗之法不可变，祖宗的器物、遗物也是宝贝，要珍惜爱惜，要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毁损、丢弃祖传的宝贝或者废物，是要遭受谴责的。日子过不下去，快揭不开锅，有卖儿卖女的危险了，不得已将祖传之物顶了抵了卖了交换了，也有深深的罪恶感，也要被别人说三道四，戳脊梁骨。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被西方列强欺负得很惨，中国丢失了大片大片的土地，中国赔偿了几万万两的白银，中国的许多宝贝也被一件一件、一批一批地偷走抢走运走，倒腾到了国外。中国人痛心过土地，痛心过银子，但最为痛心的，是祖宗之物——宝贵文物的流失。清朝的皇帝，以及其后的官员、政客、文人、墨客，哭祖庙时，忏悔最多，最为沉痛的，当是丢失了那些字画、青铜器、玉器以及证明我中华民族几大发明的各种值钱不值钱的劳什子，内心深处遗憾的，也当是没将那些宝贝揽入自己的怀中，没留给自己的嫡传子孙。
中国人中，也有将祖宗之物看得不那么重要的，或者说是能够正确对待的。比如先后活跃活动于中国西南、西北，建立了西夏国，先后与宋辽、宋金对峙达190年的党项民族，便是这样的人。虽然西夏亡国后党项民族逐步融入了其他民族，留下的，存于目前的，只是似是而非，谁也说不太清，证据不很充分的，已经在血缘、文化等方面有重大变异的所谓遗民。但党项民族在其强盛时，在其立国时，是十二分大气的。
《辽史·道宗纪》记载，“三月……乙未，夏国李秉常遣使献其父谅祚遗物”。
夏国的皇帝谅祚死了，对于党项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悲痛的事情。按照汉族的习俗，悲悲切切、轰轰烈烈、吹吹打打地送完了葬，皇帝的遗物，有的要供奉起来，有的要分给子女，当作纪念之物、传家之宝留存起来。皇帝的遗物，包括普通百姓的遗物，毁弃了、送人了，那都是不孝不敬之举，是万万使不得的。可党项人，皇帝死了，继任的皇帝秉常向邻国告哀了，丧事风风光光地办了。接着，他于日理万机中，将先皇的遗物，选取一些送给辽国的皇帝了。虽然都是中国人，但在当时，毕竟还有异国的概念。
党项人为什么要将故皇帝的遗物送给别国的皇帝？我想，并不是那些东西没价值，不重要，国再穷，穷不了皇帝。皇帝所用所收藏之器物，一般是价值连城的。当然，也并不是已故皇帝的继任者以及他的众多子女亲朋不喜欢这些器物，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不喜欢珍宝的是傻子，而皇帝后裔，傻子不多。他们之所以将皇帝遗物送给别人，送给比自己国力雄厚国家的皇帝，是要表现一种姿态，一种臣服的姿态，表达一种继续友好相处的意愿，一种寻求支持的要求。
送皇帝的遗物，比一般性的纳贡要来得更为真诚，更为悲壮，更为恳切，也更为有效。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作出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
在对待祖宗之物上，汉人似要小气一些。因为保留保护祖宗之物，耽误了什么事似乎也在所不惜。如果祖宗之物落入别人之手，那就不惜倾家荡产也要将其弄回来，能要就要回来，要不回来就买回来，放在别的国家，好像很丢我们的面子。我们这个民族，所背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豪感的包袱太重了，阻碍了民族的轻装前行。我们应该向自己的同胞，向党项人学习，把那些地上的，地下的，各色各样的被称之为文物的劳什子看轻一些。应当致力于创造，致力于未来，而不要沉湎于过去。
党项人送皇帝的遗物给别人，给全体中国人上了很好的一课。不知今天的人对于党项人此举会有怎样的评价。其实这评价对党项人已不重要，他们已基本不存在了，只对现存的中国人重要。
读史并不一定使人明智，这要看什么人读史，读什么样的史，怎样读史。杂文家王重旭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持此论，他以为毛泽东老人家把《二十四史》看了好多遍，三百万字的《资治通鉴》看了十七遍，但看出的结论是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基本同意王先生的观点，但我以为，历史是多少要学一点的，历史的经验也有必要有条件、有选择地予以借鉴。党项人的做法，窃以为有可取之处，值得我们研究与思考。
2007.1.27